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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已有关于人体某些内脏、骨骼、肌肉等的记载与描述
，因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就指出，中国古代也曾有具有一定水平的人体解剖知识。但是，关于它在中医理论建立过程中是否起过某种作用的问题，人们尚未认真地考虑过。通常认为，解剖学是西方近代医学理论的基础，对中国医学理论的建立无甚影响。因此以往对我国古代解剖知识的研究仅局限在探讨其所取得的成就与水平上，忽视了中医理论的建立与古代解剖知识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黄帝内经》中有关记载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医学虽在理论体系上迥异于西方近代医学，但在其重要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是与当时的解剖知识有关系的。从这一点出发，不仅可进一步阐明其理论的发展过程，还有益于搞清若干至今尚未经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
脏腑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医学中所说的脏腑与西医学中的同名脏器不相同，但其基本概念无疑仍是以脏器实体为根据的。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脏、腑的概念并不明确，方士“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府”，殊无定准。至《黄帝内经》问世，始对脏、腑有明确定义。如《素问》指出，凡“藏精气而不泻，满而不能实”者，称为脏，包括心、肝、脾、肺、肾。凡“传化物而不藏，实而不能满”者，称为腑，包括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胆。凡“藏而不泻”者，称为“奇恒之腑”，包括脑、髓、骨、脉、胆、女子胞（表1-1）。
表1-1 《素问·五脏别论》对脏腑的划分
可以看出，《黄帝内经》在对胆的划分上出现了重复：既属腑，又属奇恒之腑。为什么要在腑之外另造“奇恒之腑”一名呢？这仍须从功能与形态两个方面去解释。《素问》的划分主要依据脏器的功能，而对功能的认识又源于形态方面的直观认识。如对于腑：“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曰实而不满。”同样，对于六腑之一的胃的认识，也建立在解剖的、直观的基础之上。《灵枢·胀论》称胃有“五窍”。明代医家张景岳释为“咽门、贲门、幽门、阑门、魄门（即肛门）”。但《胀论》篇中已明言“五脏六腑者，各有畔界”，如果“五窍”上达咽喉，下至肛门，便远远超越了胃的“畔界”，故张氏之说显然不确。对于胃的“五窍”的解释，应考虑到中国古代解剖学的水平，不可能将十二指肠与胃截然分开。因此可以认为，所谓“五窍”是指胃的上口、下口及肝、胆、胰三条管道在十二指肠部的开口。这种知识无疑是从古代解剖实践中得到的。关于这一点，通过当时对胆汁功能的认识亦可得到旁证。
当时的医学水平，人们虽然能通过解剖实践直观地看到肝、胆、胰有管道与胃肠相通，但不能认识到胆汁、胰腺的消化功能。《黄帝内经》作者出于主观的推理，误将这些管道视为营养物的吸收途径，“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认为胆囊中的“精汁”应该充盈饱满，藏而不泻。如果松弛、不饱满，则为“怯士”，“胆汁泄，则口苦”。由此可知古人尚未认识到胆汁来源于肝，向肠道分泌的正常流向。这正说明古代的解剖知识虽然是初级的，但却为中医理论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同样，《素问》在论述脏腑时，也将胆区别对待。它只是将六腑的其他五腑称为“器”，言其“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由于胆在形态上具备腑的一般特征，而其所容物又属“藏而不泻”的精华，所以另与有相类属性的脑、髓、骨、脉、女子胞一起并称为“奇恒之腑”。
由此可说明脏腑学说是建立在形态与功能两方面认识的基础之上。认识形态依靠解剖，认识功能则依靠思维。由于形态解剖的直观性和胃肠道传递功能较简单，所以当时能得出较正确的认识和数据。而对那些须用近代生物化学、腺体分泌等知识加以解释的内容（例如胆），则根本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认识。可以说，如果我国古代没有初步的形态解剖知识，中医学中就不会有“奇恒之腑”这一名称；而我们如果不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也就永远不会理解到这一名称的真正含义。
“三焦”一词亦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明确指出三焦为人体脏器之一，与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五者并称为“六腑”。由于《黄帝内经》对三焦的形态缺乏明确描述，致使两千年来医学界为其形名争论不休，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如三焦无形说、腔子三焦说、胃部三焦说、油膜三焦说、三段三焦说等。至清代温病学派用三焦划分热病病程的不同阶段，则其概念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现代学者任应秋在评论以上诸说时指出：三焦无形说“既承认三焦是一腑，并具有行气通水的作用，而谓为无形质可指，这是不符合逻辑的……相比之下，腔子说实较无形说优”。任氏还说：“唐宗海（1862—1918）以体腔内连网油膜为三焦，可能首先是受到腔子说的影响，其次是看到西医解剖生理学的记载。由于当时西医学的幼稚，以及宗海本人科学知识的不足，故其说多似是而非……总之，希图从文字上来汇通，是难以做到‘天衣无缝’的。”
