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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前，曼哈顿工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紧迫的风暴中孕育而生。如今，它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一个迷思。华盛顿州汉福德的大型生产反应堆和钚提取峡谷，田纳西州橡树岭半英里长的铀浓缩工厂，以及数十万建设和操作庞大机械设备并严守秘密的工人，都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只留下了传说的核心：一个位于新墨西哥州高地，名为洛斯阿拉莫斯的秘密实验室，科研人员在那里设计并制造出了真正的原子弹；一个颇具魅力的实验室主任——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战争结束后，他在国际舞台上声名鹊起，直至被他的对手打倒；一架B-29轰炸机——它被不合时宜地以飞行员母亲的名字命名为“伊诺拉·盖伊号”；一座被摧毁的城市——广岛，以及几乎被遗忘的可怜的长崎。
核武器本身也几乎成了一种神秘的存在，只有在敌国试图获取它们时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被告知，新的核大国将威胁世界和平，但旧的核大国是和平的保障。年轻的学者安妮·哈林顿·德·桑塔纳（Anne Harrington de Santana）发现，核武器已经拥有物神崇拜对象般的地位；就像货币在商品相关领域中的地位一样，我们熠熠生辉的核弹头已经成为国家实力的标志：“正如金钱形式的财富决定了一个人的机遇和社会地位，核武器形式的权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机遇和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自1945年以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曾考虑过研发并拥有核武器，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使用核武器。如果真的使用核弹，高墙就会轰然倒塌。
使用原子弹的危险性是我在1978年决定写第一枚原子弹研发史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大量曼哈顿工程的相关记录被解密，这使我可以用这些文件来支撑我希望讲述的故事。）不同于现在，核战争当时似乎一触即发。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写作这部作品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似乎正在加速。我和许多人都担心，事故、疏忽或者误解将导致灾难。
苏联当时已经入侵阿富汗。在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看来，苏联将剑指阿拉伯海和石油丰富的中东地区。这是卡特发誓美国绝不会容忍的，即使这意味着核战争。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约翰·F. 肯尼迪总统用发动核战争作为威胁迫使苏联撤走了导弹。之后，苏联人就决心要扩大他们的核武库以与美国抗衡。两国的核力量越接近均势，美国右翼就越叫嚣要发动战争。1980年，美国候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开始将美国的国防预算翻一番。与此同时，他还创造了“邪恶帝国”“现代世界的邪恶核心”之类的挑衅性表述来形容另一个核超级大国。苏联当时击落了一架偏离航向，进入其领空的韩国客机，导致机上所有人丧生。1983年，北约举行了“优秀射手83”军事演习，演习预演了核战争爆发，政府首脑也参与其中。这次演习差点把病重的尤里·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苏联领导层吓得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尽管这些事件令人不安，我仍很难相信像人类这样一个聪明、适应性强的物种会主动自取毁灭。但现实是，人类已经主动制造出了这种自我毁灭的手段。我想知道，在一切开始之前，也就是第一批原子弹摧毁广岛和长崎并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本质之前，是否存在一种不同的道路，一种不同于美国和苏联所踏上的道路。为什么在只需要几枚核武器就能毁灭彼此的情况下，美苏两国还要拥有超过七万枚核武器？在核武器使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军事冲突变得具有自杀性质的情况下，为什么两国在冷战期间的主要关系仍然是军事对抗？另一方面，为什么除了对骂和威胁，自长崎以来就不再有一枚核武器在怒火中被引爆？在我看来，如果回溯到这一切的开始甚至这一切开始之前，回溯到那个释放原子核中潜在的巨大能量还只是一个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物理问题的时代，或许我能重新发现那些被遗弃的道路。如果这些道路能够重新得到关注，或许人类就不会被核毁灭的威胁所笼罩。
这些替代的道路确实存在。和很多前人一样，我发现它们就在眼前，但被视而不见。通过将它们置于这本书的中心位置，我希望它们能够重新得到关注。《横空出世》已经成为曼哈顿工程的标准前史和正史。它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我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很多政府人士那里获知，这本书被各国的军政要人广泛地阅读。通过这种方式，这本书对全面认识核武器的矛盾提供了助益。我此处指的矛盾并非核威慑的矛盾，后者是哈林顿·德·桑塔纳描述的物神崇拜式的妄想。我指的是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首次明确表述的矛盾：尽管核武器是各个国家的财产，各国声称它们有权持有和使用核武器以捍卫其主权，但核武器的无差别毁灭能力使它们对所有人都构成了共同的威胁，就像一种流行病一样，超越了国界、争端和意识形态。
