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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黄帝内经》，系由《素问》《灵枢》（旧称《针经》）两部著作组成。自皇甫谧始，称此二书即《汉书·艺文志》所载之“《黄帝内经》十八卷”，并普遍认为该书成于战国晚期。这使得整个秦汉时期医学发展的历史原貌被扭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战国秦汉医学史概观是：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在先秦时期即已臻于完备；而两汉前后近四百年的时间，对于医学发展来说，反倒成了空白；直到东汉末年才又出现了以临床辨证治疗著称的《伤寒杂病论》。再者，在这种几成定论的说法中所包含的最大矛盾是：既然战国末期就已出现了至今仍被中医界奉为圭臬的经典之作——《黄帝内经》，何以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许多医学著作（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以及《史记》所载名医淳于意（约公元前215—前150年）的25则“医案”，所反映出的西汉前期医学理论和治疗水平均远逊于《黄帝内经》？
因此，本文首先勘破肇始于皇甫谧的“《素问》《针经》即《黄帝内经》”说，进而通过对《素问》《灵枢》两书自身结构及一些重要篇节的分析，指出这两部独立著作均系博采兼收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医经文献而成，其成书年代当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前期。
根据以下一些理由，可以推断流传至今的《素问》《灵枢》两书必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内经》十八卷”。
（1）《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八百余卷医学著作，除今人所称《黄帝内经》十八卷外，全部荡然无存。其亡佚之彻底，致使千年以来医界对其中一些重要名词术语均无考证之线索可寻，何独此书能流传至今，且保存得如此完好？
（2）《汉书·艺文志》载书，“篇”“卷”计算相等，无“积篇为卷”之例
。《黄帝内经》仅18卷，亦即18篇之分量，不可能容纳今本《黄帝内经》162篇的内容。
再看《汉书·艺文志》所载其他医籍卷数：《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有30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有40卷，《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亦有40卷，均大大超过《汉书·艺文志》之《黄帝内经》的卷数（18卷）。如果《汉书·艺文志》之《黄帝内经》即为今本之《黄帝内经》（162篇），那么难道这些仅仅记载“痹”“疝”“瘅”等某一具体病症的方书会有超过162篇两倍之多的篇幅吗？
（3）今本《黄帝内经》由《素问》《灵枢》两部独立著作组成，《汉书·艺文志》中并无此类现象。且两书前各有一段类似的总括性开头，更说明《素问》《灵枢》原本应是两部独立的著作。
（4）《素问》《灵枢》两书名在历代正史书目中一直分别使用（表1-2）。称其为《黄帝内经》实只是晋人皇甫谧的一种猜测，唐王冰宗之，再由后世医家口笔传播至今。
表1-2 历代书志著录情况
注：*为唐王冰注本。
以前虽已有人指出以《素问》和《灵枢》为《黄帝内经》之说不可信
，但因他们均未举出任何论据，所以几无影响。
《素问》和《灵枢》虽然是两部独立著作，但在结构、内容上又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均由9卷81篇组成，均以黄帝与诸臣问答的方式行文，均参阅或引用了一些其他医籍等。这或许是导致皇甫谧做出判断的一些客观因素。但是，这些相同之处实际上只能反映《素问》与《灵枢》的共同时代特征，如果深入研究，反而可以发现其中的许多不同。例如，问答的关系、对象和所涉内容均有所不同。
《素问》中的问答关系涉及岐伯、鬼臾区、雷公三人，由于出现鬼臾区之名的第66至74篇是唐王冰补入的运气专论，所以实际上《素问》中仅见岐伯、雷公二人。《灵枢》涉及岐伯、伯高、少俞、少师、雷公五人。这些黄帝臣民的姓名，在《汉书·古今人表第八》中唯有岐伯一人，其依托源流难于考证。另外有23篇无问答形式。在这些“问答”关系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唯有雷公与黄帝的问答方式是由雷公提问，黄帝教诲医道，其余均属黄帝设问，诸臣回答；其二，诸臣讲述的医学原理有原则的不同；其三，未设问答形式的某些篇节，从内容与行文方式上表现出较为原始的简文医籍的性质，例如《灵枢》第20至26篇即是如此。这些篇节基本是以“某病，刺某处”的方式写成，因此很可能是《灵枢》成书时直接收入的某种原始医籍。另外，《素问》中未设问答形式的“大奇论”，全篇来源于战国时扁鹊的医学著作。通过问答关系的分析，将有助于弄清这两部著作的汇编源流。
