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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6月22日，登基纪念日庆典结束后，维多利亚女王开心地返回家中。历史已经迁就了她，这正是配得上她的待遇。这天整一天阳光照耀——英国人称之为“女王的天气”——数个小时的庆典中，她的臣民表现出来的感情亦毫不造作。她随着游行队伍走过伦敦的街道，不时因为高兴而流泪。那天晚上，她的日记中满是欢乐的形容词：无法言说、震耳欲聋、实在奇妙、感人至深。
这种欢乐超越了个人，甚至不仅是国家欢庆，因为英国人选择将这次登基纪念日当作帝国的节日来庆祝。这一天，他们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大部分土地都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这六十年中取得的，他们似乎理所当然要向帝国和女王致敬。这一刻在英国历史中是属于帝国的时刻，与罗马帝国遥相呼应。它炫耀地向世界宣告，英格兰已不单是英格兰：女王治下，乃是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以及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正如诗人克里斯托弗·诺思（Christopher North）许久之前所言，这是一个日不落帝国。
这是一个充满骄傲、华丽、情感和荣光的日子。这是世纪末。公众就喜欢盛大夸张的场面。政治家和军官成了演员，上演的正是世界上最喧闹的戏码。帝国的盛大游行队伍穿过这座首都城市——“底比斯毁灭以来最伟大的城市”——灰色的庄严街道，队伍里有拉其普特的王公，有迪雅克人猎手，有澳大利亚身材高大的骑兵。塞浦路斯人戴着土耳其毡帽，华人戴着圆锥顶的草帽。英国绅士骑在马上，脸上的大胡子显出男子气概，眼睛钢青色；印度枪骑兵穿着华丽的深红色外套，经过时身上丁零当啷响。
坎大哈的罗伯茨勋爵也在游行队伍中，他胯下的灰色阿拉伯马曾在1880年的那场史诗般的行军中，带着他从喀布尔奔向坎大哈。
开罗与沃尔斯利的沃尔斯利勋爵同样走在游行队伍中，他是雷德河、阿散蒂和泰勒凯比尔战役的英雄。街道上，表达忠诚的标语在风中飘动——“一个种族，一个女王”“王中之王”“愿上帝保佑亲爱的女王！”。爱国歌曲在空中回响。圣保罗大教堂外，威尔士亲王迎接乘四轮大马车而来的女王；这里将举行一场感恩礼拜，主持者是大主教，参与的会众却是整个帝国。
那天早晨，女王向所有臣民发出了登基纪念日致辞，从非洲到亚洲，从加拿大西部城市到新西兰的小镇，从直布罗陀到牙买加，从勒克瑙到仰光，从闷热的雨林地区的原始部落，到更温和的热带地区瘦长的大商人，全都收到了女王的信息。这是一场盛会，观众众多，象征符号精心设计。然而，女王的话却很简单。“我真心地感谢我深爱的人民。”她说，“愿上帝保佑他们。”
“我的人民。”如果说在女王看来，帝国管辖的无数民族终究是一个统一体，那么在外部世界看来，这样的统一似乎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登基纪念日庆典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帝国创造一种新的凝聚感；但是这就如同向海洋祈求理性。帝国的“联合”范围是如此广泛，其内部的对抗和矛盾也超乎想象。帝国的一些部分已经是完全的现代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等白人自治殖民地。有些地方是直属殖民地，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受伦敦政府管辖。有些地方是保护国，它们或是与世隔绝，或是十分原始，对这些地方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光是“帝国”这个概念就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一个极端是印度，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明；另一个极端则是阿松森，它只是南大西洋上的一粒斑点，在英国人来到这里之前，岛上连脊椎动物也没有。大英帝国汇集了各种宗教信仰、各种肤色的人、各种思想，还有几乎每一支文明的历史。迪斯雷利称大英帝国是帝国中最为特殊的存在，事实也确乎如是，因为大英帝国是各种血脉、重要人物、态度和思想的庞大混合体。