这本书中纳入了很多曼哈顿工程之前的历史，包括从19世纪末放射性的发现到1938年底纳粹德国发现核裂变的这段核物理学史。部分原因是作为一名外行，我认为要想理解原子弹的革命性，我必须了解相关的物理学，而且我认为读者也希望如此。我在大学期间只上过一门物理课，但我在那里了解到，核物理几乎完全是一门实验科学。这意味着导致原子弹诞生的发现是在实验室中对一个个物体物理操作的结果：将辐射源放入这个金属盒，插入样本，使用这种仪器测量，得到这个结果，如此等等。在掌握了这些术语后，我就可以阅读该领域的经典论文，想象这些实验的操作过程，进而理解这些发现，至少理解它们被用于制造原子弹的原理。
后来，我意识到回顾核物理的历史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使人们不再天真地相信，当核裂变被发现时（在纳粹德国！），物理学家们本可以聚在一起达成一致，同意严守这一发现的秘密，从而使人类免于背负核武器的困扰。但这绝无可能。从截至1938年时的核物理学发展进程来看，核裂变的发现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当时都在努力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无意去探究由此衍生出的一种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内核。只有一个人在认真地看待这种可能性，他便是非凡的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除非让物理学停止发展，否则你不可能阻止这种可能性。即使德国的科学家当时没有做出这一发现，英国、法国、美国、苏联、意大利或者丹麦的科学家也几乎肯定会在几天或几周内发现核裂变。他们都在研究同一个前沿领域，都在试图理解用中子轰击铀这一简单实验得出的奇怪结果。
电影导演和其他一些天真幼稚的人或许仍然觉得难以想象，但这里并没有浮士德式的交易。不存在什么高尚的科学家试图向政治家和将军们隐瞒的邪恶机器。相反，出现了对世界运作方式的一种新认识，这运作方式是一种比地球还要古老的能量反应，科学最终设计出了能够诱发这种反应的工具和方式。路易·巴斯德在他的学生准备记述他们的发现时曾建议他们：“让这些发现看起来不可避免。”核裂变的发现的确不可避免。希望它被忽视或者被压制都是野蛮的行径。尼尔斯·玻尔曾经指出：“知识是文明的基础。”你不可能两者只持其一，因为它们是彼此依赖的。你也不可能只有好的知识，因为科学方法不会过滤掉不好的知识。知识招致的后果并不总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不总是让人感到舒服，并不总是受人欢迎。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科学中深层的内容被发现并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能被发现。这是一个深刻而必然的真理。”
第一批原子弹是在新墨西哥州的高地上手工制造出来的，它们的降临震惊了整个前核世界。此后，苏联先是根据克劳斯·福克斯和泰德·霍尔
提供的情报，制造并试爆了一枚钚弹“胖子”的复制品，然后继续开发并扩展自己的大规模核武库，使其与美国的核武库相匹敌。当氢弹将核武器原本就巨大的毁灭力又增加了好几个数量级时，当英国、法国、中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也拥有了核武器时，一个奇怪的新核世界成熟了。玻尔曾指出，科学的目标不在揭示普遍的真理。相反，他认为科学谦逊但不懈的目标是“逐渐消除偏见”。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发现逐渐消除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偏见。微生物的发现逐渐消除了疾病是上帝的惩罚的偏见。进化的发现逐渐消除了智人是一种独特创造的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那段日子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类似的转折点。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第一次手握可以导致自我毁灭的手段。人类发现了释放核能的方法，并将其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逐渐消除了全面战争赖以为基础的偏见。这种站不住脚的偏见认为，世界上可以用于制造炸药的能量是有限的，一个国家可以比它的敌国积累更多这种能量，从而在军事上占得上风。在核武器变得如此廉价、便携和具有毁灭性之后，即使是苏联和美国这样好战的国家也宁愿牺牲一部分国家主权——放弃发动全面战争的能力——而不是在愤怒中被毁灭。小规模的战争仍将继续，直至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其破坏性毫无意义，进而制定出新的保护手段，构想出新的公民身份形式。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世界大战是历史性的，并非必然，是规模有限的破坏性技术的表现。在人类自我屠杀的漫长历史中，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我的中年时代是在康涅狄格州一片4英亩
的土地上度过的。这片草地完全被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所包围。保护区中森林密布，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出没：鹿、松鼠、浣熊、一窝土拨鼠、火鸡、雀鸟、乌鸦、一只库氏鹰，甚至还有两只土狼。除了那只鹰之外，这些动物都时刻保持着警觉，以免自己被捕获、撕碎和生吞。从这些动物的角度来看，我这4英亩伊甸园般的居所更像一个战区。在自然条件下，只有极少数动物的生命是终结于自然死亡的。