1.“雷公—黄帝”问对 第一，《素问》第75至81篇和《灵枢》第10、48、49篇及第73篇的一段都属为“雷公—黄帝”问对。这些篇，在行文用语上与全书其他篇节有显著的差异。如称雷公为“细子”“黄帝坐明堂”“妇女”等，而在其他篇节中则直接以“黄帝曰”“岐伯曰”等行文，言及女性时皆为“女子”。标志着这些篇节或出自某人之手，或另有所本。
在内容方面，这些篇的第一个特点是讲人迎、寸口脉法。即以“人迎”（颈动脉）与“寸口”（手桡侧动脉）的大小对比来诊断各种疾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死不治。寸口四倍者，名曰内关。”这是不同于应用较为普遍的“寸口脉法”（即根据手桡侧动脉的变化诊断疾病），以及“三部九候法”“诊尺肤”等许多脉法的一种古代诊脉方法。如将《灵枢》第48、49篇中的君臣问答等修饰之词去掉，即可还原出富有早期简帛医籍特征的口诀式“人迎寸口脉法”。而《素问》《灵枢》其他篇节在谈及“人迎寸口脉法”时，则多略而不详，且常以“故”字开头，显然只是引用或解释。
第二，经典式的经脉名称、循行、走向。《灵枢》第10篇是著名的《经脉篇》，这篇著作是在马王堆出土的医学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中系统论述了十二条经脉的名称、循行部位、走向、主病，并在每经之后附有与《灵枢》第48、49篇相同的人迎寸口脉法。而《素问》《灵枢》其他篇节的经脉内容，实属杂说不一。例如，《灵枢·本输》云：“六府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在《经脉篇》中，六腑之大、小肠、三焦均属手经，非足三阳。又《灵枢·根结》云：“十二经皆起于肢端，结于头、胸、腹各部。”但实际只论述了9条经脉，且走向与《经脉篇》不同。许多篇中出现的经脉名称，或是根据部位而定，或不解其意，毫无系统，与《经脉篇》有原则的区别。
第三，在医学理论上也存在着与全书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在诊法方面提到“诊有三常：问贵贱、封君、败伤”“年长求之于府、年少求之于经、年壮求之于藏”，与中医理论所认为的疾病是由浅入深的原则（简言之即皮毛→肉→脉筋→骨→髓的顺序）相悖逆。
以上几点说明雷公黄帝问对的篇节，原属一派之学，《素问》《灵枢》成书时被收入其中。黄帝与其他臣子问答的各篇也是一样，均应视为不同学派的著作。但是，为何其他各派均是黄帝问、诸臣答，唯有与雷公问对时是黄帝讲述医理？结合这些篇章的中心内容是“经脉”学说，以及较古老的一种诊断方法——人迎寸口脉法，是否可以设想这些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这样考虑的另一条原因是《汉书·艺文志》称其为《黄帝内经》，理应是以黄帝讲述医理的形式来写，而《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诸子论阴阳》《黄帝杂子步引》《天老杂子阴道》等才应是采用诸臣论对的形式。
2.“黄帝—伯高”问对 《灵枢》第6、14、31、32、55、56、59、64、71、77等10篇都属为“黄帝—伯高”问对。这些篇节用语特征不如“雷公”诸篇明显，但仍能看到好用“与其……与其”“及……及”联接句子的特点。
在内容方面，伯高所论的突出特点是“肠胃”。全书中有关胃肠道解剖的知识基本上仅见于这些篇节。在第31《肠胃篇》中记载了食道、胃、大小肠的长度，与近代解剖实测略等。第32《平人绝谷篇》则据此引申出一系列有关肠胃的理论问题：根据胃肠道的容积，计算人禁食的死期；根据胃肠道的解剖形态，描绘出饮食营养物的吸收途径——营、卫之行；各种食物与治疗的配合，即五谷、五菜、五畜的“宜”“禁”问题。
另外，伯高论病时所涉及的诊断方法、肌肉系统的属性等均不同于其他各篇，有着显著的差异。
3.“黄帝—少师”问对 《灵枢》第6、69、72、79等4篇都为“黄帝—少师”问对。这些篇节的最大特点是只有二分阴阳法，无其他篇节中惯见的三阴三阳理论，例如：“病在阴之阴者，刺阴之荥俞；病在阳之阳者，刺阳之合；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病在阴之阳者，刺络脉。”
对于人格的划分，与伯高用五行划分不同。伯高将人划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类，每类中又借用音律名称划分为五。如木形与“角”相配，则分为“上角、大角、左角、釱角、判角”。而少师则本于阴阳学说，将人分为“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五种。
4.“黄帝—少俞”问对 《灵枢》第46、50、53、63等4篇都为“黄帝—少俞”问对。与其他篇节相较，少俞答的几篇所表现出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各种疾病的原因归结为先天禀赋。例如：“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热；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黄色薄皮弱肉者，不胜春之虚风；白色薄皮弱肉者，不胜夏之虚风；青色薄皮弱肉，不胜秋之虚风；赤色薄皮弱肉，不胜冬之虚风。”并认为人是否能够耐受痛苦、勇怯之不同等皆是由生理决定的，“勇士者，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坚，其胆满以傍”。又说：“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炳；坚肉薄皮者，不耐针石之痛。”另外，在《灵枢》中有两篇名为《五味》，一是伯高的《五味第五十六》，一是少俞的《五味论第六十三》。这两篇的不同在于，伯高所论五味是依据五行学说的配合方式，即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而少俞论五味不按五行配属，如“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等。这种并存现象充分说明了该书的汇编性质。
