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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成功的光环让本土的英国人得意扬扬，甚至有些期望真的与法国开战。（“真糟糕，我们竟然不能直接出击，”费希尔收起魔鬼岛的海图时遗憾地表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表现。”）资产阶级尤其沉迷于殖民战争，世纪末一幅名画就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这幅画叫《追随旗帜》（ Following the Flags ）。画面左侧坐着父亲，穿着盘花纽扣的晚间便服，手中拿着当天的《泰晤士报》。画面右侧，其他家人聚集在一起：母亲穿着蕾丝花边、斑点装饰的平纹细布裙子；女儿穿着条纹衬衫，头发用缎带扎着；儿子则穿着伊顿公学式的有领衣服和苏格兰裙。他们之间的桌上放着一幅地图，上面显示了当前帝国进行的战争，每场战争发生的地方都插着一面米字旗。两个家长读出来自前线的最新报道时，孩子们热切地移动着旗帜，评估整个世界的战术策略状况，就好像他们沉迷的不过是某种幼儿游戏，那些占领的土地只存在于想象中，死者也不过是虚构人物。英国人不仅对帝国事务充满浓厚兴趣，在帝国历史的顶峰时刻，他们也被帝国洗脑了。
这个时代，每一天每一刻、生活的每一个侧面，几乎都强调帝国的细节。从充满告诫意味的社论，到火柴盒盖子，从儿童时尚到室内游戏，从音乐厅的歌词到堂区教堂的布道，帝国主题无情而不断地鼓吹。帝国是小说的情节，是戏剧的台词，是民谣的韵律，是演讲家的灵感。整个国家似乎被特意塑造成帝国热情的模样。
比如，画中穿着苏格兰裙的男孩，在假期结束后返回预备学校时，仍然不会忘记他生来就有权继承帝国的遗产。每天的课程都在提醒他这一点。一天的起点，即学校的祷告，必定会包括为女王—女皇陛下及世界各地的臣民祈祷，还很可能会有一段关于帝国责任或者传教必要性的布道，结尾则颇有可能是一首虔诚献身的帝国赞美诗。教室的墙上挂着光辉的世界地图，最好是墨卡托投影版本，因为其他版本都无法如此清楚地用大片红色土地展示出帝国的权威；同样可能挂着航运图，它用分布世界各地的船只图标显示了英国压倒性的海上力量；另外可能还有鼓动人心的钢版印刷画，例如卡顿·伍德维尔（Caton Woodville）笔下著名的喀土穆纪念弥撒场景，或者巴特勒夫人有名的画作，再现英军在战场上的勇武。
这个早晨是上历史课吗？19世纪的最后十年没有什么软弱的国际主义。历史不仅完全以英国为中心，而且课程经过毫不掩饰的设计，给学生留下一切英国事物都具有至高地位的印象，让他们感到生在这面旗帜下乃是一种特权。还是今天上英语文学课？阿瑟·斯坦利最近出版了一本爱国诗歌选集，引言是哈罗公学前任校长加尔各答主教写的，还有什么比这本书更适合当教材呢？这本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丁尼生的一句话，“拨动一个国家心弦的诗歌本身就是功绩”，这句话倒是很合时宜。而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显然将艺术和行动紧紧绑在一起。诗集里有《英国弓箭手之歌》（‘The Song of the English Bowmen’），也有《巴福斯团的列兵》（‘Private of the Buffs’）；其中，德雷克的鼓声经年不息，沃尔夫再次在亚伯拉罕平原死去。一切都是为了不列颠和大英帝国的荣耀，正如主教晦涩的序言所言，一个帝国不是有面包吃就能活下来。 [1]
无论如何，学校礼堂仍会举行午餐会，主桌边坐着的可能是刚刚从战场返回故乡的校友，他们穿着红色衣服，大摇大摆地走过，黄铜扣子闪着光，在教师嫉妒的目光中快活地追忆过去的一切。接下来学生便要前往板球场，这里是英格兰派头的摇篮，纽博尔特的诗歌总在这里回响，就算球员不念，至少裁判员还会吟诵——
今晚闭幕战，人人屏息，全场寂静——
还有十分，胜利将临——
高低不平的球场，炫目的灯光，
还有一个小时，最后一个人来了。
不是为了有绶带的外套，
不是自私希望赛季名声，
队长拍了一下他的肩——
“加油！加油！好好打！”
