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王尔德：
恶莫大于肤浅

[1]

就扮演你自己吧，别人都有人演了。

“那是王尔德吗？”

那不勒斯，一场戏刚刚结束，看完戏的观众们吵吵嚷嚷地涌进附近的一家餐馆，话题还停留在刚刚的戏剧上，一个观众认出餐厅里坐着的一个大个子很眼熟，他对朋友说：“那是王尔德吗？”

人们朝大个子的方向指指点点，他就像快要窒息一样，匆忙离开了餐馆。

“那是王尔德吗？”

巴黎，一个大学生坐在摄政咖啡馆里，有个人向他要火柴。那个人个头很大，脸上涂满了粉或药膏，大个子看起来很窘迫，又找大学生讨要一杯白葡萄酒，大学生给他买了，同时注意到咖啡馆里的其他人似乎很注意他们，一个友善的旁观者偷偷给大学生递了一张纸条，说：“那人是奥斯卡·王尔德。”

臭名昭著的王尔德，刚从牢房里放出来，犯下了“有伤风化”的罪名，大学附近热卖的一本书叫作《奥斯卡·王尔德的罪恶》，上面罗列了王尔德丑陋的行径，警告年轻人千万不要变成他那样。

大学生脸红了，不知道如何与这个大个子相处。王尔德看出他的不自在，起身说：“我帮你解决这个尴尬。”然后离开了。

“那是王尔德吗？”

还是在巴黎，蒙马特高地。一群小混混盯住了一个男人，那人看起来很滑稽，过大的脑袋上戴了一个过小的帽子，但他的手杖看起来很精美，是乌木的，雕成象头的形状，上面还镶嵌着象牙。小混混在路上拦住了那个男人，让他交出手杖，不然就干掉他。男人听了痛哭流涕，眼泪在胖脸涂的药膏上留下一道道痕迹，显得更滑稽了。他乖乖交出了手杖。

第二天，小混混们把手杖还给了那个男人，过几天，他们又去抢了一遍，再还，再抢。这个循环往复的游戏对小混混们来说很有意思，因为被他们戏弄得眼泪汪汪的男人是大名鼎鼎的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为什么你不再写作了？”朋友问他。

他说：“因为我已经把一切要写的写完了。我在不了解生活时就开始写作，既然我了解了生活的意义，我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对于一个不再写作的作家来说，余生可做的事情变得异常简单：等死。

王尔德不是没想过自杀。在那不勒斯时，他去了那里一处自杀者常去的花园，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待了很久，然后听到窸窣的声响，云雾一样的东西轻叹着靠近他，那是自杀者小小的灵魂。王尔德意识到这些灵魂将永远被困在那个花园，无法获得解脱，于是他就不再想自杀了。

——也许这个故事是他编出来的，为了掩盖自己没有自杀的勇气。所有人都知道，王尔德最擅长编故事。

好在对于王尔德来说，死神也怜悯他所受的屈辱，正在快马加鞭地赶来。王尔德身上长满了红色的斑点，粉色的药膏也止不住痒，他总像个猴子一样不断抓挠，他的耳朵正在不断流脓。没多久，他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钱也没有，他支付不起医生和护工的费用，把所有剩下的钱买了香槟，然后开始回想自己的一生。

他知道他一生中穿过很多华丽的衣服，演过很多夸张的角色，编织过很多有关自己的传奇，但是在面对死神时，人得像出生时一样赤裸诚实。

那么，回忆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2]

除了天才以外，我没有其他东西需要申报。

回忆总是从一生最美好的时刻开始，无论多少次都是如此。这就像是人的某种求生本能，知道到了最后只会满嘴苦涩，那么一开始就从最甜的部分入口。

对王尔德来说，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是什么呢？是住在精致的房子里，有美丽妻子、年幼孩子的精心雕琢的场景？是上流社会都来看他的戏剧，台上机智又低俗的妙语让台下的上流想笑又不敢？是与风信子外表、撒旦内心的少年挥金如土，在撩人的夜色中一起咯咯发笑？

