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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在摸索着追寻这种“生活的意义”。即使是婴儿，也会想办法去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环绕着他的整个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在生命开始的第五个年头，儿童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他对待问题和工作的模式。此时，儿童就已经具有了“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概念。以后，他会利用一张固定的统觉表（Scheme of apperception）来观察世界：经验在被接受之前，即已被预先做了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依照最先赋予生活的意义进行的。即使这种意义错得一塌糊涂，即使这种处理问题和事物的方式会不断带来不幸和痛苦，它们也不会轻易地被放弃。只有重新审视造成这种错误解释的情境，找出谬误所在，并修正统觉表，这种错误的生活意义才能被矫正过来。在少数情况下，个体也许会由于自己错误的行为方式导致的糟糕的结果所迫而修正他所赋予生活的意义，并凭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完成这种改变；然而，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如果他没有发现，假如他再我行我素，他必然会陷入绝境，那么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错误的行为方式的修正，大部分要借助于某些受过训练而了解这些意义的专家，他们能帮助人们发现最初的错误，并给出一种较为合适的生活的意义。
人们童年时的情境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做出解释。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验完全有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不太重视不愉快经验的人，他的经验除了能告诉他做某些防范措施外，几乎不会影响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会觉得：“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糟糕的环境，从而确保我们的孩子不再经历这些不愉快。”另一种人会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别人总是占尽了便宜。既然世界这样对待我，我为什么要善待这个世界？”有些父母则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我小时候也遭受过许多苦难，我都熬下去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吃苦？”第三种人可能会这样想：“我童年遭遇了不幸，所以我现在做的每件事都是情有可原的。”这三种人对童年时期经验的解释都会表现在他们的行为里。只要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解释，他们的行为就不会有所改变。在此，个体心理学扬弃了决定论。经验并不是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人们一般不会被经历过的打击所困扰，人们通常只是从其中汲取决定我们目标的事物。我们被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决定了自己：当我们以某种特殊经验来作为自己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很可能就犯了某种错误。意义不是由环境决定的，而我们则以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
然而，儿童时期的某些情境却很容易孕育出严重的错误意义。成年人里的大部分失败者都是在这种情境下成长起来的儿童。首先，我们要考虑曾经因为在婴儿时期患病或由于先天的因素而导致身体器官产生缺陷的儿童。这种儿童的心灵负担非常重，他们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除非有和他们很亲近的人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由他们自身转移到他人身上，一般情况下，他们大都只会关心自己的感觉。以后，他们还可能因为拿自己和周围的人比较而感到气馁。在我们现代文化中，他们甚至还会因为同伴的怜悯、揶揄或逃避，而加深其自卑感。这些环境都可能使他们转向自己、丧失在社会中扮演有用角色的希望，并产生自己被这个世界侮辱了的错误感觉。
我想我是第一个研究器官存在缺陷或内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扰的人。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虽然已经相当进步，可是它发展的方向却不是我所想看到的。我一直想找到的是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想找寻能够证明失败的责任在于遗传或身体缺陷的证据。器官的缺陷并不是一定会导致人们抱持错误的生活模式。我们无法找出内分泌腺对他们产生同样效果的两个儿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克服了这种困难的儿童，他们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还发展出了非常有用的才能。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并不鼓吹优生学的选择。有许多对我们文化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才都有器官上的缺陷，他们的健康状况很差，甚至有人英年早逝。然而，这些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也使他们不停地奋勇向前。只关注他们的肉体，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的心灵将会朝好的还是坏的方向发展。可是，事实证明，器官或内分泌腺有缺陷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未被导向正途，他们的困难也没有被他人所了解，结果他们大多变得只对自己感兴趣。因此，在早年生活曾因器官缺陷而感受到压力的儿童之中，更多的是失败者。
第二种经常在赋予生活的意义中造成错误的情境，是把儿童娇纵宠坏的情境。被娇宠的儿童多会期待别人把他的愿望当成命令看待，他不必努力便成为上帝的宠儿。通常，他还会认为：与众不同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结果，当他进入一个不是以他为众人注意中心的情境，而别人也不以体贴其感觉为主要目的时，他即会若有所失而觉得世界亏待了他。他一直被训练为只取不予，而从未学会用别的方式来与他人相处。别人老是服侍着他，这使他丧失了独立性，他不知道自己也能做事情。当他面临困难时，他只有一种应付的方法——乞求别人的帮助。他似乎以为：假如他能再获得突出的地位，假如他能强迫别人承认他是特殊人物，那么他的处境就会大为改观了。
被宠坏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成为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群体。他们中的有些人会严重地破坏善良意志：他们会装出“媚世”的容貌，以博取擅权的机会，可是却暗中打击平常人在日常事务上所表现出的合作精神。还有些人会做出更公开的反叛：当他们看不到他们所习惯的谄媚和顺从时，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充满敌意，因而想要对他们所有同类施以报复。假如社会真的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示出敌意（这种事经常发生），他们会拿这种敌意作为他们被亏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为什么总是不产生效果的道理：它们除了加强“别人都反对我”的信念外，就一无所用了。被宠坏的孩子无论是暗中破坏或是公开反叛，无论是以柔术驾驭别人或是以暴力实施报复，他们在本质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们中有许多人先后使用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其目标却始终未变。他们觉得：“生活的意义是——独占鳌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人物，并获取心中想要的每件东西。”只要他们继续将这种意义赋予生活，他们所采取的每种方法都是错误的。
第三种很容易造成错误的情境，是被忽视的儿童所处的情境。这样的儿童从不知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建构了一种没有把这些友善力量考虑在内的生活解释。我们不难了解，当他面临生活中的问题时，他总会高估其中的困难，而低估自己应付问题的能力和旁人的帮助及善意。他曾经发现社会对他很冷漠，从此他就误以为社会永远是冷漠的。他不知道他能用对别人有利的行为来赢取感情和尊敬，因此，他不但怀疑别人，也不能信任自己。事实上，感情的地位是任何经验都无法取代的。母亲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让她的孩子感受到她是位值得信赖的人物，然后她必须把这种信任感扩大，直至它涵盖儿童环境中全部之物为止。如果她的第一个工作——即获得儿童的感情、兴趣和合作——失败了，那么这个儿童便不容易发展社会兴趣，也很难对其同伴有友好之感。每个人都有对别人发生兴趣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被启发、被磨炼，否则其发展即会受到挫折。
假如有个完全被忽视、被憎恨或被排斥的儿童，我们很可能发现：他很孤单，不能和别人交往，无视于合作的存在，也全然不顾能帮助他和别人共同生活的任何事物。然而，我们说过，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体必然会死亡。儿童只要度过了婴儿期，便足以证明他已经受到了某些照顾和关怀。因此，我们不讨论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只考虑那些受到的照顾比一般情况少的儿童，或只在某方面受到忽视，而在其他方面却一如常人的儿童。总之，我们说：被忽视的儿童肯定未曾发现值得他信赖的人。我们的文明有种悲哀的讽刺，那就是：有许多生活中的失败者，其出身都是孤儿或私生子。通常，我们都把这种儿童归纳于被忽视的儿童之中。
这三种情境——器官缺陷，被娇纵，被忽视——最容易使人将错误的意义赋予生活。从这些情境中出来的儿童几乎都需要帮助以修正他们对待问题的方法。他们必须被帮助以赋予生活较好的意义。假如我们关心过这些事情——这就是说，假如我们对他们有真正的兴趣，也曾在这方面下过功夫——我们将能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看出他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