直到最近，人类世界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由于我们是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因此在自然界中，我们历史上最可怕的敌人一直都是微生物。大自然的暴力以流行病的形式夺走了并仍在不断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很少有人能寿终正寝。相比之下，人为的死亡——战争和随战争而至的困苦导致的死亡——在人类历史上一直以较低且相对恒定的水平存在，死亡的人数在大自然导致的死亡人数面前小得可怜。
19世纪公共卫生科学的诞生，以及技术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应用于战争中，翻转了工业化世界中的这一模式。公共卫生领域的预防措施使大自然的暴力——流行病——降至了较低且受控的水平。与此同时，人为死亡的数量开始迅速且病态地增加，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达到恐怖的顶峰。在人类历史上最暴力的一个世纪中，人为死亡至少夺去了2亿人的生命，苏格兰作家吉尔·埃利奥特（Gil Elliot）生动地将这个群体描述为“亡者之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为死亡的人数出现了骤减，急剧下降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年代的水平。自那以后，无论是在游击战武装冲突还是核战边缘的常规战争中，蓄意的暴力都持续存在，每年导致约150万人死亡。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但在1945年之前，平均人为死亡人数比这还要多100万，而在1943年达到顶峰时，人为死亡人数则是1 500万。
人为死亡之所以在20世纪成为一种“流行病”，是因为越来越高效的杀伤技术使捍卫国家主权的极端行径变得病态。释放核能的手段的发现及其在核武器中的应用显然降低了这种“病原体”的毒力。从深刻甚至可量化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70年间，这些在深层的核恐惧层面劝诫人类谨慎行事的武器扮演的是载体的角色，其中容纳的是它们能够招致的死亡，就像一个药瓶，里面装的是用作疫苗的减活病原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需要3吨盟军的炸弹才能杀死一名德国平民。按照这一标准，美国和苏联的战略军械库在冷战高峰时期储备的武器弹药能杀死大约30亿人，这一数字与世界卫生组织1984年用其他方法估算得出的美苏发生全面核战争可能导致的死亡人数非常接近。
以核武器的形式来展现死亡使其变得清晰可见，不容忽视。令人警醒的核武库时刻都在直白地提醒着我们，人类可能集体走向灭亡。在混乱的战场上，在空中，在广阔的大洋上，追求绝对的主权需要以大量的生命为代价。这种代价以前或许还可以否认或者忽视，但核武器，作为人造死亡的终极载体，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如此明显地昭示了主权暴力的后果。由于核武器没有绝对有效的防御手段，核打击的后果也就变得确定无疑。一个新的核武战略家群体在努力探索这些武器的使用方法，但面对必然升级的核打击，每一种战略都将失败。1943年，在尼尔斯·玻尔抵达洛斯阿拉莫斯，发现某些科学家的良知受到困扰时，他对他们说：“每个巨大而又深刻的难题都有它自己的解决办法。”核武器中蕴含的最极端、最不加区别的人类暴力颇具讽刺意味地展现了人造死亡的荒谬性。1945年以来的这些岁月是一次危险但不可避免的学习经历。我了解到，除了古巴导弹危机和差一点就引发核战争的“优秀射手83”演习，还有很多次核局势近乎失控的情况。
我们还将面临这样的危险，愿我们在下一次，在下一次之后也能如此幸运。或许灾难会在其他地方爆发，数百万其他国家的人将会丧生。即使身处数万英里之外，我们其他人也很容易卷入其中。2008年，一些最早用科学模型模拟1983年爆发核战争、核冬天降临的科学家开展了一项研究，调查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如果爆发区域性核战争将会导致什么结果。这些科学家假设交战双方总共只会使用100枚广岛规模的核武器，总当量仅1.5兆吨TNT——威力甚至不如美俄军械库中的某些单个弹头。他们震惊地发现，这种核对射将不可避免地以充满可燃物质的城市为打击目标，产生的火焰风暴会将大量黑烟注入上层大气，这些黑烟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从而降低地球的温度，这种影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影响的程度也会很大，将导致全球农业崩溃。学者阿兰·罗博克和欧文·布赖恩·图恩预测，将会有2 000万人因爆炸、火灾和辐射当即死亡，另外还会有10亿人在之后几个月因大规模饥饿而死亡——这一切皆是一场仅1.5兆吨的区域性核战争所致。
堪培拉消除核武器委员会在1996年发布的报告中阐释了一个基本原则，称之为“扩散公理”。简言之，扩散公理断言， 只要有国家拥有核武器，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寻求获取核武器。 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澳大利亚核裁军特使理查德·巴特勒告诉我：“这一断言的根本原因是，对全世界的人来说，公正——大多数人基本上将其解读为公平——都是最被重视的理念之一。将这与扩散公理联系起来就可以明显发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多年来声称它们有充分的安全保障，因此拥有核武器是合理的，而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则不安全，这样的尝试已经彻底失败。”