晚上，学生预习完功课上床，准备裹着毯子读几页书时，手边无疑是G. A. 亨蒂的健康英国人的冒险故事，或者赖德·哈格德笔下的非洲场面，又或者只是《男孩故事》（ Boy’s Own Paper ）杂志，英国年轻人的勇气总能从中寻得共鸣，他们也总能战胜邪恶、野蛮和外来者。
在恩图曼和法绍达事件的冲击下，从早饭到夜晚熄灯，帝国对普通人的影响已经无法逃脱。帝国似乎与威斯敏斯特宫一样古老，大家觉得它们非常悠久，然而，事实上威斯敏斯特宫重建还不到50年。
这部分是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间之长，给了英国人有机的恒久不变的感觉。外国经历了政变和革命，曾相互侵略，曾有皇帝代替了国王，但英国的进程则完全不同，安静又稳定，仿佛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人类生活的典范，是宇宙自然进程的一部分。帝国自然也位列其中。在大多数人看来，要说基钦纳前往苏丹不是为戈登复仇，而是为了将非洲的强权斗争扼杀在摇篮里，那可以算是一种诡辩，乃至亵渎。萧伯纳写道，每个英国人生来就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令他们成为世界的主宰。“若想要一件东西，他们并不讲明，而是耐心等待，直到不知为何，热烈的信念来到脑海中，告诉他们，征服拥有他们想要之物的人，乃是其道德和宗教上的责任。就这样，英国人变得势不可当。”
即便是普通的帝国活动者，如在实地的普通士兵、行政官员、小商人，基本上也不认为帝国主义完全就是权力政治。帝国就在他们眼前，而且显然能够带来利益，他们也会尽力为帝国做出贡献。过去“帝国托管”的旧形象已经被吉卜林变成了更易理解的“白人的重担”：
肩负起白人的重担——
耐心而顺从，
别使用恐怖的威胁，
也不要展现出骄傲；
用公开而简单的语言，
不惜重复百遍地说清，
为他们的利益而寻觅，
为他们的收获而工作。
19世纪末，即便是英国最普通的帝国主义者，恐怕也会认同其中表达的情感，尤其会如诗中一般抱怨“你帮助的人责怪你，你守护的人怨恨你”。帝国的建设者总觉得自己不受赏识。臣民不感激，物质奖励缺乏，政治家干预，学界亦忽视他们——这些抱怨经常出现在从科多克或者基德布尔（Kidderpore）寄回的家信中，或许此类言辞反而令书写人觉得自己更加高尚。然而，抱怨生活本身却很少见。在很多帝国主义者看来，他们的生活乃是真正的事业，是一代代为帝国服务的人传承下来的。
在帝国的职业人士中，效力意识确实仍然占据主流。这个帝国的阶层经过公学和古老的大学的精确训练，已被培养为帝国的效力者，波兰裔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认为，大英帝国的子民最大的特点与其说是爱冒险，不如说是爱效力。
若身在本土的民众对帝国表现出来的是一阵狂热，那么对于身在海外真正的帝国前线的人来说，它就是永恒的魔力，投合了不同领域的职业人士的各种偏好。即便是最艰深的专长，在不列颠君主的治下也必定有用武之地。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帝国已经建立起巨大的知识、科学、人类学、战略与经济的共同体。帝国的每一处扩张，都拓宽了专业知识。前往上尼罗河地区的士兵背后，紧跟着帝国的水文学家；跟在大炮后面的，就是捕蝶网。
例如，只有在英国陆军中，军需官才能证明，用y辆驿站马车运送x数量的物资进入阿富汗需要多少骆驼，可依据公式
计算。或许也只有英国外交官在听到波斯王子说新条约上的墨点是“它脸上的痣”后，能够立刻引用诗人哈菲兹的话来回答——“为爱人脸上那点黑痣，我愿献出撒马尔罕与布哈拉。”19世纪90年代监督锡金事务的几个英国人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列出了他们关于这个国家所知的一切，包括动物和植物、历史、法律条文、民俗、地理、宗教，乃至防御恶魔伤害的蝎子符咒，以及雷布查人（绒巴族）吃的丛林野果等。
1896年担任英国驻麦什德代表的爱莲斯（Elias Ney）的作品就包括《呼罗珊的伪经铭文》（
An Apocryphal Inscription in Khorassan
）、《穿越西蒙古之旅》（
A Journey Through Western Mongolia