例如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的居民没有政府，也从未拥有成文法。而在印度，1000名英国公务员在7万名英国士兵的保护下，统治着这片面积与欧洲一样大的次大陆上的3亿印度人。在开罗，英国代表和总领事的居所被埃及人称作“爵爷的房子”（Beit-al-Lurd）。南太平洋的诺福克岛上，人们用传统的方式相互问候：“你怎样！”（Whataway you!）在皮特凯恩岛上，“邦蒂”号（ Bounty ）哗变者的后代由自己的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of Council）统治。
那一年，1890年来自英属圭亚那的入侵植物大穗破布木正在威胁毛里求斯的农作物。赞比亚的经济完全依赖于种植丁香，这种作物是1770年从毛里求斯引进的。苏格兰金雀花在圣赫勒拿生长繁茂，爱尔兰的驴子到了南非，英格兰的白鼬、刺猬、秃鼻乌鸦和老鼠到了新西兰。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加拿大罪犯的后代，如今仍然在悉尼生活。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先生还是代表芬斯伯里的议员。亚丁有帕西人的寂静之塔（Tower of Silence），开普敦有马来人的清真寺。加尔各答的赛马被人称作“威尔士马”，因为它们和骑师一样，从新南威尔士来。印度近来爆发的鼠疫，则源于在香港溜上船的老鼠。
1893年，艾伦·威尔逊少校和32名手下被马塔贝莱部落包围在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一处河岸，他们背靠背地抵抗时，还高唱着“天佑女王”。
1897年，皇家海军炮艇“黄蜂”号（
Wasp
）来到爱尔兰西海岸外的托里岛收取不动产税时，岛民们转着诅咒之石，对它发出恶咒。
直布罗陀主教觐见教宗时，后者表示：“我想我也在阁下的教区内。”
如果说在这片眼花缭乱的大杂烩中，有一种特征四处散布的话，那它必定是几近狂热的热情。1897年，帝国的心绪乃是一种精湛技艺和大胆尝试，正如画家康斯特布尔所言，“试图走向真相的背后”。大英帝国是站在巅峰的英国人所有想象的出口。帝国的臣民包括所有的种族，但活跃分子几乎全都是英裔。穿过帝国之门，英国人便可以逃离他们拥挤多雨的小岛，来到更加广阔、更有活力与激情的地方，而自女王登基以来，至少有300万人走了出去。到了1897年，英国的旅者已遍布世界各地。这一年，有英国人为沙捞越的苏丹指挥私人军队，为通向大吉岭的山间铁路排定时间表，倾听马斯喀特逃跑的奴隶的申述，指挥驻扎于育空河流域奇努克山道（Chinook Pass）的骑警，统治祖鲁人和佤族人，入侵非洲苏丹，在澳大利亚的荒原上铺设电报线，编辑《印度时报》，在林波波河河谷探查金矿，在加勒比海巡逻，调查锡克人的司法体系——这些都在帝国的框架内，在君王的庇护下进行。
而登基纪念日庆典反映了这一切。与组织者的计划一样，庆典就是一个小型帝国：一场盛大却有些粗俗的演出展示，展现了一场声势浩大却不甚优雅的冒险，完美地表达了帝国金融家塞西尔·罗兹的信条，即生为英国人，就像赢了人生彩票的头奖。 [1]
大英帝国的起源与其外在形式一样，随意和不统一。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人就拥有海外领地——诺曼人为英国带来了海峡群岛和法国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很快又占据了爱尔兰。从那时起，帝国的土地就断断续续地增加。有时候，它也会失去一些领地，例如北美十三殖民地，或者在法国本土的古老领地。这些领地一般作为交换的筹码，或者被英国人主动放弃，还有的衰落了。丹吉尔、西西里、黑尔戈兰岛、爪哇岛、伊奥尼亚群岛、梅诺卡岛都曾是大英帝国的领地。哥斯达黎加曾向英国请求成为其保护国，但并未成功。19世纪40年代，英国还曾拥有五个月的夏威夷的所有权。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帝国的扩张行为变得更加一致。历史学家J. R. 西利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海外帝国是“在一时的心不在焉中取得的”。但是事实上，这样零碎的土地吞并已经足以算是有意为之。帝国踏出的每一步都符合其自身逻辑，但是，这些行为所构建的庞然大物，却有种心不在焉的气息。
