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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过得很愉快。我去了卢森堡广场，花一个小时看我喜欢的一些画。接着我在花园里散步，回忆年轻时的往事。一切都没变。好像还是往日的那些学生，成双结对地走在碎石路上，热切地讨论感动他们的作家。好像还是往日的那些小孩，还是在往日那些保姆关心的眼光下，滚着同样的铁环。好像还是往日那些老人，沐浴着阳光，阅读着晨报。也许还是同一些身着丧服的中年妇女，坐在路边的长凳上，彼此念叨着食物的价格和仆人的不良行为。然后我去了剧场，在走廊里看新书，我看到一些像我自己在三十年前那样的少年，在穿着罩衫的服务员不耐烦的目光注视下，尽可能多地阅读他们买不起的书。接着我闲散地走过那些黯淡而亲切的街道，一直走到蒙帕纳斯大街，也就到了圆顶大厦。莱雷正在等我。我们喝了点儿酒，然后一直步行，找到一家餐馆，使我们能在露天下吃午餐。
他或许比我记忆中的他苍白了一点点儿，这使他那黑黝黝的眼珠在深陷的眼眶中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但他还像从前一样沉着，这在他那么年轻的人身上是罕见的。他的笑容还是同样的真诚。当他点午餐时，我发现他的法语讲得流利，音调好听。我就此向他祝贺。
“我以前就会讲一些法语，你知道的。”他解释道，“路易莎阿姨给伊莎贝尔请了个法国女家庭教师，当他们住在马文时，女教师总是叫我们跟她一起讲法语。”
我问他是否喜欢巴黎。
“非常喜欢。”
“你住在蒙帕纳斯大街吗？”
“是的。”他在迟疑片刻之后说。我认为他的迟疑是因为不想把他的确切住址告诉我。
“埃略特很郁闷，因为你给他的唯一地址是美国运通公司。”
莱雷笑了，但没回答。
“你独自一人一直在干些什么？”
“闲荡啊。”
“读书？”
“是的，我读书。”
“收到过伊莎贝尔的信吗？”
“有时收到。我俩都不大喜欢写信。她在芝加哥过得好极了。她们明年要来法国，住在埃略特那里。”
“这对你是好事啊。”
“我想伊莎贝尔还没来过巴黎吧。我领她到处看看会很有趣的。”
莱雷对我在中国的旅行很好奇，专注地倾听我对他的讲述；可是当我想让他谈谈他自己的情况时，我失败了。他那么寡言，我被迫得出结论：他请我共进午餐，只是他喜欢有我做伴而已。我虽然高兴，却有挫折感。我们刚喝完咖啡，他就叫拿账单来，付了钱便起身，说：“哎呀，我得走了。”
我们分手了。我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知他在干什么。我没有再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