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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近代医学，东方医学属于被称为“传统医学”的范畴。尽管近代医学不断普及并建立起近代化的医疗保健制度，但传统医学在亚洲各地仍保持其生命。其代表为印度的阿输吠陀医学，尤其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中医学，即汉方与针灸。传统医学在各自的社会中，曾经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建立起了各自的医疗体系，但传统医学作为独立的医学体系而开始受到世界性的再评价，不过是这二三十年以来的事情。其开端是中国发明针刺麻醉技术的报道带给世界的震惊。然而即使是在中国，亦不过是从1954年才开始对中医进行再评价。此前，中国与日本的过去经历一样，传统医学被视为迟早要被近代医学完全取代的、落后于时代的医学，随后采取了逐渐废止中医的政策。
传统医学在当代的这种戏剧性复权，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医学这种学问的特殊性。如果是其他的传统科学，恐怕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复权吧！例如，火箭虽然是由中国人所发明，但没有为开发宇宙火箭而研究古代中国之火箭的科学家。传统科学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当然，并非没有从现代之科学研究的立场出发，对传统科学给予关注的情况。像天文学与气象学等，如要建立理论并加以验证，则必须要有极长期之自然现象的观测记录，即是其例。在这些领域，保存于古文献中的现象记录，诸如在确认由理论性计算所得超新星的爆发年代时，归纳气候的长期性变化、气象变动、地震发生的周期时，具有实用价值。尽管如此，但那到底是数据资料的问题，而不是传统科学的理论及观测方法等一如旧貌地发挥着作用。在此种意义上，传统科学已然是过去的东西，是被近代科学所超越了的东西，是绝对不会复权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唯独在医学领域，尽管奠基于近代科学之近代医学具有令人瞩目的发展，但仍会出现传统医学复权这种特异性的现象呢？在面对这一时期何以会出现复权之问时，当然应该首先考虑到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策，以及基础、临床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其次，则是由各种立场出发，对于近代科学的批判与反省。医学，曾是被投以最严厉之目光的对象之一。第三，存在着对于亚洲文化的新观察、再发现或重新评价。对于传统医学的再评价，可以说是其中的突出之例。但是现在笔者的问题并非这些，而是为什么能够出现。实际上这一点与中医学的本质，进而与现代之医学所面对的最重要课题，是有着深切联系的。
笔者认为，中医学保持生命力至今，能够在现代医学与医疗制度中复权的根本性要因有二。其一是医学的对象具有其他科学之对象所无法相比的复杂性。现代之科学，对于人体的构造与功能、疾病发生与治愈的机制，以及身心关系这些极端复杂之问题的阐明，只是刚刚开始。生命科学领域中之分子遗传学的诞生，虽然可以同物理学中牛顿力学的成立相比较，但恰如物理性世界的探索因牛顿力学而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可以说生命之世界的探索好不容易才迈出了这实实在在的第一步。
因而若要以现有的理论与方法去认识复杂的对象，将会怎样呢？结果是只能认识这些方法与理论所能把握的比较单纯的现象，或是将实际中更为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而加以认识。其认识当然是片面的、局限的。现在，有从正面和背后描绘的人头像，如观察方向不同，一个物体只能被片面地认知。如果从未见到过“人”，即如果让不知道头的完整形象的宇宙人看这两张人头像，能马上判断是相同之物吗？