还是从他第一次踏足美国大陆开始吧。那是他声名鹊起的开端，那时候成功和快乐都那么清新而简单，而那也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

1882年，二十八岁的王尔德准备从英国启程美国，那时他并没有什么成就，只出过一本诗集，写过一部没有上映的戏剧剧本，但是王尔德出色的口才被注意到，精明的商人邀请他去美国举办巡回演讲。

简·埃尔吉（Jane Francesca Agnes Elgee）：王尔德母亲，少女时期便在刊物上发表诗作。热心爱尔兰青年运动，擅长社交，经常在都柏林的家中举办聚会，对王尔德的智识和辩才影响很大。

商人充分利用了信息封闭，在巡回演讲开始之前就大肆宣传，宣传王尔德父母的头衔——父亲是有名的医生， 母亲是著名诗人 ；他的牛津教育背景；他的美学思想，等等。

记者们在王尔德登陆的港口等着，主人公出现了，王尔德穿着一件夸张的绿色拖地大衣，他从穿着到言辞都是一整套表演，在过海关的时候，海关人员问他：“你有什么要申报的？”他说：“除了天才以外，我没有其他东西需要申报。”

记者问他这次巡回演讲的意图，他说：“我来这里是为了传播美。”

那时的王尔德已经悟出一个今天仍被人反复试验的财富密码：名气不必是成就的产物。一个人不必因为是演员、艺术家、政治家、运动员而出名，而可以仅仅因为出名而出名。操纵媒体、奇装异服、与公众调情、适当真诚、偶尔挑衅、生产他人可以引用的金句、自我发明……王尔德创造出一套直到今天仍然屡试不爽的成名公式，但他依然是几百年来把它运用得最好的人。

他在美国做了将近一年的巡回演讲，涉足十三个州，产生了五百多篇报道，超过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被美国媒体报道最多的英国人。北美大陆上一半人听过他的演讲，另一半人也绝对听说过这件事。

连批评也是可以利用的工具。有一次王尔德做演讲，场馆坐满了人，但前两排空无一人，演讲快要开始时，六十个哈佛大学的学生穿着浮夸可笑的唯美主义服装，戴着白色假发，手持向日葵从中间的走道入座，他们显然来者不善，讽刺王尔德的奇装异服，嘲笑他对美的宣传如此空洞。

王尔德并没有慌神，他不卑不亢地反击这些年轻人，说：“我看到了某些年轻人，他们无疑是真挚的，但我可以断然告诉他们，他们的模仿只不过让人感到滑稽罢了。”

讽刺者们悻悻然地离开，场馆里掌声如雷。

那时的王尔德是个年轻的神。

所谓“名人”就像是低劣版本的神。他们出现在所有可见的地方，攻占所有人的想象力，在海报或巨幅荧幕上，以大得可怕的比例出现，只可远观，不可接近。“名人”就像神一样，身上被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待。这解释了狂热粉丝的存在：“名人”越是具有公共性，就越想有人和他们建立起私密的联系，如同被神选中。

王尔德的美国之行成为了近乎神迹的表演。邀请他的马车在酒店前面排了长队，他挥舞一下手套和象牙手杖，人们就群起欢呼。为了应付过于热情的粉丝，王尔德特意聘了两个秘书，一个帮他签名，回复几百封求签名的信；另一个头发颜色跟他类似，把自己的头发寄给那些索要头发的粉丝，已经快被薅秃了。

王尔德在美国见了各种人，从矿工到名流，还见到了自己敬仰已久的、美国最具盛名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惠特曼完全被王尔德的光芒吸引了。王尔德有些得意忘形地说：“除非有人能用魅力四射的话题吸引我，否则，我才不会听他说话呢。”

