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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句话出自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认为，科技是文明的重要组成，讨论中国文明必定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的探讨。相比于农、天、算等古代科技门类，作为中国古代科技之一的医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时至今日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科技史对于医学史的研究，无论在研究选题、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野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主要是将中国医学的发展历史回归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讨论，给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带来很大启示，可谓“他山之石”。
虽然中医药具有医学的发展脉络，在整个科技史中，医学和天文、农学等都是古代科技的一部分，但医学又不仅仅是科技。并且，科技史与医学史的研究路径是不同的。以往医学史研究多关注典型人物
，但如果从医学思想的角度来看，其实与科技史的发展更为密切。因此，从科技史的角度入手研究中医学的传统与历史，在方法上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加之，科技史和医学史由于学术训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两个学科就相近问题的研究通常能形成较好的互补性。这既丰富了科技史的研究内容，亦拓展了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深度。毕竟，医学的发展受到传统知识、地域文化、思维方式、社会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历史与文化烙印，从不同视角展开讨论，可以丰富医学史研究的多样性和客观性。
回顾现代中医学史研究，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1920）乃中医学史研究之嚆矢。之后，有王吉民、伍连德的
History ofChinese Medicine
（1933）、谢观的《中国医学源流论》（1935）、范行准的《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1998）等
。科技史界对医学史的研究则起步略晚，在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建制化和职业化确立于20世纪50年代，略晚于医学史学科的建立。起初，科技史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数学、天文和物理，后逐渐扩展至生物、农学和医学等领域，并与医学史学科产生交集。其中，李约瑟作为承接中西方科技史研究的代表学者，开始由中国科技史关注到中国医学史问题。国外方面，后续又出现美国科技史学家席文（Nathan Sivin）、德国医史学家文树德（Paul Ulrich Unschuld）、日本科技史学家山田庆儿（Yamada Keiji）等国际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思路有别于一般医学史的路径，更多聚焦于具体问题，且研究内容呈现散在性特征，研究取向均强调实证。国内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降，以张秉伦、廖育群为代表的国内科技史学者亦陆续进入中医学史研究。1978年以来，科技史界出版了不少研究中医学史方面的专著，如廖育群《岐黄医道》（1991）和《中国传统医药》（2010）、山田庆儿《中国医学の思想的風土》（1995）、Charlotte Furth的
A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
（1999）、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2000）等，在学界引起一定程度的反响。但尚未有对改革开放40年来科技史界对于中医学研究重要论文的分类汇编，因此本汇编在学界具有开创性意义。本汇编主要是根据1978—2018年40年来学界研究的实际情况归纳而成，分为七个专题：①医学理论研究。②医学人物研究。③本草与现代中药研究。④疾病史研究。⑤针灸史研究。⑥中外医学比较与交流。⑦中医现代化与建制化研究。以下，将对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在上述七个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述评。
医学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对中国古代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以及经典文本的探讨，旨在对古代医学中相关重要问题的学术脉络进行梳理。古代医学理论主要以《黄帝内经》为核心进行讨论，认为《黄帝内经》成书年代早，大概在战国中晚期。目前研究来看，今本《黄帝内经》与《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有差异，今本《黄帝内经》是在两汉之间才逐渐形成的。同时期的文本还有《难经》《脉经》等。对于这类文本的细致考察，廖育群做了很多的工作，多年来对中医核心问题的持续思考，研究跨度大，具有代表性。廖育群对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深受日本学者山田庆儿的影响。《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代表著作，普遍认为该书成于战国晚期。而廖育群