）、对上缅甸掸族历史的介绍，以及喀什噶尔出身的米尔咱·海答儿的作品《拉失德史》的详注译文。弗洛拉·安妮·斯蒂尔（Flora Annie Steel）1892年出版的《印度主妇全书》（
Complete Indian Housekeeper
）题献给“所有命运安排来到东方帝国成为家庭主妇的英国女孩”。这本书教导读者如何搭建营地灶台，如何制作沙锥布丁和调制给狗用的药膏，如何治疗腹绞痛的牛或者丈夫身上的汗疹，告诉读者把麻雀挡在屋外的最佳方法，在乌塔卡蒙德雇一辆牛车的花费，马的草料在泰米尔语里怎么说，去旁遮普要带什么样的内衣物，如何正确装卸骆驼行李，以及皮靴保护油的唯一正确配方（鱼油、羊脂和松脂）。
帝国尤其关注语言。英国人在法语和德语上的糟糕表现或许臭名昭著，但即便是最没有希望前往海外服务的帝国公务人员、愚笨的步兵下级军官，或者被列在后备名单上，等待太久乃至变得愤世嫉俗的地区官员，似乎都能学会缅甸语、阿拉伯语、恩古尼语或者斐济语。许多语言的第一部词典是由英国人编纂，甚至有些语言的书写系统都是英国人创造的。年轻的印度公务员查尔斯·贝尔于1900年被派驻大吉岭，随后学会藏语，并在四年后出版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藏语辞典。威尔士卫斯理派的传教士詹姆斯·埃文斯创造的克里语钩状字母表，是他唯一幸存的纪念物，否则世人对他的记忆恐怕就只剩下他养情妇的不端行为了。
掌握技术是获得权威地位的关键，技术的内容包括更细致地了解土壤成分、理解英属洪都拉斯（今伯利兹）民俗的历史渊源等，而绝大多数帝国行政官员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勤奋钻研。这是一个勤勉的帝国。正如“经验丰富的绅士”在《非洲土著语言指南》（ Guide to the Native Languages of Africa ，1890）中所言，“在语言问题上，最好还是费事一点，学习准确的对应说法，如果有的话。‘我是英国人，我要求你们即刻解决对我遮阳帽的破坏’要比其他含糊说法好得多，那些说法虽然含义更好，但不会赢得多少敬意”。
然而，在这般得体与良心背后，在公众天真的热情背后，引导帝国事务走向的，是截然不同的力量。登基纪念日后的危险年代，真正操控大英帝国的数十人中，几乎没有世人认知中所谓的英国绅士。其中一些人是世界主义者，一些是完全不符合英国人亲切风格的怪人，一些人娶了外国妻子，还有些人就是外国人。
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是贵族出身，业余喜欢钻研电工，平时习惯骑三轮车绕着自家老庄园转悠，还经常认不出内阁同僚。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本是伯明翰的螺钉厂厂主，信仰一位论，喜欢打扮，帝国对他来说就是政治升迁的工具。埃及的统治者克罗默勋爵是一名来自德国汉堡的商人的曾孙。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勋爵是一名在德国接受教育的律师，坚持威权原则。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是个野心勃勃的地主知识分子，他的排场显赫得近乎荒谬，说话略带中部地区口音。基钦纳勋爵常年身在海外，对英国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塞西尔·罗兹是个疯狂的空想家，他希望整个世界都属于英国，“包括月亮，我经常想到它”。爱德华·埃尔加是帝国的大音乐家，他15岁辍学，指挥伍斯特郡一家精神病院的乐队，妻子是印度军将军的女儿，他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拉迪亚德·吉卜林，帝国的桂冠诗人，其职业生活开始于拉合尔某报的记者工作，妻子是个盛气凌人的美国人，他涉猎神秘主义，笔下的许多短篇小说一般士兵根本看不懂。
帝国的主宰者就是这样一群人——教条主义者、先知、信念的践行者。几乎没有人与纽博尔特属于同一类人，就连吉卜林也属异类。他们中也很少有人是公学出身。
对这个时代浮华庸俗的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几乎都冷眼相待——有些人的确选择前往海外帝国工作，因为他们十分厌恶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的生活。然而，在公众眼中，他们就是英雄。读到《晨报》（