惠特曼委婉地表示异议：“为什么呢？我总觉得，那些极力讨好美本身的人是有问题的。美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但那时的王尔德丝毫听不进去，当一个人印在海报上的名字有六英尺高时，别指望他能反思自己。当王尔德离开美国的时候，他微笑着说：“我已经教化了美国——除了天空以外。”

回到英国的王尔德已经成名，很快也成家了。

他的朋友向王尔德求证结婚的消息，王尔德笑着说：“是啊，也算是廉价甩卖。”

这种说法并不公平，他要结婚的对象配他绰绰有余。那是个叫康斯坦斯的漂亮姑娘，有紫罗兰色的晶莹大眼和浓密的褐色头发，出身高贵，行为端庄。

在他们的婚姻中，妥协是单向的。康斯坦斯按照王尔德喜欢的方式打扮自己，戴着奇怪的大帽子，穿希腊服饰，任由王尔德挥霍共同财产。而婚姻对王尔德唯一的改变是发型，他把头发剪短了一点点。

表面上，王尔德的确度过了几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他们居住在一幢精致的小房子里，从墙壁到地毯的装潢都是纯白色的。美丽的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体面的平绒外套，一幅最完美的中产生活构图。

光鲜生活的背后，王尔德不断放大自己对妻子的厌恶，当妻子承受着怀孕的不适时，王尔德盯着她笨拙的身体和长着斑点的脸，在每次接吻之后冲洗自己的嘴，还时常打开窗户用空气清洁自己的嘴唇。

王尔德针对婚姻说过很多名言，比如“婚姻的基础是相互间的误解”“婚姻的魅力在于，它使欺骗成了彼此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男人结婚是因为疲惫，女人结婚是因为好奇，结果双方都大失所望”。

我曾经很欣赏，甚至抄写过这些金句。直到这几年，我依旧喜欢王尔德，但是我不再爱他的毒舌。人们总说“真相是残酷的”，就像“良药苦口”一样，是不容怀疑的搭配——真相一定是讽刺的、难听的、幻灭的。人们喜欢这种“毒鸡汤”，因为它看起来很聪明，说出口很震撼，而且它揭露了一种虚妄，我们都或多或少地被冠冕堂皇的承诺骗过，从此不信美好的许诺。更重要的是，不管我们是否相信这些“残酷的真相”，它都为我们自身的软弱、冷漠、虚荣、懒惰开脱，我们无需对此感到自责或内疚，因为这些金句表明：世界的运行，从来只是粗糙的暴力和无意义的荒谬，人无论做什么也无济于事。

但是，生活既不能被暖心的正能量概括，也无法被愤世嫉俗的金句所简化。生活是如此复杂，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严肃对待，而任何警句都无法穷尽其真理。

就像是王尔德把婚姻简化为“误解”——不仅他的婚姻如此，而且世间所有婚姻都如此，这不能掩盖他对妻子的残忍。王尔德唯一以妻子为灵感来源的作品是童话《快乐王子》（ The Happy Prince ）。燕子在爱上快乐王子之前，是和芦苇在一起的，燕子最初爱上芦苇和最终放弃芦苇的原因是一样的：“她从不交谈。”

王尔德从来没有费心思了解过从不交谈的妻子的内心。她会说流利的法语、西班牙语，会画画，在大学受过关于浪漫主义诗人的高等教育，她具有反叛精神，参加过早期女权主义运动。

康斯坦斯是一个和王尔德一样聪慧有活力的人，她不只是一个段子的素材。

[3]

生活模仿艺术，远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

《快乐王子》的故事最初是王尔德讲给剑桥的男孩子们的，他喜欢这些男孩金色的头发、稚嫩的脸和崇拜的眼神。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男孩叫作约翰·格雷，白皙漂亮，为了讨好这个男孩，王尔德把自己正在写的小说主人公命名为“道林·格雷”，约翰也心领神会地在每封信上署名“道林”。