近代医学与中医学，尽管同样以人的身体与疾病为对象，但对事物的观察方法全然不同。虽然一般认为近代医学的观察方法是部分性的，中医学的观察方法是整体性的等，但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两方面无差别地都是片面的、部分性的。只不过相对于近代医学的观察方法是要素论，可以说中医学是整体论性的。以要素论方式思考的人，看不到以整体论方式思考之人所看到的东西。反之亦是同样。整体论方式是什么，后面将详加论述，这两种观察方法就像从头的前面与后面看到的图像，本来就是建立在相互配合的关系上。但现在却分歧过大，将两者如何结合起来才好，我们尚不知道。使传统医学复权、与近代医学共存之此种状况成为可能的另一个根本性要因，是医学不仅仅是科学，同时是技术，或者说在成为科学之前是技术。医学不能仅仅是认识人体的构造、疾病的原因及其过程等，首先必须治疗疾病。这看上去就像是赋予医学的“至上命令”。如果是天文学，即便发现宇宙某处出现了异常现象，也没有引出要将其加以纠正之意念的必要。在这点上，医学具有与其他科学相比的根本性区别。
作为技术，要之，乃是制作东西的行为。在制作某物时，尽管不知其“所以然”，只要经验性地知道：如此为之则中的，制作即可成功。反之，仅仅知道“所以然”是做不成东西的。因而，在不能脱离经验这一点上，表现出技术之最重要的特点。无须赘言，制作的对象越复杂，经验占有的比重就越大。当然，如果知道了“所以然”，则易于知道“如何做才对”，因而也就缩短了试行错误的过程。这是技术中拥有科学的意义。在现代医学中，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方面，具体地表现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
在医学中，存在着有别于近代医学而称之为传统医学的、具有长久的历史性积累、没有被近代医学所汲取的，而且是不可能简单地加以吸收的经验的宝库。现代的医学终于开始注意到，其中含有宝贵的临床经验与治疗方法。这是使中医学之复权成为可能的第二要因。
但是，中医学不是单纯性的经验积累。其中含有自身的理论。不仅如此，其经验亦是不能脱离理论的。试举具体之例，在中医学的脉诊法中，以浮、沉、虚、实、数、代等近30个概念记述着脉的状态。被如此细致地加以识别之脉，成为诊断的基础。要想知道约30种的脉象意味着什么，则必须懂得中医学的理论。反之，若不以其理论为前提，则不可能进行脉的诊断。对于学习过西方医学之脉诊法的人来说，恐怕不存在识别约30种脉之状态的经验，形成了虽然是诊相同之脉却有完全不同的两种经验。因此，如果认为中医学的临床经验与治疗法中含有应该学习的内容，那么关于中医学的理论亦必须如此。必须在此基础上重新探索近代与传统这两种医学的接点。
开场白已经太长了，中医学形成于战国至东汉之期，即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近乎600年间。换句话说，使中医学真正成为独特之医学的要素，此间已全部出现，构筑了自己的体系。因此，笔者欲追溯其历史性本貌，思考中医学理论的特殊性质。
考察中医学的形成过程，马上就会注意到存在着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针灸，这种世界其他地域之传统医学中没有类例的特异性治疗方法的发达。第二是与这种针灸疗法相联系，形成了医学的理论。第三是产生于针灸医学中的理论，发展成以药物疗法为代表之医学整体的基础理论。考虑到中医学体系的基础产生于汉代这一事实，又如此归纳出三点特征而观之，立即就会明白以下之事。即中医学的根本性思考方法，或者说建立起基本性的概念与思考框架的是针灸疗法；这种特异性疗法的发展是形成独特医学体系的原动力。因而探寻针灸疗法的起源，即是探索中医学的起源。
必须说明，笔者并不是要说针灸疗法出现之前就没有医学。殷代的甲骨文中，出现了头、眼、耳、口、齿、舌、喉、鼻、腹、足、趾、尿之病及流行病，还有生育之事。由于甲骨文是询问神意的占卜之文，故虽未写治疗方法，但必定在祈祷之外当然地有药物疗法等，肯定逐渐积累着有关疾病与药物的经验性知识。但这些尚未形成独立的医学。