Morning Post
）上张伯伦的最新演讲，无论是乡村医生还是生活在城郊的律师，都会点头赞同。伟大的基钦纳将军乘胜而归时，会有很多人聚集到码头或站台上迎接他。英国人认为，他们的领导者是这个民族中最好、最真诚的一群人，因此大多数时候也并不知道，或者不愿相信，许多过分的行为正是以他们的名义执行的。
1897年在柏柏尔被基钦纳俘虏的马赫迪军队年轻指挥官埃米尔·马哈茂德就是一个例子。《追随旗帜》这幅画中骄傲的父亲会希望儿子知道此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吗？他的脚踝被钉上了锁链，脖子被套上了铁绳索，双手被绑在身后，在城里游街，任人羞辱。基钦纳耀武扬威地骑着白色军马走在前方；马哈茂德则在后面，有时候被拖着，有时候又要奔跑。他一倒下，苏丹士兵就会用皮鞭鞭打催促他起身。他经过时，民众便喊叫着轰他，投掷杂物。基钦纳远在颠簸的骑兵前方，面无表情地骑在马上，眼睛直视前方，不向左右看。
每个帝国都依靠武力，尽管英国人并不惯常残忍，但在前线依旧无情。除了他们自己的标准，按其他各种标准来看，英国人都可以算是霸凌者，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词来形容，甚至可以说是最可恶的恶人。没有什么人能比决心报复的英国士兵更加粗暴，他们可能会高喊着爱尔兰粗话，或者靠猛吸一口烟管来维持士气，行军时手中握着闪光的屠杀武器——刺刀。正如帝国的一句格言所言：“永远严苛，伺机正义。”他们把常见的帝国行动即惩罚性出征称作“屠夫与弩箭”。
绝大多数海外英国人都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就是比其他民族优越。
英国绅士很久以前就开始周游欧洲，仿佛脚下都是他们的土地。英国帝国主义者也以所有权人的姿态来到海外属地。如果得到了爵位，便要把外国封地或者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写进头衔，来确认正式地位：基钦纳成了喀土穆及德兰士瓦殖民地法尔河的基钦纳勋爵，罗伯茨成了坎大哈的罗伯茨勋爵，沃尔斯利是泰勒凯比尔的沃尔斯利勋爵——他们如此向世界昭告，仿佛他们真的是这些地名拗口之地的世袭主人。
在英国人统治的四分之一个世界，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有最好的座位，他们希望这部分世界的人能够以适当的尊重态度对待他们，甚至应该有佃农面对仁慈地主的态度才对。中产阶级英国人也自负地自居贵族，因为海外帝国的社会等级和本土相当一致，而海外领地的臣民过去遵循的古老社会秩序却经常遭到忽视和嘲弄。
虽然这样摆架子更多是出于习惯，而非有意为之，不过那些努力学习英语、拥抱英国化的非洲和亚洲臣民因此处在永远劣势的地位，而在上层政策的层面，这些英国人却可以成为讨人厌的权威化身，仿佛英国人本身就是神一样。索尔兹伯里勋爵厌恶种族上的偏执，称之为“该死的低等人态度”；然而，他严肃考虑过将马耳他的一半人口转移到塞浦路斯岛，以阻断当地的希腊民族统一主义滋长。
基钦纳曾提议，或许可将南非最为顽冥不化的布尔人放逐到马达加斯加、斐济或者荷属东印度群岛——做起来很方便。寇松勋爵曾表示，印度政府里一个印度本地人也没有，因为这片次大陆生活的3亿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胜任政府工作。埃及的赫迪夫，表面上是独立的统治者，曾一度冒险批评英国重组埃及军队的做法，这导致他手下的战争大臣不得不立即辞职，还有流言称赫迪夫本人或许也要辞任。
不过，有时这种自大也会成为打败他们自己的武器。例如，1900年时，英国人决心掠夺西非阿散蒂的黄金王座。事实上，它远不只是单纯的王座，而是阿散蒂人最神圣的财产，是18世纪初神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赐给他们的：王座有“国家之椅”作为其专门座席，上面装饰着各种辟邪的符咒，本质上来说是阿散蒂国家精神的载体或者约柜。谁破坏它，就等于破坏这个国家；谁侮辱它，就等于侮辱了阿散蒂人的灵魂。黄金王座保存在一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庙中，没有陌生人可得一见，而整个阿散蒂世界的意义都围绕这一神秘物件而存在。