《道林·格雷的画像》（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是王尔德唯一一部小说，它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主角道林·格雷是个美而不自知的少年，有一天他看到了自己的画像，才意识到自己出众的美貌。道林听信了一个勋爵的蛊惑，向画像许下心愿：自己容颜永驻，所有的衰老与丑陋让画像承担。当道林玩弄一个女演员的情感、导致她自杀之后，画像果真出现残忍的表情，而道林本人则俊美天真如初。

道林一天天堕落下去，所有亲近他的人身败名裂，道林甚至犯下杀人的罪过。最后，主人公看到已经面目全非的画像，想到它记录着自己犯下的罪恶，举刀刺向画像，没想到那刀竟然插进了他自己的胸膛。最后，躺在地板上的道林满脸皱纹面目可憎，而栩栩如生的画像却显得那么年轻、那么英俊。

贯穿全书的，是一个颠覆性的艺术观点：“生活模仿艺术，远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

对艺术有一种惯常的理解，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时而高于生活；艺术服务于生活，它提供美感，带来乐趣，引人向善。

但是在王尔德看来，艺术绝不是生活的小跟班和服务员，艺术具有超过现实数倍的力量，是生活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艺术，而不是相反。女人模仿画中的女性形象打扮自己，男人按照传奇小说来塑造自我，我们在爱情中的所作所为往往是对文艺作品拙劣的模仿。王尔德说，艺术是现实，生活才是镜子。

王尔德欣赏日本的美学，因为那是一个把虚构发挥到极致的国家。日本人对镜子也有古怪的情感，传统旅馆会在镜子不用时盖上布，那是一种敬畏，敬畏镜子不断衍生的幻象，把幻作真。日本人全心全意地追求表象，用象征取代生活，将人生变成永不停歇的堂皇仪式，让荒谬最终变得严肃。

这就是王尔德深信不疑的艺术力量：以虚构之力击垮真实，取代真实。

道林·格雷的画像难道不比他的肉身更为真实吗？

道林·格雷爱上女演员，是因为她在莎剧中完美的表演，他爱她所扮演的角色。当女演员陷入爱情，她开始觉得舞台上的浮华世界多么虚假无聊，布景是庸俗的，罗密欧素颜是丑的，连月光也是假的，她认为真实的爱情更动人。

道林·格雷却对她说出那句残酷的话：“没有你的艺术，你什么都不是。”

女演员绝望自杀，却被无情评价：“这个女孩从未真正活过，所以她也从未真正地死去。”

她的幻影就是全部，她的血肉一钱不值。

《道林·格雷的画像》俨然触及了王尔德人生中两个深渊：艺术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故而是危险的；追求美丽的表面，只会让人丑陋地死去。

这部小说也带来那个把王尔德引入深渊的人。

[4]

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抵抗。

《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出版激起巨大的反响，有人告诉王尔德，一个年轻人把这本书连续读了十四遍，想认识作者。男孩叫作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波西”（Bosie）。

王尔德在信里如此描述他：“波西一定要过来吃三明治。他就像一株水仙花——肌肤胜雪，发色如金……他躺在沙发上的样子像一束风信子，我爱慕他。”

王尔德爱波西，波西对爱的理解则是对另一半的消耗。

王尔德为了不被打扰地写作，租了一个旅馆房间，波西来了，王尔德只好每天中午带他去高级餐厅吃饭到下午三点半，晚饭吃完再吃夜宵，波西直到半夜才离开。只要波西出现，王尔德就变成了一个灵感枯竭的钱袋，写不了半行字。

在短短几年的相处里，波西向王尔德索取了接近五千英镑的现金（折合成现在差不多是四百多万人民币）。波西对此没有任何愧疚，反而觉得这种“爱的供养”是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独有锁链，他说：“向王尔德要钱是一件甜蜜的事情。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一种甜蜜的羞辱和巨大的愉悦。”