任氏指出无形说不合理，但在罗列各家学说之后亦未指出合理的解释是什么。我们还是要用历史观点来看问题：试想19世纪70年代后的西医学尚且幼稚，唐宗海的科学知识还嫌不足，那么远在两千多年前的解剖、生理知识又怎能不幼稚呢？如将西医学理论简单地套用在古人身上，就难免要走入死胡同。任氏穷毕生之力得出无法从文字研究上做出合理解释的结论，提示我们应另辟新路。我们不妨考虑一下《黄帝内经》时代医家在察看胸腹腔内的构造时，会有些什么发现。在胸腔内，除心与肺之外，可看到心包；在腹腔内，除胃、大肠、小肠、脾、肾、膀胱、子宫等外，则可看到大量的“膲”。
“膲”字的意思是肉空或不实，高诱注《淮南子·天文训》膲字为“肉不满”；《灵枢·根结》有“毛腠夭膲”，均为不实之肉。这就是三焦腑的具体形质。有人将三焦的焦字释为火，故有“三焦乃少阳相火”之说，由此步入三焦无形的歧途；但也有许多人注意到“三焦，古作膲”。这在《灵枢》《脉经》《甲乙经》等书中均可见到。
《素问·灵兰秘典论》说：“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灵枢·本输》说：“三焦者，中渎之腑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弧之腑也，是六腑之所与合者。”
渎，《说文》：“沟也。”段注：“凡水所行之孔曰渎，大小皆得称渎。”在《灵枢·根结》中还能找到一个自注：“渎者，皮肉宛膲而弱也。”此处以膲释渎，又以“中渎之腑”释“三膲”，两字互训可知三焦一腑实乃腹腔中的腹膜脏层包裹脏器外组织所形成的各个部分。其中自然包括“腔子三焦说”的腹腔部分，也包括“油膜三焦说”的小肠系膜等在内。由于腹膜脏层不仅包裹许多管道、淋巴结等，形成了许多中空的“不实之肉”，而且覆盖在各脏器表面，将其连为一体，所以《灵枢》才说它“是六腑之所与合者”。
至于三焦腑的准确部位，根据《灵枢·经脉》的记载可以明确解决：“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入缺盆，布膻中，散落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同篇在叙述心包络经脉时说：“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这两条与三焦腑有直接连系的经脉，均在“下膈”之后与三焦腑相通，其本经称为“属”，表里经称为“络”。这就说明三焦腑的准确部位是在膈下，与膈上毫无关系。前述诸家之说，大多未能搞清这一点。而且还应该注意到《灵枢》在记述十二经脉时，独在这两经中提到“循属”与“历络”，其他十经至其本脏时但言“属”，至表里脏腑时只言“络”，可知三焦腑的范围较一般脏腑的确要大得多。这与腹腔内大量的“膲”的实际分布情况正相一致。
从上述有关三焦的记载来看，古人除通过解剖实践对人体内脏形态进行直接观察之外，是不能对三焦一腑做出如此形象的描述的。
消化、吸收与排泄，是生命科学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医学理论必须加以解释和形成其自身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局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古人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把握有机体进行同化、异化，即整个代谢吸收过程的真谛。中医学理论在这方面大量使用“气”的概念，将整个代谢吸收过程笼统地称为“气化”，即由于此。应该承认，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中有许多内容，确实是通过入静行气的自身体验而得到的，但仔细分析有关代谢吸收的理论，却并非如此。
从饮食入口至排出，整个过程连续可见，古人对此有正确的描述，正是受益于形态学的基础知识。但其中精华物质如何被吸收？饮料（液态物）入胃后，在没有直接管道与膀胱相通的情况下，如何从胃肠中“泌别清浊”而至膀胱？中国医学对此有自己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也是以古代解剖实践为基础的。
近代医学虽已明确营养吸收主要是在小肠内进行，但在《黄帝内经》中却认为这一过程基本是在胃部进行的。“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另出两行，营卫之道。”可见《黄帝内经》认为上、中两焦隶属于胃，其具体功能是：“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因此《灵枢·经脉》将胃的主病定为“是主血所生病者”。类似文字还有许多，大都与此同，说明当时的确认为吸收功能是在胃部，并且明确指出是通过“胃之两焦”进行的。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这是因为在人或动物腹腔中，可以看到与胃联系密切的腹膜脏层形成了大小网膜，特别是在小网膜左部形成的肝胃韧带中，包裹着胃左右动脉、静脉、胃上淋巴结和神经等；右部形成的肝十二指肠韧带中，包裹着胆总管、肝固有动脉、门静脉三个重要结构，以及淋巴和神经等，两者皆具备了“膲”“渎”的性质。综合《黄帝内经》有关“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和“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的说法，可以推知古人确将这些管道视为重要的吸收途径。而且这种并不正确的认识，也正是古人将胆从六腑中提出，认为其中贮藏“精汁”“藏而不泻”，而纳入“奇恒之腑”的理论基础。