而英国人觉得，这种意义基本上并不讨他们喜欢，因为阿散蒂人喜欢活祭，对基督教福音毫无反应，这令他们颇为沮丧；而且阿散蒂人不愿向女王陛下支付赔偿。1900年，黄金海岸（今加纳）总督弗雷德里克·霍奇森（Frederick Hodgson）爵士和妻子带着一队忠诚的保镖穿越热带雨林，前往阿散蒂首都库马西，与当地酋长谈判。霍奇森并非纽博尔特诗中描绘的板球选手那样的人物，同代人或称他“腐化”，或叫他“恶棍蠢货”“非绅士”等，他本人也十分粗枝大叶。他将阿散蒂的长老和其他要人召集到身边，他夫人戴着白手套坐在他身侧，然后他摆正了脖子上挂着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要求阿散蒂人立刻交出黄金王座。“黄金王座在哪儿？为什么我现在坐的不是它？为什么你们不趁我来库马西的机会把黄金王座拿出来，让我坐在上面？”
于是在场的阿散蒂人立刻举起了武器，总督随即被困在英国要塞中长达六周。后来的报复自然无法避免，英国部队从四面八方攻击库马西，阿散蒂君主普伦佩一世（Prempeh I）被放逐塞舌尔群岛24年；不过，从那一天起到大英帝国终结，仍然没有任何白人坐到黄金王座上。
英国人的傲慢一方面令人憎恶，不过另一方面也令人印象深刻，就连他们的敌人也勉强承认这一点。在英国最顽固的敌人布尔人眼中，英国式的生活完全无法理解，甚至可以说是癫狂，不过他们仍然钦佩其中的坚定：毫不动摇的爱国情怀，人们对等级制的接受，看似矛盾的同胞情，各种庆典和传统的美，以及激发的勇气。一名批评帝国的阿非利坎人也说：“我必须说，在英国军官里，我还没见过一个懦夫。”
这种无形的力量超越了道德，无法衡量，而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希望将其转化为真正的效益。在索尔兹伯里政府中，他可谓怪人，他是现代主义者、资产阶级，相信帝国需要全新的推动力，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艰难的未来做好准备。白人自治殖民地——如今人们喜欢称为“自治领”——正在逐步走向联合：加拿大自1867年以来就是统一的联盟，澳大利亚的六块殖民地也即将走向联邦体制。张伯伦希望这些“海外不列颠”与黑皮肤、棕皮肤和黄皮肤臣民占主导的殖民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我维持、自给自足的政治单元，一个新的超级强权，同时包含供给和需求，包含原材料和制造能力，包括可塑的劳动力和投资建设的资本。在他眼中，帝国这个无组织的混乱聚合体就是一笔巨大的产业，而他希望用最好的现代管理原则来经营，如同他管理自己在伯明翰的工厂。帝国主义不应该如索尔兹伯里所想的那样，是国家政策的附属品，而应该是这个国家本身的目标。“这个时代属于大帝国，”张伯伦说，“而非小国家。”
在那个发现和领悟的年代，时代变化很快：19世纪80年代末时，建成维多利亚的帝国似乎就是英国的最新目标，而到了90年代末，这个国家又需要寻找新的方向。用图表来解决问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特有专长——从道德到生物学，一切都可以制成表格，细分以及归类。现在，张伯伦和其他的帝国改革者希望在帝国身上运用这套方法。“任何一种食品，贸易中的任何原材料，任何生活必需品或者奢侈品，都能在大英帝国的某个地方制造出来……世界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存在。”张伯伦这样告诉英国人。帝国应当是经济体系、政治方案，是现代事业。它应当成为全新的传奇，坚持原则又保持活力，正如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向剑桥雷斯学校的学生传达的人生哲学：“热爱国家，坚持真相，不要游手好闲。”