中医学的起源，从来就是包含在谜之中。这是因为汉代以前的医书，或与医学有关的文献荡然无存。最古的医学书是到西汉末才开始编纂的《黄帝内经》。这部中医学的古典，进入东汉以后，篇幅大增成为《素问》《灵枢》，以及《太素》这样两个系统的版本流传至今。《黄帝内经》是一部论文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自众多作者之手的大量论文被收入其中。因此，最好不过是知道论文的写作年代，但尽管不知其年代，只要弄清了写作的前后关系，照理说也能探索阶段性的发展过程。然而并没有客观的证据与线索能够说明哪些是属于最古老层次的论文。更何况说到中医学的起源，除了付诸根据传说的想象力之外，别无他求。改变这一状况的是1973年末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系列医书。我们将其统称为马王堆医书，这些医书的发现真可以比喻为在漆黑房间的墙壁上突然打开了摄取光线的小窗，直接射入的不过是一小束光，但当眼睛习惯后，就能逐渐看清屋内散乱的东西，并可以进行整理。与此相同，借助马王堆医书之光，可以一点一点地看清中医学的起源。
马王堆医书的书写，大抵可以推测为秦汉之交，即公元前200年前后。因这些无疑是抄本，故实际的写作时代可以追溯至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前221年）。笔者将公元前3世纪中叶作为其年代。若将《黄帝内经》的最初编纂定在西汉末，则比此至少上溯了200年。出土医书有14种（其中之一为图），作为汉代医书之分类的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个领域之书，全部包含其中。这个分类，见于成书于西汉末的图书分类目录《汉书·艺文志》，医经包括针灸医学与医学理论；经方是以药物疗法为主体的临床医学；房中与神仙属养生术，用今日之语言之，包括卫生学与医疗体操，以及性的技术。房中、神仙，后被吸收进民族宗教的道教之中，形成了宗教性实践的独立领域，在医学体系中只占极小的比重，但可以这样认为：对于古代人来说，这四个领域的总体就是医学。因此可以将马王堆医书看成是当时医学的缩影。
首先使笔者感到吃惊的是，马王堆医书中有数篇论文乃是《黄帝内经》中数篇论文的原型。即马王堆医书中，有经后人之手而成为进一步完善之论文，后又被收入《黄帝内经》之事。例如，出土医书中有被命名为《阴阳十一脉灸经》与《足臂十一脉灸经》写有经脉之事的两篇论文，此十一脉渐向十二经脉发展，其完成形态的经脉论被《黄帝内经》作为《经脉篇》收入。因而通过比较研究这三篇论文，引出了两点展望。第一，是可以将《经脉篇》视为《黄帝内经》中，属最古层的论文之一。换言之，作为分析《黄帝内经》所收论文之执笔先后关系的起点，《经脉篇》等数篇论文赋予了客观性的标准。如此，现在将《黄帝内经》作为其中含有各种各样的异说与矛盾，有批判、继承与发展的一部历史性产物，应该称之为黄帝学派的一个医学流派长期以来的论著之集成，来进行研究已成为可能。第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测经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关于这一点，留待后述。
马王堆医书令我们吃惊的另一点，是有灸法但却丝毫看不到针法。这不仅表现在属于所谓医经的、称之为《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的论文中。属于经方的《五十二病方》中，针对52种疾病，记载着以药物疗法为首的各种治疗方法。其中亦有灸法，但却没有针法。也有人认为仅仅是因为偶然才没有包含进有关针法的著作。但在覆盖医学之全部领域的出土医书中，未见言及针法，推测这意味着当时尚未发明针法乃是最为妥当的。这是具有极大冲击性的结论。