通过对这些问答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部著作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贯彻全书的理论核心。不过是由一些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不同著作汇集而成，在某一历史时期，由某人或某些人改编，冠之以黄帝问的形式而成书。
由于《素问》与《灵枢》的自身结构均属汇编性质，因此决定了其内容必有古近之分。甚至可以见到“曰病无他”这种类似甲骨卜辞用语的文字。如前所述，在“经脉学说”方面，有以《经脉篇》为代表的全面总结、系统化的“经典方式”，也有许多以部位定脉名、与马王堆出土帛书相符仅有11脉的较原始经脉学理论。
有关“脏腑理论”亦属众说不一：有“九藏”（神藏五、形藏四），“十一藏”“十二藏”“脾为孤藏”“肾为孤藏”“头为精明之府、背为胸中之府、腰为肾之府、膝为筋之府、骨为髓之府”，或将脾归于六腑等说法。正如书中所云：“方士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可见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脏腑学说的统一，同样经历了一段必要的历史时期。“方士”各以己说闻于世是在西汉中期武帝之时，统一异说却是在王莽之时。尤当注意的是，东汉初期厘定经学的《白虎通》（公元79年）中，有关于五脏六腑的确切定义。其中有关争讼不休的六腑之一“三焦”的说明，几乎与《灵枢》的记载一致。
在治疗技术方面，两书均以针灸疗法为主。自马王堆医书出土后，人们普遍注意到，中国针灸学在早期首先使用的是灸法，其后才逐渐出现了针法。像今本《黄帝内经》中一再谈到的“九针”，显然是汉代的产物。在今本《黄帝内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针灸疗法逐步发展的一些环节，有些方法在汉代或许就早已被淘汰。例如《素问·骨空论》中有：“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这种治疗方法的水平，与《五十二病方》基本持平。而治疗水肿病时的灸法是：“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两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这就是“风㽷肤胀，为五十七痏”的具体部位。这种不按脏腑经络辨证的治疗方法，只能认为是较原始的治疗方法。同样，早期治疗寒热病时也是在全身泛泛地施以针、灸之术：“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数。次灸橛骨，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胁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间灸之，腨下陷者灸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颠上一灸之。”这种治疗方法的使用时代，显然是在连“足三里”（文中写作“膝下三寸分间”）这样最普通、常用的穴位名称尚未出现之时。与《素问·热论》等篇以“六经辨证”为理论核心，在疾病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方法治疗相比较，显然是有古近之分的。总之，如果笼统地将今本《黄帝内经》视作中医基础理论的经典著作，将这些原始、过时的治疗方法与今本《黄帝内经》总体所达到的理论与治疗水平放在一个平面上进行考察，是无论如何无法把握全书结构的。
书中各篇或各派的文章是否以五行学说为理论依据，也是区别成文先后的重要线索。今本《黄帝内经》中，虽说五行学说充斥，但也有像“黄帝—少师”问答诸篇那样，只讲阴阳不涉五行的派别。这与西汉初期一方面儒学渐向正统之路发展，另一方面古代诸子的传统尚有余绪，尤其是道、法、阴阳等家，尚相对显于郡国之间的历史背景相吻合。而“五行学说”本身，自战国邹衍等人提倡，直到西汉初期所用，皆属“五行相克”说，“五行相生”的理论要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始见完备。因此，今本《黄帝内经》中许多大谈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的篇节，理应是在此之后才能完成。