基本上而言，英国获取大多数领地都是为了利益——为了原材料、潜在市场、投资，或者为了防止商业对手取得优势。作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英国人有些相信他们有义务将贸易保护主义者挡在不发达市场之外；每当他们占领一片新的领地，当地贸易都向所有来者开放，这让他们感到骄傲。不过，经济必须依靠战略来支持，因此帝国的扩张从未停息。为了保护港口，就必须占领内陆地区。为了保护贸易路线，就必须在沿线建立基地。占领从一条河的流域扩展到另一条河，从河道扩展到源头，从海洋扩展到海岸。
物质上的动力以外，帝国的扩张还有另一股模模糊糊的、更加高尚的推动力。至少从19世纪初以来，大英帝国就自命为社会改良者，有责任推动人类进步。凭借自己的体系登上世界巅峰后，英国人相信，进步乃是绝对真理，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通往进步的关键。“祝愿更好的时代”（AUSPICIUM MELIORIS AEVI）是帝国勋爵士团——最高贵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爵士团的格言。英国人认为，从自由贸易到君主制，英国人的道路才是真理，并且他们有权将其传遍世界。帝国主动出击，废除了奴隶制度，而许多基督教传教团乘坐帝国的交通工具踏上旅程。
“行好事”的愿望是推动帝国的真正能量，与之同来的还有一种责任感，基督教的责任感，因为尽管帝国内部有众多信仰，但统治者绝大多数仍信仰英国国教。有时，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他们的责任感有种强烈的《旧约》派头，士兵带着《圣经》冲锋，行政官员坐在桌边，宛如大胡子的先知。到了90年代，英国人变得更克制，不过仍然坚信他们乃是被选中的民族，受神托付，在世间执行他的意志。
当然，就和其他重大历史运动一样，帝国的根本目的事实上并非一种意图，而是一种本能。不列颠民族此时已到达顶峰。这个富有、精力充沛、有创造力的民族，人口超过4000万，正拥出他们的小岛，而背后的推动力，就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从这一角度来看，他们倒确实是被选中的人。“命运”这个帝国诗人喜欢用的意象，确实将不列颠民族塑造为特殊的存在，以独特的方式，将他们的思想、语言、船舰和人物引向世界各地。
他们是独特的被选中的民族，但是否有资格成为独一无二呢？到了19世纪末，英国人已经陷入帝国的姿态，又或许是帝国的习性中。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能胜任统治世界的四分之一。英国逃过了当时震动欧洲的社会骚动，提供了一种自由又有稳定传统的社会模式。他们是最先掌握蒸汽动力的人，随之衍生的一切，让他们在科技方面取得领先，这一优势也为帝国所用。不成文宪法的灵活性对扩张主义的国家是一种便利。半神化的君主制成为一种神秘手段，通常很有用处。作为岛民，他们比他们的欧洲邻居更了解世界：英国拥有的船只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英国很少有家庭没有出过海，他们即便不是移民他处，也会担任水手，或者前往外国作战。这个民族经验广泛。他们结实、爱国，古老的等级体系奇怪地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已有接近一千年的历史，这让英国人充满了力量，也形成了团结的群体。
过去的几年，新的帝国精英阶层兴起，对于他们来说，帝国就是真正的天职。每个人都知道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是奇特的机构即英国公学的产物。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地主乡绅阶层的传统学校，例如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和温切斯特公学等，被广泛复制，最后板球场、高高的礼拜堂、老派学校的回廊和宿舍遍布英国各地，这类学校中的友谊、俚语和价值观，通常会贯穿人的一生。这些学校可谓帝国的育儿所——正如亨利·纽博尔特爵士纪念母校时所言：
寄予厚望的青年之胜利，
只因他们令我们铁心向痛，
连克利夫顿也不再伟大，
拯救，她栽培了我们服务国家之心。