抛开出土资料，在现存文献中又是怎样的呢？显示灸法存在的确切证据见于战国中期的《孟子》和战国末期的《庄子·盗跖》。且从中可以窥见灸法已相当流行。灸法的起源因而有可能追溯到战国初期至春秋末期。言及针法年代确切的文献，进入西汉才始有表现。即记载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时医学之一端的《史记·仓公传》和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著作《韩诗外传》。以往一直说最早言及针法的是鲁国的编年史《春秋左传》。其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的记事中可见“病入膏肓”的名言。医缓诊断晋公之疾，由于“在肓之上、膏之下”，故已无计可施，其时医缓如是说：“攻之不可，达之不反，药不至焉。”在此“达”字下，3世纪的杜预加了此乃“针”之事的注。生活在针灸疗法已然确立之时代的杜预，认为那必定是说针不能到达之意，他的解释已然成为定说。但如规规矩矩地读这句子，“不达”肯定是指药物。
如此，明白了现存文献亦讲述着与出土资料相同的故事。灸法在战国时代的确存在，但针法的出现相当晩，充其量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最末期。由此引出了灸疗法的起源以及从灸法向针法过渡发展的问题，但在此之前先指出马王堆医书灸法中特征性的二三事。
首先是确立了“脉”这一概念。这就是后来称之为经脉者，且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各脉均有所属的证候群，某脉紊乱则出现相应的证候；或同样地，患某种疾病则为所主之脉紊乱。作为其必然之结果，便产生了诊断因脉之紊乱而引起之疾病的看法。虽然还很幼稚，但脉诊法已然出现。其次引人注目的是，没有穴位的记载。而且以灸进行的治疗，全部施加于该病所属的脉上。再者，以脉这样的思考方法为核心，欲使灸法体系化、理论化的意图虽尚处于萌芽期，但毕竟已经出现。这些在思考针灸医学，进而是中医学时，可以说都是极有启发性的特征。
在此不可能详述，但笔者认为灸法来源于用气味强烈的香草——艾，在体表熏，以驱赶侵入体内的病原体——疫鬼，这样一种咒术疗法。相信艾中具有驱邪之力一事，可以通过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五月初五之端午节时摘取艾，着于身体、装饰艾制偶人于门以避恶气之习俗了解到。这一习俗稍经变形，在我国亦有流传。江南地区还有熏艾祓除灾害的习俗。在皮肤上用艾，即燃烧干艾以祓疫鬼的咒术疗法，可以说已被运用于医疗。《五十二病方》中，这种咒术疗法实际上已用于腹股沟疝的治疗。但这还不是灸疗法。笔者认为从艾的咒术疗法向灸法转变的决定性一步在于脉的发现。在脉之上以艾灸之的作法出现时，固有意义的灸法也就成立了。当时，发现脉或首先形成脉这种个人的概念的，大概是在体表进行烧艾咒术的那些人。在现在所提到的腹股沟疝的治疗法中，艾的咒术疗法与置于脉上的灸法被并存使用一事，既十分有趣，又具有启发性。
从总体上讲，脉，原本是指血脉的概念。分支、流动着血的管道，是脉之本字“衇”的含义。所谓经脉概念的形成，无疑是与血脉的类比起着作用。在马王堆医书中，无论是血脉，还是后来的经脉，均称为脉，两者在何处被严格区分亦甚可怀疑。不管是作为概念，还是作为实际的通路，血液流通的血脉与气流通的经脉均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或一致，或分离，或交错。用艾施行咒术疗法的人们认为，侵入体内引起疾病的疫鬼的通行路径或区域，因而亦是疾病发展的路径或区域，是一种通道（route）。笔者认为这就是脉的发现或脉概念的最初的形成。这个通道，说不定最初曾被认为是血脉。由此逐渐形成了与血脉具有不即不离之关系的、作为与其不同之气的通路的脉，这样一种概念。由于是气的通路，因而亦是引发疾病之邪气的通路。
因此重要的是，脉从一开始就是脉。换句话说，是作为血和气这样的流体流动的管道，而不是像以往常常想象的那样，最初是许多穴位被发现，在穴位与穴位之连线的基础上产生了脉的概念。如此考虑之时，即能很好地理解前述马王堆医书之灸法中所见若干特征是来源于何处了。