则提出了不同观点，通过深入考察今本《黄帝内经》的具体内容，指出今本《黄帝内经》系由《素问》《灵枢》两部著作组成，这两部独立著作均系博采兼收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医经文献而成，其成书年代当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前期。廖育群
对另一部传世经典《难经》进行研究，主要探讨《难经》所述医学理论的发展变化及其与东汉时代文化的联系，包括作者与时代特征、医学理论的变化、后人所入文字的时代特征，他指出如果不对《难经》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是无法看到东汉时期医学理论变化的。历经有关两汉医学史诸多个案研究后，廖育群
又进行了两汉医学史的“重构”，他认为“重构”的关键是要确定传世医学经典的成书年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文本的形成时代、文本的内容与知识构成入手，还原早期医学的面貌。他还分析了内史研究的现状，认为内史研究要有所突破，需要“精细个案研究”与“综合考察”相互结合，如果没有两者的结合，则无法看清历史的本貌。山田庆儿是日本科技史界研究医学史的代表学者之一，在中国哲学、医学发展史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见解。山田庆儿
通过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源起、历史与理论等方面展开探讨，从而揭示传统自然哲学与科学思想所展现的思想方法，梳理并描绘出中国医学独特的概念和思考方式，不仅使之可以与其他医学体系实现对话，还可能使中医学获得新的拓展，他认为中医学的起源产生于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灸法和针法相继出现，一些医家利用这类技术创建并发展了一套全新的医学理论。
对于古代解剖学这一问题，以往有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已有解剖学，但是解剖学到底在早期医学中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以及中医基础理论对解剖学的依赖程度如何，则鲜少探讨。廖育群
通过对《黄帝内经》中有关记载的分析，发现中医学虽在理论体系上迥异于西方近代医学，但在其重要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是与当时的解剖知识有关系的。祝亚平
则从内容和流传角度考察了烟萝子《内境图》这部书，这篇文章比较早
，作者认为烟萝子《内境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诊”是中医诊断的特色，以往对于四诊比较强调客观化和标准化，尽管中医诊断学教材中已有系统的四诊标准化论述，但是对于诊断的历史研究尚有所缺乏，张秉伦
与黄攸立
对传统医学的诊断理论展开研究，包括目诊、舌诊，两位学者对中医望诊的客观化与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和讨论，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即从科技史角度，对外在观察诊断方法的形成与多样化进行了探讨。哈佛大学栗山茂久
从古典希腊医学关于人体的描述和中国医师关于身体的想象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入手，他认为中国人身体观念的特殊性，是由于中国医师忽略了视觉证据，并阐述中医学中视觉知识的重要性，及其与中国人身体理解之间的关系。柯资能
探讨了大周期理论与疾病现象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研究视角，传统医学发展到金元时期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在医学流派不断争鸣的背景下，明清一些医家开始关注疾病、医家学说与大周期的关系，尝试为历代医家学说的流变提供一种合理而连贯的解释，但柯资能对这一理论及其解释有待进一步检验。
医学人物研究主要涉及重要医家、学者的生平及学术思想。医学人物是以往中医内史研究的强项，自20世纪80—90年代，传统科技史研究基本是从人物的生平、科学发现、思想背景加以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科技史学者从科技史与医学史交集的科学人物入手，在此方面体现出不同的研究视角。章国镇
将研究聚焦于我国著名现代生药学家赵燏黄，从学习经历、教育理念、学术观点与贡献介绍赵燏黄，是关注我国本草学向生药学转型的早期研究。罗桂环
主要研究植物发展史，他之所以关注《救荒本草》，是因为《救荒本草》不仅是本草著作，也是植物学著作，他从植物学意义的角度重新对《救荒本草》进行梳理，认为该书是我国15世纪初期所做植物调查研究的忠实记录，丰富并发展了我国古代植物学。扁鹊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位关键人物，学界有诸多研究。韩健平
则尝试从扁鹊资料中存在的人物和叙事语言方面的异文出发，论证扁鹊事迹的传说性质，他认为扁鹊事迹极有可能是传说的产物，扁鹊资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民众思想史研究方面。
本草与中药研究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本草以及现代中药的研究。日本学者冈西为人
是研究中国本草学的重要代表，他对至明清各代的本草进行概述，将中国本草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各时期重要本草著作与前代及后代本草的关系、重要特征及历史地位，并指出各个时期本草的特征虽然明显，但仅仅是概括性的，本草内容还是应当根据时代及著者的不同而加以区别。与本草著作相关的研究，则主要有薄树人
关于《大元本草》的研究，薄树人因为在研究科学家扎马鲁丁时，发现元代曾有过编纂《大元本草》的史实，而对于谜一样的《大元本草》，医史专家对此书毫无所知，他通过元末丞相许有壬的文集《至正集》，对当时《大元本草》的编撰及最终未成稿的原因进行了回顾。韩吉绍
