序一

美国独立后便将自己标榜为种族平等的乐土，沉浸于捍卫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宏伟叙事之中，并将全世界的其他地方——甚至欧洲——建构成埋葬自由、冷漠无情、无视基本人权的野蛮之地。如刻录于纽约自由女神像底座上的献辞所张扬的那样：

把你们疲惫潦倒的穷人，

渴望自由蜷曲的芸芸众生，

被挡在你们海岸的不幸者，

还有无数无家可归的人啊，

都随暴风雨送来吧！

我在金门外为他们举起火炬。

毋庸置疑，诗人昂扬的理想真诚动人，吸引无数欧洲人劈波斩浪，跨越大西洋蜂拥来到美国。伴随淘金热的兴起，大量华人和其他亚裔自19世纪中叶登陆美国，寻找生计。结果，亚裔们很快就发现，立足于白人优越论的美国政治和文化话语，他们无时不是被“主体”来认识、评价、判断、审视的文化和种族“他者”。用萨义德的话说，亚裔“被当作一个整体……被主流学术思想限定于客体的地位，在西方的审视下被永久地冻结了”。具体而言，对亚裔的歧视“冻结”在了美国大众的文化心理深处，而亚裔也被“冻结”成了“失语的他者”（silent other）。久而久之，亚裔，尤其是华裔，成了一个寂静、被动、永远失语的认识客体，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显得残缺、羸弱、幼稚，不仅失去了与白人对话的身份，而且成了一个白人优越论话语可以在其身上实现其计划和企图的对象群体。

一边是掷地有声的言论自由，一边是令人窒息的逼迫消音；一边是旌旗猎猎的大熔炉话语，一边是肆无忌惮的种族歧视；一边是催人奋进的宏大叙事，一边是令人义愤填膺的东方主义操作……这就是美国政治、文化和种族话语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鸿沟两边鬻矛誉盾的种族不平等悲剧天天上演。概而言之，美国政治和社会理想的高谈阔论，始终未能穿透皮肤颜色的厚度和对“人”的概念的界定。

在美国的种族主义话语中，白色是完整的，非白色是残缺的，白色的可完善性反衬的是非白色的邪恶性。美国在她几百年的文化-政治-文学历史中，精心建构的就是种族差异。在大众的文化心理和情感世界里，人种的差异首先显现于肤色的差异。于是，“黄色”——也包括“黑色”和其他肤色——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所指，而是在一番东方主义操作后，变成一个文化和种族符号，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内涵的能指，一种旨在强化从属和统治关系的态度和观念。

所有超出颜色本身以外的超能指内涵和外延，成了大众文化诡谲怪诞的“常识”。正如霍米·巴巴分析的那样，肤色“作为塑造卑劣形象的文化和种族差异的重要能指……在一系列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话语中，（最终）被接受为‘常识’，并在殖民社会的种族戏剧中天天上演”。肤色“他者化”成了文化“他者化”的前奏和核心。于是，充斥在政治和文化建构中的“黄色”，就不再是一种事实性的客观描述和人种区分的表征，而是和其他肤色一样，具有了成为“白色”的反面的唯一性。“白色”渐渐成为“中心”，而“非白色”则处于边缘。通过建构和对比，“白”与“非白”之间倏然具有了典型的解构主义的哲学内涵，即“能指”与“所指”断裂，“表象”代替了“本质”，“符号”取代了“内涵”。

如福柯在《有序世界》中精辟指出的那样，美国的种族主义话语着眼于可见的肤色“差异”，并围绕这个“差异”不断建构，最终将“差异”变为貌似客观真实的言说，即，与“白色”的差异就是与“本质”和“纯洁”的差异，因为“可见的”差异“已经通过语言的描述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意义，其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建构者）使得人们可能看见什么，而在于他们隐藏了什么，更在于通过这个消除的过程，又允许什么浮现出来”。无疑，美国种族主义“隐藏”的是支撑东亚文明和亚裔的文化品格，消除的是亚裔的精神内涵和普遍的人性。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经人本主义和古典哲学，坚信人存在的前提和本质是理性主义，因为人是具有主体意识和自由意识的主体，也因为只有人的存在是有目的的，而自然万物只是人用来实现其目的的工具。这似乎没有什么逻辑漏洞，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人本主义思维中的人都是大写的“人”，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是理性的西方“男性”的象征，具有完整性、中心性和普遍性，它所追求的是大写的西方“男性”之下的权力关系，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压迫和控制，是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剥削。

如果说，经过种族主义的话语建构和欧美理性主义关于抽象的“人”的概念的不断经营，亚裔的黄皮肤使得亚裔在整体上遭受打压和排挤，用李磊伟的话说，就是亚裔“在社会学意义上已经消亡了”，那么，广大的亚裔女性在种族主义话语和男权制传统中的地位如何呢？汤亭亭曾在《女勇士》中道出了所有亚裔女性的心声：“我的怨恨已经凝结成一把利剑。我要拿着它，把他们千刀万剐。”她的怨恨是由亚裔女性在美国遭受的三重压迫所导致的：白人优越论之上的种族主义歧视、美国社会对所有女性的歧视以及亚裔家庭和社区里赤裸裸的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和奴役（“女孩子就是大米中的蛆。养一群鸭子都比养女孩子赚钱”）。

多重压迫导致亚裔女性集体失语，这是一个种族问题、一个文化问题、一个性别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由于这个现象始终伴随亚裔，尤其是亚裔女性的成长过程，因太过平常而变得熟视无睹。相信整个美国亚裔文学界都曾思考过这个现象，但真正将“失语”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探讨的只有张敬珏教授一人。

敬珏教授在中美华裔美国文学界影响斐然，足以令任何一位华裔美国文学领域的学者羡慕。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文风高古洗练，凤仪优雅，品格高洁，更在于她心无旁骛，潜心学问，成果累累，还在于她几十年如一日，在亚裔美国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和比较文学三大领域，纵贯横联，翻空出奇。得益于超强的学术敏锐力，敬珏教授将亚裔美国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领域的一个种族现象，幻化为学术问题，这必然令各方英杰，贵风义而企慕。

遵嘱做序，重读大作，“风骨”二字油然心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断言，“《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其大意是风为六义之首，是推行风化的源泉，展示心灵的手段。状物抒情，风为先行。推敲辞句，用语挺拔，骨为首要。情包含着风，犹如人有血气。

敬珏教授的大作开了风气之先。她书写亚裔女性“集体失语”，饱含激情，充分彰显了她的情怀和骨气。这份情怀是她作为华裔女性的情怀、亚裔女性的情怀和当代女性学者的情怀。正是她广博的情怀赋予她深邃的思想、严谨的逻辑、细致的分析、优美的文体、挺拔的文骨、昂扬的文风和玉润的文心。愿读者诸君潜心阅读这部“体气高妙”的著作时，除汲取绵绵的学术精华之外，还能充分体味敬珏教授作为华裔学者以及女性学者的文心和骨气。

是为序。

李贵苍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首席专家
2019年6月1日于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