王尔德不是没想过离开，他意识到这段关系会摧毁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心智、意志力和平静的独处，他不再搭理波西。波西开始想尽办法挽回，他让自己的母亲给王尔德写信求情，甚至让王尔德的太太替自己说几句好话。

王尔德不堪其扰，去了法国。波西随即追随，花六天六夜的时间到了巴黎，王尔德说自己不会见他，波西就给他发了一封十几页的电报，夹杂着表白、眼泪、承诺和恐吓：“如果你不来，我就自杀。”

我们在波西身上看到了常见的一种人：他们并不是不聪明，只是用过多的天赋和精力去追求不重要的事情——短暂的爱、他人的注意力、争吵的胜利。他们没有创造艺术所需要的耐力，就把生活变成戏剧性极强的表演，逼迫身边所有人都参加这场鸡飞狗跳的演出，只有在所有其他角色备受折磨的时候才能感到被爱。

王尔德回到了波西身边，这是他最后一次失去摆脱这段毁灭性关系的机会，他迎来了人生结局的开始。

——结局从来不是最后的水落石出，而是主人公错过了最后一个掉头的路口，从此只能笔直地通往命定的终点。就像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盖茨比时隔多年见到黛西时，结局就早早地开启了。

复合之后的波西并没有改变或者收敛，他愈发肆无忌惮。因为知道自己是王尔德不得不屈服的诱惑，他连样子都不装了，当王尔德因为照顾他而得了流感，波西头也不回地离开，留下一封信：“你像尊偶像，没有了底座就没意思了。下次你要是病了我马上就走开。”当王尔德一个人被关在凄凉的单人牢房里时，这话反复在他耳边响起。

波西和王尔德的恋情绝不是一个痴情的纯爱故事。王尔德在波西之前，欲望的对象仅仅是那些和他同阶层的人，名校学生、贵族之子。但是波西把他引入一个更阴暗、更刺激也更污秽的男妓的世界，让王尔德之前的体验都显得清汤寡水。

波西剥削王尔德的时间，却赋予他灵感的火花。那时，王尔德的剧作《理想丈夫》（ An Ideal Husband ）正在上演，走红一时，连威尔士亲王都是粉丝，同时，他还完成了自己最优秀的剧本《不可儿戏》（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正在排演，所有人拭目以待。

毁灭总潜伏在高光时刻之中，危险早有信号。

约翰·道格拉斯（John Sholto Douglas）：波西父亲，第9世昆斯伯理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热衷于搏击、狩猎。于1867年制定了现行于世的国际拳击比赛规则。

一个信号是王尔德经常光顾的男妓院的老板被捕，但王尔德不以为意，认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第二个信号是波西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

波西的父亲是一个暴躁的侯爵 。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和王尔德厮混，而整个上流社会都在窃笑的时候，波西的父亲愤怒了，他出没于王尔德和波西经常光顾的酒店，放话说要打烂他们。波西不仅没有躲避，反而把每次和王尔德约会的地点提前通知父亲。

王尔德依然觉得他搞得定此事，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扭曲现实的口才魅力，他的话语是魔术，再讨厌他的人都会对他充满怜惜。一天，波西的父亲逮到了正在和儿子约会的王尔德，交谈短短十分钟之后，原本怒气冲冲的父亲变得心平气和，给波西写了信，为自己骂过王尔德而道歉，说：“我现在理解你为何如此喜欢他了，他真是个出色的人。”

波西不喜欢这个局面，他不喜欢平息的冲突，他不断通过信和电报重新激怒父亲，导致侯爵在所有王尔德出现的场所称呼他为“鸡奸者”，波西同时撺掇王尔德告自己的父亲诽谤。

就是这次诉讼最终把王尔德引向了监狱。在狱中，王尔德控诉波西，认为这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把自己送进监狱的是波西对自己父亲的恨。为什么波西如此憎恨父亲？或许是因为父亲长期的蔑视让他受辱，耻辱激起的仇恨是如此强烈，它张牙舞爪、覆盖一切，波西只想看到自己的父亲站在被告席上，王尔德不是他的恋人，而是他对待父亲的武器。