则聚焦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这是一部在中国本草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著作，韩吉绍指出《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融摄医、道编撰而成，认为陶弘景将道教尤其是炼丹术的知识很好地融合进医药学中，从而极大丰富了矿物本草知识
。近年来，国内对于本草图像的研究愈发关注，张钫
对明代本草著作《本草原始》图像的传播过程进行梳理，《本草原始》中的图像绘制主要是为了辨别药材，然而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使得图像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图像中的有效信息不断丢失，文中对这些原因进行了分析。国内目前对于本草图像的研究逐渐重视，将是未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板块。我国台湾科技史学者雷祥麟
从药物的社会史角度对抗疟药物常山进行了系统研究，他重点论述了常山的科学研究，以及引发的对中药科学研究的思考，值得一读。韩毅
则聚焦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方书，也是官府药局制造成药的法定处方集，韩毅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方剂注释的体例与形式，方剂的主治、炮制、服法和禁忌，方剂产生的背景、组成变化和文化意涵等进行深入探讨，可为局方的临床科学研究提供依据。日本科技史年轻学者久保辉幸
详细介绍了日本引进青蒿并对其进行植物本体及分类、外形、名称等多方面的鉴定，并结合古典文献与实地考察梳理了日本对青蒿和黄花蒿的认识与鉴定过程，对古代研究结果进行重新审视，探讨了《本草纲目》传日后对认识和鉴定青蒿的影响。
疾病史研究涉及中国古代疾病的演变、认知、治疗，以及疾病的社会史。以往有关疾病史的研究，整体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医学史界内部始于20世纪30年代范行准
、余云岫等医学家，他们主要研究病名的考证、传染病等，这些都是早期疾病史研究比较关注的内容。此后，医学史界学者主要研究古今疾病的关系和疾病的传播，以及用现代认知推断古代疾病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降，历史界学者以余新忠、梁其姿、李玉尚为代表，开始将疾病史与社会关系相关联，强调疾病的社会史，如鼠疫研究等，研究层面有所拓展。科技史界学者则更关注以往疾病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古今疾病是否有完全的对应性等。其中，廖育群对脚气病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结合内、外史的角度，对脚气病的形成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认知。长期以来，国人多不识“脚气病”，误认为脚气就是脚癣，廖育群
对脚气病毒的研究历史进行梳理，对古代脚气病病名背后的内涵差异加以分析，通过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有关脚气病的记载，对晋唐时期该病的本质与产生原因，提出一个与传统解释完全不同的新见解，即脚气病流行的历史曲线虽与国人几千年种稻、食米之生产生活史的发展曲线不符，但却与饵食含汞、铅、砷等矿物药之“外丹”的历史曲线基本一致。古代瘟疫的发生和流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是国家政权应对疫情的基层组织和实施者，韩毅
选择以宋代地方官吏为视角，对地方官吏在防治瘟疫过程中撰写的临床医书进行分析，考察地方官吏在促进官方正统医学知识传播及发展过程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往对于抄本的图像研究关注较少，德国学者文树德
通过文献中有关中医外科图像的表述反映民间对于疾病的认知，从而了解图像所反映的特定文化背景，这篇文章更多是史料学的价值。
针灸史研究主要涉及古代针灸的学术发展、流派，针灸疗法的传播，以及对针灸知识的科学评价。国内开展针灸学术史研究比较晚，这与对针灸的重视程度有关。早期的针灸史研究学者有马继兴、王雪苔等，之后黄龙祥接续研究。马继兴主要基于古代针灸的文本研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针灸的科学化，并涉及部分针灸学术史研究；王雪苔则关注针灸文献的整理、针灸图像及针灸器械的复原等。王雪苔的学生黄龙祥接续他的研究，对针灸文献和针灸图像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发表诸多成果。科技史学界对针灸史的研究并不系统，主要对具体问题展开讨论。针灸一直以来都是一门备受争议的技术，以李约瑟和鲁桂珍
为代表，继续聚焦针灸科学化方面的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中西方针灸共同关注的针刺止痛问题进行探讨，他围绕经络的实质问题，认为需要以生理学和病理学观点的特殊解释，这是经络实质化研究的观点之一。廖育群
针对局部的针灸史问题，关注早期针灸形成的机制，对汉以前针灸疗法理论及治疗的发展情况进行探讨。廖育群指出以经脉理论为指导的针灸疗法产生时间是在战国时期，而针灸腧穴的重要性则在汉代后才充分体现，在针灸疗法理论建立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经脉学的产生，并且经脉学也是针灸疗法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韩健平
也关注经脉学说的起源问题，他梳理了中国古人最初脉的观念、气的身体观、脉诊的由来及古典经脉学说雏形的形成背景，认为经脉循行学说是一种基于阴阳观念构建的理论，不能看作一种客观认识，对经脉实质化研究有一定启示。针灸疗法产生后，经穴的定位一直存在争议，世界卫生组织在对经穴定位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中、日两国之间在70多个经穴上产生分歧，近年来武彦