公学教导学生遵守纪律、不屈不挠、不抱怨、克制、团队精神和适应各种秩序。在级长系统中，男孩们行使学校的大部分纪律权威，这让他们能够早早体验命令指挥。对多面手的推崇，教导他们动手做任何事。仔细发展演化的学生守则告诉他们何时应当缄默，有哪些规则可以打破，甚至还会教学生爱的本质——人与人之间柏拉图式却往往深厚的爱意，乃是帝国道德规范的基本素质。紧绷的上嘴唇、对形象的关注、兄弟情谊以及简单的公平竞赛原则，这一切，给了19世纪90年代统治这个世界大片土地的数千英国人强有力的符咒。
这就是代表帝国的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能从帝国的存在中直接获利，可以是工作、红利，至少也是冒险的机会。英国大众与帝国事业之间的距离则要遥远得多，在19世纪最后的数十年中，他们事实上都没怎么注意帝国的存在，除了有时候会想要移民或者加入军队。但是1897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猛力推动，短暂地为整个国家注入热情。新出现的便士报向新近摆脱文盲状态、获得选举权的民众尖声鼓吹，过去25年的诸多事件也把民众推送到极度愉快的帝国狂热中。
那都是些怎样的大事啊！可以这样说，1897年时30岁以上的人，都已经历过英国史无前例的年代。那些战场啊！伊散德尔瓦纳、罗克渡口、喀土穆。“我想，你就是利文斯通医生。”英国士兵匆忙撤离马朱巴山顶，沃尔斯利烧毁库马西的藏骸所。过去的每一年都见证过一些惊人的场面，包括胜利，也包括悲剧。胜者身披荣光，米字旗永远飘扬，帝国也越发强大。
然而，一代一代的英国人为帝国死去，墓地在世界各地展布。年轻男子在战斗中阵亡，年轻女子在热带分娩中死去，孩子则因为天花、霍乱、中暑、食物中毒等种种原因夭折，上万名侨民因水土不服、思乡过度或过度劳累而去世。
帝国是盛大的历史剧，也是现实。它的浮华只存在于表面。人人都知晓它的强大，明白它的责任，这给予了英国人一种共同的骄傲，增强了他们的家族意识。因此每当英雄死去、部队蒙羞，几乎举国悲叹。而登基纪念日当晚，山峰上亮起了营火，从康沃尔绵延到克罗默蒂。
1897年，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大英帝国的德行。这个国家宏伟且值得尊敬。不过，没有人真正清楚它带来了多少物质利益：帝国的收益虽然不少，但耗费也大，它拥有的资产越多，负担也就越重。但是，帝国的存在无疑刺激了民族精神。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情绪沸腾，达到了咄咄逼人的最高点。通常对帝国和帝国事业漠不关心的政治家，也开始关注帝国事务，“新帝国主义”这一面目模糊的运动忙碌地宣传着帝国的荣耀。1895年，保守党和盟友自由党统一派——帝国的党派——以绝对优势战胜了自由党：整个英国都在讨论帝国，思考帝国，梦想着帝国。拉迪亚德·吉卜林和爱德华·埃尔加两位天才将这种情绪化为艺术，上千名没有这样高天赋的艺术工作者，同样在将汹涌的帝国情绪转化为节奏简单的诗歌、进行曲，或者绘画。
帝国的高潮背后，自然有算计，精明的金融家、机会主义的政治家，还有野心勃勃的士兵、商人和领事都是其推手。以最高标准来看的话，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人亦远未达标，他们的爱国主义已经扭曲，品位也变得糟糕。如今的英国与伯克的理想几乎不沾边，在伯克的理想中，英国应该“同情不幸，理解人间欢乐，感觉到人类的事务都与其相关”。登基纪念日塑造的英国形象，本质上仍然是孤立岛国；在英国人眼中，广阔的海外帝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不过是对他们自身话语的回应。
可是，他们对这种傲慢仍无自觉，而新帝国主义也并非饱含恶意。当时的英国政府充满了挑剔讲究的贵族人士，这是欧洲最后一批类似的政权之一：索尔兹伯里勋爵是英国最后一任身为上议院议员的首相。他认为，帝国更多的是外交政策的工具，而非荣耀的来源。他一度尖刻地评论，要计算帝国的价值，“应当用胜利除以税收”。过去半个世纪帝国的扩张史无前例，尤其集中在非洲，这并非任何整体扩张政策的产物；这种扩张是无计划的，通常是自然反应的结果，背后的理由通常是经济或者战略需求。如果说英国人发现他们信奉的帝国包含邪恶的成分，他们整体上会十分震惊……
这是脆弱的年代，是改变和煽动的年代，是高风险投机和迅速发财的时代，是无耻无度的风尚和革命思想的时代。社会主义思潮在学界流行，新一代女性在皇家咖啡馆外招摇地吸烟，就在登基纪念日庆典前一个月，奥斯卡·王尔德才结束了在雷丁监狱的刑期。维多利亚时代艺术、道德、发明的宏伟混合体正在消逝；很快也会散去的，还有确信和乐观的心态。1897年时，有许多英国人面对首都狂热的情绪，却看见了幻灭的征兆。此时已是浮华过剩，无法安全可靠。只要有一点零星小事，这种情绪就会开裂，乃至粉碎。