可是，王尔德自己没有责任吗？如果没有波西，他就不会对侯爵提起上诉吗？他难道没有把诉讼当成一次行为艺术、把审判当成一次公开表演吗？他难道不是因为波西的父亲让自己在观众面前受辱，想赢回他最在乎的观众吗？

在第一次审判中，他轻视了对方证据的充足，王尔德拥有的只有妙语。

对方律师把《道林·格雷的画像》也视为王尔德无视道德的证据，王尔德则把盘问变成了宣讲艺术的课堂。

对方律师：你在《道林·格雷的画像》引言中写道：“世上没有道德和不道德的书。书只有写得好与写得坏之别。”这段话是否表达了你的想法？

王尔德：是我对艺术的想法，没错。

对方律师：那我是否可以说，无论一本书有多不道德，只要写得好就算是好书？

王尔德：没错。如果这本书能创造出美感，达到人类能力所及的最高境界，就是一本好书，书写得不好只会让人恶心。

对方律师：那么一本写得好却违反道德观点的书也是好书了？

王尔德：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表达观点。观点属于人，而非艺术家。

这回王尔德错了，他的反对者不再是当时在美国的讲堂里、可以用妙语击退的哈佛年轻学生。公众不是花钱买他的戏票的粉丝，而是英国社会捍卫维多利亚精神的庞大群体。这些人之前曾经是王尔德嘲笑和看不起的对象，现在王尔德自己送上门了：这位大艺术家不是一直批判道德和社会规则的伪善吗？为什么现在求助法律，渴望公众给予的公正了？

舞台的聚光灯抹平了很多事物的模样，在阴翳中，它们才会显现出来。审判还在进行中，王尔德的名字就被从剧场的海报上拿了下来，很快，他的戏也停演了。审判更是大众对王尔德的报复。法庭宣布波西的父亲无罪，而且案子远没有结束，胜者乘胜追击，反诉王尔德犯了“有伤风化罪”。

成为被告的王尔德老实了很多，不再以挑衅和傲慢的态度对待审判，他换了个朴素的发型，老老实实地回答每个问题，掏心掏肺地为自己对波西的爱辩护。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奇装异服、四两拨千斤的谐趣轻叹、自我传奇化的光环，王尔德的血肉真身就是一个罪人。

法官根据法律允许的最重刑期给王尔德定了罪，判决他受监禁并服苦役两年 。

王尔德终于进了监狱，而他最喜欢的新闻媒体界对这个判决一致叫好，认为王尔德入狱代表着一个下流时代的结束，社会终于要迎来朗朗乾坤。

[5]

受苦是一个很长的瞬间。

监狱里的生活是没有四季的，春花秋落，初雪融冰，监狱里的人一点也不知道，时间不是向前推移，而是凝滞状态。犯人每天吃饭、祈祷、睡觉都是被规定好的铁律，外界的变化与他们没有关系。

受苦是什么？受苦是一个很长的瞬间。

受苦是什么？受苦是一种启示，让你明白从来没有明白过的道理。

在监狱里，王尔德给波西写下长信《自深深处》（ De Profundis ），说自己终于看清了波西的面目，那是一个何等恶劣的人啊，王尔德入狱后，波西除了给他留过一张匿名的字条，其他时候都不闻不问。

波西在字条里用的假名是“百合花王子”，而此时的王尔德，不仅丧失了公共声誉，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他所拥有的只有一间单人牢房上的数字和字母，没有尊严的长队中的一个编号。

波西的假名伤害性极强。“恶莫大于肤浅”——王尔德在长信中这样指责波西。

波西不是什么大凶大恶的人，行大恶的人往往需要具备常人没有的魄力与忍耐，让人在恐惧中还有几分复杂的佩服。但是肤浅地作恶却不需要任何能力。肤浅的人是没有想象力的，他们无法代入他人的感受，也无法设想一个更美好和高贵的未来；他们既不理解无上的快乐，也拒绝领悟深沉的痛苦，他们在意的，只有眼前微薄的利益和享受。