首先，为何有脉却没有穴位的名称，就已然不必再加说明了。在马王堆医书中，除在脉上施灸的方法外，还使用在特定位置施灸的方法，但与脉不同且无名称，而且其位置的数量亦极少。穴位作为脉上的有效治疗点，被慢慢地逐渐发现。笔者认为大量的穴位被发现、被确定，与其说是灸法，不如说应该是在针灸医学形成的第二阶段，是在针法的发展过程中。第二是脉分别附属有一组疾病，或者说不同的脉各主一组疾病的看法。如果将脉作为原本是疫鬼或疾病的通路，那么产生上述看法，可以说是极自然的。第三是脉诊法。根据血脉鼓动的状态，诊断何脉患有何病的独特诊脉法，是产生于承认血脉与经脉有深刻的联系、两者同称为脉并无区别这种观点之上的。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知道经脉不仅与血管系统，而且与神经系统亦有密切的关系。但由于中国的古医书中没有暗指神经系的概念，因而没有关于此点的认识。只是经验性地，作为结果而形成这样的状况。其原因在于这是技术的技术。
如果最高度地概括有关脉的这种思考方法的特征，可以说那就是整体论的（holistic）。与整体论相对应的思考方法是要素论。首先发现穴位这样的要素，然后在某种的穴位间有了明确的联系，承认这些穴位按线形排列着。这时，称穴位与穴位的连接线为脉。譬如，这是要素论性的思考方法：由于联系一事，虽然最初可以是作为功能上的联系而加以认识，但既然有功能，就必须考虑其间有发挥该功能的实体，如此变成要求作为实体之脉的存在。但是，如众所周知，作为解剖学性实体的脉至今仍未发现。
整体论的思考方法不是这样。可以说首先发现了脉，或者是同样，产生了脉在躯体上走着的思想，则产生了脉的概念。脉的存在，通过诊疗活动，通过诊疗效果，逐渐具体地明确化。在此种情况下，如果问脉的存在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存在着某种全身性的作用联系。更具体地说，就是利用这种作用联系，可以进行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或许会说，这不是同义反复（tautology）吗？由于存在着作用联系，所以疾病的诊断、治疗是可能的；因为疾病的诊断、治疗是可能的，所以存在着作用联系——在形式上的确是同义反复。但这是因为作用联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近代科学的立场出发，尚不能解明。总之，尽管不能直接认识作用的主体，但如果作用存在，那就是作用主体存在的确切证明，这是中国思想中特有的逻辑，一般称之为体用的逻辑。在学习近代科学的人之间，恐怕难以接受这样的解释吧。因为没有出现实体，没有器官或组织之类的任何东西。但从中国医学的立场出发，笔者所说的作用联系是什么，就很明白，不仅是临床性的明白，而且在理论性上亦可说明。
在整体论中，并不认为要想认识全体就必须认识构成整体的所有部分。但这也不是说局部不存在，不必进行局部的认识。在全身性作用联系之脉的基础上，发现了存在着对于治疗来说，应该说是有效之作用点的穴位；如刺激某穴位则对何种证候是有效的，逐渐积累了具体的知识。但并不认为脉是穴位的集合。在所谓的穴位之外，还有大量的，在物理性、化学性上，表现出与穴位相同性质的体表之点。并不认为必须知道所有的这些点。重要的是，该点在整体性的作用联系中所占的位置。
不仅是治疗，诊断也是一样。疾病无疑是发生于身体的部分。但这个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指示着作为全身性之疾病所表现出的症状。脉亦是其一。欲通过整体性的症状而知道局部的疾病，因而产生了对脉搏之状态的详细区分。通过识别脉搏的微妙不同，而要了解该脉所指示的疾病。此种诊断方法，使得表现出类似症状的疾病，全被视为一类。此种场合不能忘记的是，诊断的目的并不在于知道疾病本身，而是在于治疗疾病。要之，医学虽说既是科学又是技术，但中医学的整体论之性质，可以说是在医学为技术这方面具有很深的根基。
此整体论性的思考方法、认识对象的方法，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一事，通过譬如发现了西方医学或近代医学所不能发现之脉的事情亦可立证。但这个优势不是绝对性的，反之马上就与劣势相关，亦是同样明显的。例如，虽然详细地了解脉的路径，但毕竟没有由此产生对于与脉直接相关之脉管系及神经系的精致认识。看经络图，令人想说这就是中医学的所谓血管＝神经系统吧。