在2002年悉尼的一次演讲中，巴特勒进一步表示：“我一生都在致力于推行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否拥有核武器是一个核心、永久性的问题。”巴特勒在1997年至1999年间任联合国监督伊拉克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他在悉尼说：“在巴格达，我面临的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伊拉克人要求我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因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围追堵截，而以色列却不会，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拥有约200枚核武器。我承认，在听到美国、英国和法国声嘶力竭地反对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我也会退缩，因为这些国家自己会以拥有这些武器为傲，坚称这些武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并将继续持有这些武器。”
巴特勒总结说：“我从这一切中得出的原则是，明显的不公和双重标准，无论在某个时刻看似获得了什么强权的支持，都将导致一种深层次而且内在的不稳定局面。这是因为人类不会接受这种不公，这一原则就像物理学的基本法则一样确定无疑。”
在之后的另一个场合，巴特勒谈到了美国人尤其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双重标准。“我试图让美国人参与有关双重标准的讨论，”他说，“但完全没法成功，即使是受过高水平教育、乐于探讨问题的人也一样。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在用火星语言与他们交流，因为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在说什么。美国人完全意识不到，他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伊拉克的武器一样成问题。”或者说，和伊朗、朝鲜以及任何其他已经或将会成为核大国的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成问题。
当然，堪培拉委员会直接针对的是最初的五个核大国。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事实上已经承认了这五个国家的有核国家地位。2009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布拉格给出了扩散公理的一个推论，这个推论相当令人不安。“有人认为，核武器的扩散无法阻止，无法遏制，”他说，“他们说，我们注定要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这种终极毁灭工具的世界里。这种宿命论是我们致命的敌人， 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核武器的扩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已经承认核武器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 。”
如果我们陷入了这样的灾难，我们是否还会相信这些武器能为我们提供保护？我们是否还会像现在这样，将持有核武器看作一种对人类的犯罪？我们是否会后悔，未曾付出足够的努力，让它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我研究和写作核历史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在这段漫长的历程中，我最大的收获是产生了对自然界的深奥与力量的敬畏，以及对人类与技术不断互动的复杂性和讽刺性的兴趣。不管怎样，在过去的七十年间（几乎是我生命的长度），我们用我们笨拙的双手发掘出了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量来源，我们将它握在手中，检视它，玩弄它，掂量它，利用它，并且没有被它炸飞。当我们最终抵达努力的彼岸时——当所有的核武器被拆除，其核原料被稀释并用作反应堆燃料时——我们会发现我们将面对与当下近乎相同的政治不安全因素。核弹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弃绝核弹同样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当然，世界会变得更加透明，至少信息技术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两岸的不同在于，正如作家乔纳森·谢尔指出的那样，起威慑作用的将是重整核武装的威胁，而不是核战争的威胁。
在我看来，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争端各方会为解决争端留出充分的时间——可以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从而避免战争。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如果谈判失败，如果小规模的常规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如果双方都重新用核武器武装自己，那么最坏的情况也只是重新站在我们现在站立的危崖之上。
与所有其他重大科学发现一样，发现如何释放核能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事务的结构。
这本书试图讲述的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理查德·罗兹
2012年2月于半月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