英国取得的部分胜利本身就是虚张声势。英国人可能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富有、最强大、最善良的大国的公民，但是他们的领导人知道，英国已不再远离挑战。德国和美国在科技、军力和公共教育方面迅速追赶。英国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朋友，也没有盟友。自由贸易信条在英国乃无上至尊的时代发挥了良好作用，而在如今充满竞争性关税的时代显现出弱点。巨大声望的背后，其基石事实上十分脆弱。俾斯麦表示，德国的警察就可以轻易逮捕英国陆军，英国对海洋的控制也绝非神圣不可侵犯，只要有决心用足够的金钱建立舰队，任何大国都可以挑战英国的海上地位。整个世界的态势对帝国来说越来越危险：德国、法国和俄国都可能是帝国的敌人，垂死的奥斯曼帝国不断带来麻烦，不稳定的奥匈帝国随时可能造成其他国家的不稳定，中国似乎将激起列强的瓜分竞赛。
着眼未来，便可以发现1897年盛大的典礼中仍有明显的不安，这种感觉并不经常宣明，甚至可能没有人意识到，但直觉可以发现它。这是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空气变得沉闷，日光却异常明亮。登基纪念典礼当日或许是女王的天气，但是前景仍然充满变数。
但此时的公众大体上尚未有不祥的预感，因为在他们看来，帝国乃是一切之上的宏伟存在，这幻象中有永恒与至高无上的意味。他们的至高忠诚，效忠的是君王，是王座，是一条道路、一种责任、一份遗产；而世界各地的人激动地回应帝国的召唤时都是发自内心的。这一年在印度，人们在女皇陛下的画像前宰羊献祭。在加拿大，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向伟大的白女王宣誓效忠。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新近从英国移民而来的布朗一家的孩子“有种高傲骄矜的气息”。在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一名流亡此地的英国人唱着她一向喜欢的歌，然而即便是在登基纪念时节，这也会惹怒一些邻居：
愿那勇敢的旗帜高高飘扬，长久
在山巅，在沙漠，在海洋，
友人的灯塔，敌人的噩梦，
那便是最荣耀的旗帜。
若有暴君胆敢反抗
这飘扬的最荣耀的旗帜，
便要告诉他们，英国人知道如何
为旧英国的旗帜而死。
登基纪念日的设计，是为了增强人们对帝国的信心，英国人在这种暗示的展示上是老手了；但是，其中包含的情感要比意图深刻得多。而且，即便帝国的物质结构分崩离析，声名狼藉，这种情感仍将留存——在扼住咽喉的无形之手中，在背脊的一阵凉意中，在遥远土地的坟墓上插的十字架中。在女王—女皇陛下最没有必要性的属地毛里求斯，政府大楼的日晷上的铭文写道：
天佑女王！
忠诚一如既往
无论胜败，
忠实如日晷向阳
尽管阳光可能没有照耀。 [2]
纪念日还唤起了更加深厚的感情，因为女王作为帝国权力的象征，触到了遥远的民间记忆，唤起了属于过去的古老精神。其实思想简单的英国人，尤其是乡村居民，和印度的农民或者澳大利亚的土著差不多，对君王的力量有近乎迷信的崇拜。伦敦的街道上，庄严的典礼、人们共同爆发出的热情、年迈的女王华丽的形象、装饰着银色图案的黑色云纹绸长裙，还有她身边的典礼官、牧师和政治家，这一切都向古老的神灵敬拜。夜空下闪亮的篝火宛如这种崇拜本能的仪式。在伍斯特郡，一名观察者数到了至少40处篝火，它们在一座座烽火之山上闪烁，延伸向远方，（似乎要）穿越整个英格兰；黑暗中星星点点的火光在夜空下燃烧，让人们想起了帝国骄傲背后更古老的渴求，想起了他们的信念和很久以前的战斗，它们以神秘的方式，将这座岛屿与礁石和冻土、沙漠和远方的大草原连接起来。
[1] 彼得·乌斯蒂诺夫告诉我，这句话被韦斯顿·贾维斯（Weston Jarvis）记录在他的《职业生涯随记》（ Jottings from an Active Life ）中，文中还出现了米尔纳勋爵的金句：“人人都能搭把手。”贾维斯评论道：“如果我们时刻铭记两位绅士的话，那么便可以确信，民主教育仍未走上歧路。”
[2] 引自塞缪尔·巴特勒1678年的叙事诗《胡迪布拉斯》（ Hudibras ），铭文至今可见。喜好古典的前总督乔治·宝云爵士在花园座椅上镌刻的维吉尔诗句也仍然可见。宝云还担任过希腊的科孚大学的校长，是1854年《默里的希腊指南》的撰稿人，他在书中向人们保证：“任何对古希腊有一般知识的英国人，都能轻易读懂雅典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