另外，“吸收”还有一条通路：“四肢各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这是因为“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在人体内可以看到脾和胃同属腹膜内器官，均被腹膜所包裹，而且上文也明确指出“以膜相连”，这又一次说明当时医家建立的所谓“气化”理论是以解剖所见为依据的——将客观所见的形态与主观推理结合在一起来解释人体的功能。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水液的代谢是与肾脏无关的。这是因为在《黄帝内经》成书的时代，人们对肾循环还不能有所认识。直至19世纪的王清任，也只是说：“两肾凹处有气管两根，通卫总管，两旁肾体坚实，内无孔窍，绝不能藏精。”他又认为“膀胱有下口，无上口”，这就无怪当时中外医学都只能认为水液是渗入膀胱的了。再看《黄帝内经》的说法：“足太阳（膀胱）通水道；手太阳（小肠）……水道出焉。”（《灵枢·经水》）“下焦者，别回肠，注入膀胱，而渗入焉。”“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灵枢·营卫生会》）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黄帝内经》认为水液代谢是通过小肠和大肠到达膀胱而完成的。既然是从大、小肠通过“膲”到达膀胱，其物质形态舍腹膜下部所形成的各部分别无可指了。当水液“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时，“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这应该认为是指腹水症，而此症正是大量的水停留在腹膜腔内。
人体除自食物中取得“气”与“血”外，还要吸收津与液。所谓津液即人体内存在的有益的液态物。浓度较低的称为津；含蛋白、糖分较高的称为液，如脑脊液、关节腔内的液体等。津液的吸收途径在《素问》和《灵枢》中观点并不一致。前者认为“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焉”。其意是津、液与水自三焦水道一并进入膀胱后，再由膀胱腑取其精华。如果膀胱气化不能进行，则与尿液一齐丢失，即成为膏淋之疾。而后者认为：“水谷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其意乃是在渗入膀胱之前已由三焦腑取其津液，直接“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了。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也正是由于古人看到包裹着小肠的整个肠系膜植根于椎骨内侧，故认为食物中的精华是由此直接渗入“骨空”（骨髓腔）而去“补益脑髓”的。这种观点直到清代解剖专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仍然被保持着。正是在这种形态学的基础上，《灵枢·经脉》将大肠的主病定为“是主津液所生病”；小肠的主病定为“是主液所生病”。这比《素问》认为依靠膀胱的气化功能吸收“津液”是一种进步，而这种进步正是受益于形态学的发展。
为什么人们对中医学在古代只能认识到上述水平不能做出定论，主要是因为对《素问·经脉别论》中“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这段经文没有搞明白。现行中医教学均将水液代谢途径解释为饮入于胃，经脾到肺，然后再到膀胱。这就把问题推到玄而又玄的境地了。应当注意到，被“饮”之物并不仅限于水，还有其他种种液体。其中如含有醇、挥发油、芳香烃等物质，可以由胃壁直接吸收，这就是“游溢精气”的本意。这种说法无疑是来自人体自身感受，人人都可自行加以验证；但饮料中的水分并不上归于肺，而是循三焦水道之路下输到膀胱。《素问·经脉别论》中这段话并没有说错，只是“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八字不能与上文连读，过去人们断句错误，就不能不把意思搞错了。
自饮食入口，到营养吸收、水液代谢之后，其糟粕由肛门排出，《黄帝内经》对此也有所交代，这就是强调“魄门亦为五脏使”的用意。因此可以说，《黄帝内经》中对整个消化、吸收和排泄过程是有着系统的完整的描述的。而这种描述是建立在形态学基础之上的，正由于过去的研究脱离了这个基础，所以人们感到十分费解，错误地认为中医理论体系似乎完全立足于无形的“气化”之上，甚至认为纯属玄学，根本无法解释。如果我们认识到古代解剖实践对中医理论所起的作用，从而对经文原意得到正确理解，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了。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服务于针灸治疗学，而且还被用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以及分析病情、诊断疾病等。经络学说实质上是反映活着的有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尽管至今尚未弄清经络的实质，但中外科学家均已证实人和动物体内确实存在着这种不同于血管和神经的传导系统。