如何达成这样不游手好闲的成就，在女王登基纪念日后的几年，是张伯伦及其支持者一直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想到建立帝国联邦，或者设立帝国议会，或者组织帝国大委员会，但是帝国本身的架构过于松散，内部差别极大，落后地区带来的负担又十分沉重，自治殖民地自然不会长期相信此类提议。他们又想建立帝国关税同盟，将整个帝国构建成巨大的自由贸易区，但英国人本身太坚持自由贸易原则，而自治领则过于偏向保护主义。他们还多次尝试整合帝国防务，让英国和自治领分摊防御责任，但是殖民地基本上对母国负责的安全体系十分满意，英国能得到的，最多也就是殖民地向皇家海军捐赠的一两艘战舰，以及一些殖民地民兵组成的卫戍部队。
在英国，张伯伦不懈努力，试图将自己的帝国理念置于政策的中心位置。他试过用政府资金发展热带殖民地，希望为当地吸引更多私人投资。他建立了热带医学研究和教学机构，以鼓励气候不佳地区的发展。他为许多致力于帝国主义事业的机构带来了希望，从大英帝国联合会（British Empire League）到《帝国与殖民杂志》（ The Imperial and Colonial Magazine ）这类热情满满的期刊，再到记者阿诺德·怀特等自发的帝国主义宣传者。怀特预见，若帝国不改革，必将遭遇最糟糕的情况：“没有时间浪费了！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像加大拉的猪群（《马太福音8：32》）一样冲下名为无能的陡坡，坠入名为国家毁灭的海呢？”
但英国本土的民众和殖民者一样，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深爱这个帝国，但由于张伯伦的想法困难费力，而且可能耗资巨大，人们反应不一。毕竟，英国人从不信奉严肃对待“享乐”这种事。
然而，无论如何，张伯伦的构想来得太晚了。虽然在帝国接下来的历史中，仍有断断续续的尝试，试图赋予帝国以逻辑体系，但是帝国已经走得太远，形态过于零散、混乱，难以推行集权改革。帝国内部的独立单位之间的关系更多是竞争而非互补，唯一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就是伦敦政府。白人殖民地并不希望加强与母国的联系，反而想要更多自主性；臣民即便获得了与英国人平等的地位，也肯定会要求控制自己的资源。帝国本质上仍然是不理性的，无法转换成平稳运行的合股公司，真正推动它的引擎仍然是高度的个人主义，更不用说那些神秘力量了。
张伯伦是个实用主义者。他从未明白，帝国的诗意不仅占据了其意义的半壁江山，而且是帝国重要的支撑力。帝国结构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它无法经受伯明翰工厂式的务实分析，却仍然有种独特的力量。正如从空气动力学上来看，熊蜂应该飞不起来，而这座北方岛屿上的区区4000万人，也应当无法顶住世界嫉妒的目光，统治3亿7000万人。然而，正如熊蜂好好地飞着，帝国亦屹立于世。虚张声势、华丽场面、自信、信念、习惯、传统，乃至熟练的手法——这一切最终会证明，它们比张伯伦的利益为先的准则更加坚韧，依靠常识进行的帝国实验几乎无法成功。
在印度这片最广阔的帝国领地上，这些真理展现得最为清楚，在这里，数量极少的英国人统治着广阔的国家，这比绝大多数帝国论证都要更不合常理。自英国人来到印度，已经过了200年，他们早已适应了印度对色彩和炫耀的喜好，这种喜好部分是为了让土著惊诧，部分是为了强化自己。在一个王公无数的国度，他们有意利用君主的神秘性作为统治的工具；他们充分利用这一概念，乃至在一些老练的印度人眼中，他们已经显得滑稽，但是这一举措对易受影响的大众似乎有效。象群游行、社交聚会、接见室、宫殿，这些都是英国统治印度的技术工具，在这尊象征权威的张扬轿子下面，数千名印度公务员熟练地展开庭审、收税和实地视察等工作。
既然这种辉煌的炫耀乃是将帝国推向高潮的主导动机，就让我们在本章的最后，参观印度的一场正式接见仪式。英国人一次次用这样的仪式为自己的成就增添光彩。我们选择的是其中最辉煌的一场，这场仪式的召集者正是在1898年至1905年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仪式在德里城墙外举行，那是莫卧儿帝国古老的都城，印度历史最重要的中心。