当一个人被肤浅的人所吸引，他是无法改变对方的，而只能被同化，变得同样虚荣和刻薄。而当他终于被肤浅者伤害之后，他最强烈的感受并不是痛苦与憎恨，而是羞耻，为自己曾经如此粗鄙愚蠢而倍感愧怍。

恶莫大于肤浅，这话又何尝不是王尔德说给自己的。

王尔德说：“我犯的唯一错误，是把自己局限在那些以为是长在园子里向阳一面的树当中，避开另一边的幽幽暗影。”

他害怕暗影中的东西，那里有失败、侮辱、穷困、自我怀疑、忏悔，当他被投入监狱，阴影里的东西以高强的密度出现，命令他日日与之相伴。

他被迫面对那些曾经他认为不太漂亮、他根本不愿意与之相处的人，比如牢房里的犯人。一天，一个从未跟他说过话的犯人忽然走到他身后，对他说：“奥斯卡·王尔德，我同情您，因为您应该比我们更苦一些。”

王尔德非常诧异，说：“并非如此，在这种地方，所有人都一样苦。”

此刻，他终于把自己和别人放在一起了，而不像过去那样，认为其他人要么是素材，要么是背景，要么是观众。那些他曾经认为低下的穷苦人，更懂得同情与悲悯。

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里，我最喜欢一个细节：继承了巨额财富的皮埃尔被投入了牢房，在监狱里，一个士兵拿给他一个土豆，把土豆切成两半，撒了点盐给皮埃尔，说：“来吧，吃点。别难过，住在这里，不用受气，这里的人有好也有坏。”皮埃尔狼吞虎咽吃完，觉得自己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监狱里的王尔德因为生病，被允许吃白面包，终于不用吃粗糙的黑面包。他从前看不上的食物现在成了美味佳肴，他会把盘子里的、抹布上剩的面包屑认真地吃干净，一点儿也不浪费。

那一刻，是王尔德最接近伟大的作家，例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一刻。伟大的作家，从来是把自己放置在人群之中，平视所有人，从中找到真，也找到善。

王尔德曾经认为美是美，美是真，美也是善。美能够否定一切判决，抹杀所有指控，消解一切苦难。但是被投入了监狱之后，他才意识到美就是美，真就是真，善就是善。在真与善的道路上少走一段，并不能让人在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真正的幸福并不来自于花哨的布景，或是抬头看到的绚烂的壁画天花板，而是穿越苦难和丑陋之后获得的东西。

然而受苦是一个多么长的瞬间啊，你要在黑暗中习惯那么久，才能看到尽头的光亮，还需要多么大的毅力，才能穿越到另外一头。

王尔德还能成功吗？

[6]

生活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王尔德并不是唯一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入狱的大文人，19世纪的法国诗人魏尔伦与美少年兰波相恋，两人起了冲突，魏尔伦打伤了兰波，后来魏尔伦的妻子出来指控丈夫有伤风化，魏尔伦入狱两年。出狱之后的魏尔伦才到达自己写作的高峰，将痛苦注入诗歌的韵律，成为了“诗人之王”。

王尔德也在监狱生活里认清了生命与艺术的悲怆，他应当用褪去浮华后的涅槃之作震惊世界了吧？

实际情况是，王尔德出狱后的确写了一部长诗《雷丁监狱之歌》（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然后就没有更多的作品。更糟糕的是，他又去找波西了。