中国古代医学最初对这种传导系统进行描述时，称之为“脉”
。《黄帝内经》中对“脉”做了详细的描述，说其中直行者为经脉，横行者为络脉，细小者为孙络，由此才出现了“经络”一词。所以经络与脉的形态基础是一样的。
当人们对中医所说的经络或脉进行研究时，发现动静脉系统的小血管、毛细血管与经络学说中某些络脉、孙络相符合，而大血管则根本不是十二正经的问题。为了解释这一问题，仍须从古代解剖实践对“脉”的概念有何影响谈起。
众所周知，经络是不能直接看到的。但在《黄帝内经》成书及其以前的时代，医家尚未认识到这一点。《灵枢·经脉》说：“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还说：“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有关这种经脉可见性的描述还屡见于该书其他各篇，如“经脉败漏”（痈疽第八十一）；“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筋”（血络论第三十九）；“用针者，必察其经络之虚实，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刺节真邪第七十五）等。可见在中医理论中认为“脉”是可见的，而且上引各句指的都是血管。
此外，在《灵枢·寒热》中又说：“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浮于脉中，而未内著于肌肉，外为脓血者，易去也。”这里的“脉”应是指淋巴管而言。
总之，当时对“脉”的理解主要还是建立在人体可见的血管系统上，所以它的定义才是“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汉书·王莽传》：“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这些记载均可作为这一点的旁证。但当时对动脉、静脉、淋巴尚无分辨，所以将淋巴也称为脉；将刺络时“血出而射”（刺中小动脉），解释为“血气俱盛而阴气多”；将“血少黑而浊”（刺中小静脉），解释为“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同时因为当时的解剖技术尚未达到剥离脉管系的水平，所以不可能全面认识到人体脉管系（血管系统与淋巴管系统）的真实面貌。在初步的解剖水平与当时的认识水平上，将所看到的和所感觉到的糅合在一起加以叙述，误以为这些管道的干支及其连续就是深而不见的“十二正经”。于是说十二正经是“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而不是没有可见之物。
这种错误的概念持续达千年之久，直至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现代解剖学剥离出人体完整的脉管系，人们才认识到血管与经络体系不是一回事。
形成这种概念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形态学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人们能正确认识人体基本结构的水平。我们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其发展形成的过程，而以现代医生所具有的解剖学知识去看待古人，以为当时已能区别两系统的不同，或认为中医说的“脉”与西医说的“血管”毫无关系，这就无法解释既然经络体系不是脉管系，而古代医学文献中都大量存在着可认为说的是血管的文字记载这一事实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其奠定理论基础的重要历史时期，并非完全立足于哲学式的思维和对临床经验的归纳总结。许多重要基础理论，包括对生理、病理的解释，直接来源于形态学的观察。这里所说的形态学的观察，也不排斥借助于对其他哺乳动物的观察。就当时医生的基本态度而言，仍然是努力在形态学方面寻找根据的，这一点在对脉的描述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经络系统的出现并不依赖于形态学，所以这方面的理论发展方式较为特殊。王莽虽然使太医与巧屠“以竹筳导其脉”，但这种技术手段却不足以达到“知所终始”的目的。如果当时的技术手段达到可以全面了解脉管系的水平，肯定在当时就会考虑到经络系统与脉管系的不同。
在中外医学形成不同体系的许多原因中，就解剖学来说，重要的不是谁有谁无的问题，而是发展方式的不同。西方解剖学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不断深入发展的。而中国古代的解剖实践从一开始就与医学理论紧密联系，所以在脏腑功能、代谢吸收理论、经络描述等重要基础理论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形态学知识。但由于封建礼教等原因，使解剖学的发展受到阻碍，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使中国古代从医者不能脱离临床而从事基础研究，加之传统文化的势力使医家在看待“气”与形态两者时，更侧重在无形的方面，所以解剖学就只能停留在初级的水平，而无法深入发展了。因此，我们如果不从历史上去进行考察，就会以为我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与解剖学毫无关系。
（廖育群，《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6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