对于今本《黄帝内经》总体成书时代的估定，由于受到《汉书·艺文志》已见著录的束缚，故一般认为是在战国或秦汉之际。上文已述，《素问》《灵枢》必非《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18卷，这就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束缚。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的，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所以说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其他医学著作，即使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
，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但是，尽管《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均未著录《素问》《针经》之书名，却不能断定直至西汉末年均无此书。因为班固在编写《艺文志》时仍以《七略》为准，而未收王莽一朝的著作，例如刘歆的著作及王莽本人的著作就未加收录。王莽曾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因而对于王莽时代可能出现的科技著作，尤当特别注意。他曾让太医进行人体解剖，在此之前从未见有类似记载。今本《黄帝内经》中不但有人体内脏消化系统长度的数据记载，并敢于明言：“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这说明今本《黄帝内经》中涉及解剖知识的许多篇节，很可能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认为今本《黄帝内经》与王莽时代关系密切的另一原因是“莽自谓黄帝之后”，故尚“黄帝”之名。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将某些古医籍进行整编，冠之以黄帝君臣问答形式之著作的可能性是值得注意的。
另外，在《素问》《灵枢》中都一再提到《针经》《九针》这样一部著作，并涉及篇数。因此，如果认为在《素问》和《灵枢》成书之前应该另有一部《针经》（或《九针》），当不属无稽。考之正史，《后汉书》中确有记载：“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指郭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根据年代估算可知，和帝时（公元89—105）作太医丞的郭玉是涪翁的再传弟子，故涪翁的著作约成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所以不见于《七略》。而今本《灵枢》很可能是在此书基础上发挥而成，当然更不可能见于《七略》。
《素问》与《灵枢》间可见到一些文字重合，或说《素问》引用《灵枢》的证据，致使有人误以为《素问》成书当在《灵枢》之后。其实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因为两书曾参阅吸收了某些共同的原始著作。涪翁的《针经》及《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扁鹊著作都属这类例子。表1-3即为《素问·针解》与《灵枢·小针解》分别注释《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所保存原始经文的举例说明。搞清《素问》《灵枢》的某些文字重合是另有所本，才能解释为何人们普遍认为《灵枢》文字较为浅显，应成书于《素问》之后，却又见《素问》引用《灵枢》的矛盾。
表1-3 《素问》《灵枢》分别注释同一段经文的例证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同样，中国医学也是在这一时期才逐步完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出现了《素问》《灵枢》《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
本文虽将《素问》《灵枢》的最终成书年代定在《七略》之后，但又特别强调两书内容皆有古近之分，实际上反映出了战国到东汉前期医学发展的进程。
总的来说，战国时期由于“书不同文”，又兼之战乱之世必以兵法、纵横之说为尚，医学乃至其他自然科学的突破发展均属不太可能的事情。在这一时期，医学尚处于家传师授的“禁方”“禁脉”阶段。经脉学说虽已出现，但其理论水平和临床治疗技术的水平均是十分有限的，应以马王堆医学著作的水平为准。医巫并行的现象十分明显。直到汉文帝时仍见“为置巫医，以救疾病”；但到宣昭之时，则云：“近医药，专精神，以辅天年。”可见西汉时期，巫祝始逐步让位于医学。这期间，临床医学有极大发展，出现了许多“经方”著作及称为“九针”的治疗工具，经脉、脏腑理论均趋于定型。这些成就乃是《素问》《灵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真正体现这两部著作学术价值的精华所在。
（廖育群，《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7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