对造成中、日经穴定位分歧的文献原因进行分析，她认为造成分歧的最重要原因是文献记载不一致。美国学者吴章（Bridie Andrews）
则从针灸传播的角度回顾日本、法国等不同地域的针灸诊疗方法，发现尽管这些方法都是源于中国传统针灸，但由于各国选择的经典文本来源不同，从而发展出不同的针灸临床辨证思路和治疗方法，并且这些所谓的“新方法”之后又回传至中国。
中外医学比较与交流主要探讨中外医学的交流、传播与比较。科技史界对于这方面内容关注有限，探讨比较零散。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潘吉星
开始关注中外医学交流，他梳理了《本草纲目》的外文译本。从18世纪开始《本草纲目》就被部分节译成法文、英语、德文，19世纪上半叶《本草纲目》被全部译成日文，有助于了解《本草纲目》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包括东传和西传的研究。宋岘
则对《普济方》和《本草纲目》的回族医方进行考证，这些回族医药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对中医学的影响，体现了伊斯兰医学和传统中医学的融合，也说明了中医学是在不断吸收伊斯兰医学在内的各种域外医学成果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了自身体系。陈湘萍
从《本草图经》中撷取76种药物中有关医药交流的资料，从文献记载分析说明北宋中叶外来药物在中国已有较普遍的使用，也证明这些药物已融入中国传统医药体系之中。有关中日医学的交流，牛亚华和冯立昇
以近代知名学者丁福保1909年赴日进行医学交流的情况为切入点，在挖掘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丁福保对中日医学交流和引进日本近代西医学方面的事迹和贡献。廖育群
从通常谓之“中国传统医学”或“民间疗法”、广泛流行于当今社会的“拔罐”现象切入，结合与之理同法异的“蛭吸”疗法，讨论与比较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演变的过程，以及相互间可能存在的传播影响。“杯吸”（拔罐）与“蛭吸”是东西方许多国家都曾经或仍在使用的治疗方法，但其在东西方的流行程度却大不相同。日本学者真柳诚
通过对汉字文化圈古医籍数据的定量分析及比较研究，展示日、韩、越三国对中国医书选择性地吸纳，进而推动医学本国化的历史。真柳诚根据10多年来对汉字文化圈中、日、韩和越南所藏28000种古医籍的调查资料，对四国间被他国翻刻古医籍的次数及时期，以及引用他国医书等进行定量解析，其研究方法及视角均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及借鉴。目前来看，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层面，中外医学交流研究将受到更多的关注。
中医现代化与建制化研究涉及近现代中医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学科建制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医发展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医科学化和中西医结合研究逐步展开。科技史界学者主要站在学科史和近现代科技发展的角度思考中医现代化问题，为中医研究注入了很多力量，一方面关注中医历史，另一方面也关注当代中医的发展。席文（Nathan Sivin）
是国际著名科技史家，2009年他在北京大学做竺可桢讲座时，就指出科学史和医学史是从20世纪50年代成为职业领域，主要展开领域是重要人物的科学思想，并分析职业科学史与医学史研究的异同之处，简要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后一般科学史的发展与焦点变化，认为科学史研究维度和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创新。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对科学史研究不仅在单一维度理解，还考察相关维度的相互作用。任定成
基于对中医本质和中西医关系的认识对中医前途展开讨论，这是从科技史出发的一种思考，他认为中医的概念基础在于其形神身体观、失衡疾病观、协调治疗观、摄食平衡养生观以及天时对应生命活动观，在中西医关系问题上，存在中医终将融入现代西医，以及中西医不可通约或仅具弱不可通约性三种观点，并指出由于中医在身体观、疾病观和治疗观上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哲学基础，这些方面为描述和理解中医相关概念发挥基础性作用。德国著名医史学家文树德（Paul Ulrich Unschuld）
对传统中国与传统欧洲以及西方现代医学关于卫生保健的不同进路进行比较，他指出中西医之间的差异并未如此前的西方二手文献所描绘的那样鲜明，认为根本分界线可能出现在对认知分歧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中国医学与文化中的模式化知识现象的处理上。对于现代中医制度变迁的探讨，刘洋
以中西医社团为视角展开研究，医学社团是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以“中医存废之争”事件背景，探讨了中医、西医社团作为主体在这场论战中的主张和宗旨，近代中西医社团的发展进程实际从侧面展示了中、西医的制度变迁。
回顾科技史界对于中医药的研究成果，不论对于中医学史的研究，还是整个科技史领域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既有助于医学史研究者从另一视角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不同面貌，亦对拓宽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方向有所裨益，对于今后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医学的传统与发展历史，以及中医药对社会、生产等方面的历史作用，都具有启示和参考作用。
（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