任何读过《自深深处》的人都难以相信王尔德会再次和波西复合，对于波西恶劣的本质，没有人比王尔德看得更清楚。况且这会让王尔德丧失生活来源，因为王尔德的妻子康斯坦斯在丈夫出狱后继续给他生活费，但是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再和“不体面的人在一起”，比如波西。但是王尔德宁愿身无分文，也要和波西在一起，他给朋友写信：“如果大家反对我回到波西身边，告诉他们，他给予我爱。我在孤独和耻辱中与可憎的庸人世界搏斗了三个月，便自然转向了他。”

聪明如王尔德怎会不知道，波西能够提供的东西绝不是爱。

王尔德的命运很像是他早年写过的一篇故事，叫《行善者》（ The Doer of Good ）。

故事说耶稣孤身一人在城中走路，遇到一个酗酒者，耶稣问：“你为什么要这样活着？”那人说：“我本是麻风病人，你医好了我，不这样活着，我应该怎么生活呢？”

耶稣继续走，遇到一个美若天仙浓妆艳抹的女人，一个少年充满欲望地盯着女人。

耶稣问少年：“你为什么这样盯着她？”少年说：“我本是盲人，你重新给了我光明，我不用这双眼睛去看她，应该去看什么呢？”

耶稣问女人：“你为什么选择堕落？”女人说：“你赦免了我的罪，现在，这奢华堕落的路就是一条愉快美好的路。”

耶稣离开城市，出城时遇到一个哭泣的少年，耶稣问他为什么哭泣。少年说：“我死过一次，是你让我死而复生，除了哭泣，我还能做什么呢？”

王尔德的悲观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救赎和复活带来的往往不是改过自新，而是重复的自我毁灭，人难以改变自己的本色。

王尔德的本色是什么？是一个痴情的恋人吗？并不是。他再次回到波西身边并不是因为那个肤浅的男孩对他的吸引力，而是他对公众生活，也就是他所谓庸人世界的逃避。

王尔德在监狱中所做的忏悔与醒悟并不是假的，只是他发现，他的醒悟没有观众。终其一生，他的本色其实是个表演者，而非创作者。

创作者在无人倾听的角落也能创造杰作，甚至在孤独时更自由更满足，而表演者永远需要鼓励和掌声。

王尔德一生得到了太多关注与爱，他只有在掌声中才能施展醉人的魔法，改变人的心灵、物的颜色，以假作真，唤醒世界的想象力。当观众消失，他的魔法也就消失了。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叛逆者，用自己的艺术去嘲笑去挑衅时代。但他才是真正的时代之子，维多利亚时代是由表面的伪善和上流社会暗地里的龌龊组成，这正是王尔德美学思想的来源，也是他的双重人生：上流社会的宠儿和私下的浪荡子。所以他能获得社会地位和源源不断的邀约，并不是因为他戳穿和挑战，而是因为他迎合和顺从。可当他不自觉地走得太远时，时代开始警惕，开始厌恶。

刚刚出狱的王尔德还幻想东山再起，表现得像个流放归来的国王，准备再施拳脚，当他发现公众并不准备原谅他，人们视他为过街老鼠的时候，他崩溃了，除了伤痕累累的虚荣心，他不知道自己还剩下什么。王尔德也决定抛弃公众，放弃他承诺过的道德生活，转投更污秽、更幽暗也更甜美的事物——早已自暴自弃的波西。

波西后来也和王尔德分手了，王尔德整天喝酒度日，成了本文开头的样子。

也许这个世上唯一还关心他的人是他的妻子，康斯坦斯时常在跟友人的信里提到王尔德，关心他的健康。

没过多久，三十九岁的康斯坦斯在一场手术之后去世了。她是一个至死都保持着可贵尊严的女性，直至她去世，她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她患病。

康斯坦斯死后，波西冷血地评价道：“当然，她确实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值得同情。但和她本来能达到的高度相比，她实际的成就真是太少了。”

王尔德曾经去过她的墓前，匆匆留下一句话，当时没有任何观众，所以王尔德的话既不幽默也不智慧，或许是他说得最真挚的一句话——“生活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王尔德死于两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