没有什么能比这场巨大幻梦更加华丽、更加荒谬，更有欺骗性，又更加奏效了。德里北方的平原上，一座帐篷之城拔地而起，上演着某种大型道德剧。场景陈设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虽然这片接见场地十分古老，灰尘弥漫，有印度气息，但是接见营地完全是新的、进步的，有英国风格。营地以实用的网格方式排布，道路已经铺平，供水系统不错；白色大帐篷之间拉着弯垂的电报线，它们是帝国的脉络；架好电线后，这里就变得和伦敦一样明亮；营地还有弯曲的电车铁轨。
棕色的平原土地上，“进步”的展览会热烈而闪耀，所有的封臣被召集来此：留长胡子的旁遮普大君，拉贾斯坦勇猛尚武的王公，戴着奇特帽子的尼泊尔王族，衣冠楚楚的孟加拉人和美丽的泰米尔人，带着镀金短弯刀的锡克人，牵着仪式骆驼的枯瘦俾路支人，还有缅甸、锡金、马德拉斯的要人，四处游荡、看上去十分淳朴的，是来自古吉拉特或者喀拉拉的王公。所有重要人物都被召集到拉合尔门外的这座帐篷之城中，在大接见广场上忠实地列队游行，向英国君主宣誓效忠。
这就是帝国！在这里，幻象盖过了现实，夸张的戏剧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小号吹响，礼炮鸣响，士兵举枪致敬，羽毛飘动，大象发出哼叫声，珠宝闪闪发亮，相机咔嚓响（一名参加者写道：“几乎人人都有一部柯达，甚至很多本地人也有。”）。来到这里的有经历过印度兵变的老兵，走在前方的领队已近百岁，双目失明，据说“他将失明眼球转向欢呼的人群，然后发出了微弱的招呼声”。旗手和传令官穿着绲边衣服和短袖制服来到这里，就连高等法院的法官也戴着假发来了。12名来自各邦的小号手和12支军乐队演奏乐曲，4万名士兵参加了游行。细细的柱子搭的台子上站着印度总督，君主的代表，从伊顿公学和贝列尔学院毕业的乔治·纳撒尼尔·寇松，他43岁，因为腰背疼痛而微微跛足，有才艺，喜欢写些俏皮诗，以游历东方闻名。他穿着与身份相称的华丽衣衫，身边是身着淡蓝色缀金裙子的太太，她来自华盛顿，本姓莱特（Leiter）。
号声响起，鼓声隆隆。各部队举枪致敬。身着不同颜色服饰的人群站起，发出闷雷鸣般响的声音，干燥的空气中缓慢低沉地出现了英国国歌开头庄严的调子——如此威严，如此古老，如此遥远又如此简单，在异域的背景下，却如此感人，如此意义深远，似乎印度的灵魂都被它搅动了。 [2]
张伯伦从未到过印度，他可能会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些夸张的仪式毫无意义。不过，《追随旗帜》中骄傲的父亲必定喜欢这样的场面，而儿子学校的校长可能也会在走廊的布告板上张贴仪式的照片。寇松本人对接见会的安排十分满意， [3] 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兵太过激动，第二天回到营地上床入睡后竟然去世了。但是，无论如何，在19世纪结束之前，帝国的行为主义谬误就将暴露，第二次布尔战争，帝国历史上的又一场灾难，将不可挽回地损伤其高高在上的姿态。
[1] 现实情况可能还要更糟糕。英国身处的时代，可能如C. R. 洛（C. R. Low）的《从克雷西到泰勒凯比尔》（ Crécy to Tel-el-Kebir ）描述的环境一样。这本500页的英雄三联体诗描绘了五个世纪中所有重要的帝国战役。
[2]
至少英国人这样认为。甘地在自传中回忆，大君对会上要穿的滑稽服饰感到羞耻：“只有我们知道，为了保住财富和头衔，得忍受多少侮辱。”吉本发现历史上也有相似的场面：公元219年罗马皇帝埃拉伽巴路斯在罗马城中展示神圣的黑石，“军政两界的要人穿着长长的腓尼基长袍，充当最卑贱的角色，表面热情洋溢，心中却满是愤慨”。
德里这块接见场地最初于1877年用来宣告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之后用来举行乔治五世的加冕接见仪式，如今是一片基本荒废的露天游乐场，叫作加冕公园（Coronation Park）。数尊帝国重要人物的塑像从城市转移至此地，其中就有乔治五世穿着加冕礼服、被拉高的塑像，它原本放置在新德里的市中心。不过爱德华七世骑马的塑像已经被移除，人们捐钱把它重新立在了多伦多的女王公园。
[3] 他们很谨慎，并没有演奏《前进吧，基督教士兵》（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歌词写着“王冠与王座或将毁坏，王国兴起又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