话题再次回到历史。脉中有手之脉与足之脉，分别有三阴、三阳，即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之六脉，故合之成十二脉。此处所言之脉，当然是经脉。此十二脉以何种顺序被发现，被体系化，通过分析马王堆医书，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推测。根据记载的详细程度，其脉所表现出的重要性、名称等推之，看来最先被发现的是始于足部的三条阴脉。赘言之，脉在身体上是所谓纵向走行着。因此，不论是认为从上端开始还是从下端开始，都是可以的，但在马王堆医书中，视其为从足的前部开始，故称之为足脉。手脉亦是同样。继足之三阴脉后，发现了足的三阳脉。在此足之六脉的径路与疾病的关系相当明确之后，将其知识应用于手而被发现的是手之二阴脉，最后是三阳脉。笔者是如此推测的。在此欲请注意的是，手之三阳脉，在某医书中被称为肩脉、耳脉、齿脉。这大概是在以手足之脉，以及三阴、三阳之脉这样的概念加以整理、体系化之前的旧名称，偶然存留下来的。而且肩脉不是从手开始记述其径路，而是始于肩终于手，很好地显示着何以被称为肩脉。说不定最初其他的脉亦全部与肩脉相同。形成从手的末端开始，被逆向记述，这就使得手足之脉可以统一地把握。再者，以阴阳这种抽象性概念置换表示身体之部位（像肩那样）的具体性名称，为脉的体系化建立了基础。这个过程恰是在马王堆医书的时代进行的。但在这个阶段，尚只知有十一脉。在此基础上加入手之厥阴脉，使十二经脉之体系得以完成的，不是见于马王堆医书的灸法，而是使针法得到发展的人们，笔者认为是在进入秦汉时期之后的事情。
手足之脉以及阴阳之脉这种区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实际上是脉诊赖以成立的根据。若据马王堆医书，不论是从所含疾病的数量，还是从分量上讲，足脉均较手脉重要得多。因此在诊断时重视足脉。在足脉中，与阳脉比较，属于阴脉的疾病多得多。患三阴病则不可治。即便是患阴病，若与阳病并发则可救。反之，无论三阳病如何严重，若无阴病并发则无死候。因此称足之阴脉为死脉，阳脉为生脉。其中有诊断学的基础。此重视足脉之乱的诊断的倾向，在其后的《黄帝内经》中亦被全盘接受。
关于灸法治疗，提出了“取有余益不足”的原则，这随后发展成可以称为中医学治疗法之根本原则的补泻原理。在相当晩期的金元医学中，产生了重泻一派与重补一派的学派性对立，则更是重要的原则。然而说到是什么出现了有余、不足，乃是气。因而继此原则之后，叙述了有关因气之运行异常引出的疾病之进展，以及通过灸法进行气的补泻。即基于气之思想的医术理论化，是由此开始的。
此种气的思想，有余则损之、不足则益之的原则，是道家之经典《老子》与《庄子》中所宣明的思想。这个事实，清楚地讲述着参与灸法之人取道家思想，开始将其医术理论化的故事。构成中国之医学思想主干的，到了后世乃是道家思想。仅就此论，马王堆医书尚不过是处于理论化的真正入口，但有必要强调其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现在所谈的原则，载之于名为《脉法》的医书中，其中还记述了另一个有关砭石之用法的重要原则。所谓砭石，是用于化脓性疾患之切开等的两刃手术用具。在此引起注意的是，将化脓部之切开称为“启脉”。似乎是将化脓考虑为脉的异常。而且行灸法之人，大概也做化脓部之切开、泻血那样的简单手术。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个原则，只要将砭石置换成针，则完整地见之于《黄帝内经》中。其中暗示着从灸法与砭石疗法向针法这种新拓展的路径。
在马王堆医书中，以药物疗法为中心的临床医学领域等，尚处于经验性知识的蓄积阶段，但在确立了脉之概念的领域，已然迈出了向体系化与理论化前进的一步。推进其步伐，在医疗的世界中带来一大变革，使中医学这种独到的医学得以确立的，是针刺疗法的出现。
针疗法是在灸法所达到的技术水平与理论基础之上，吸收砭石疗法的技术，通过将艾的热性刺激置换成针的物理性刺激而建立的。发明针法者，恐怕是并用灸法与砭石疗法的医师吧。出现的时代相当晩，如前所述，战国时代的最末期为上限。然而这项医疗世界中的技术革新一旦被发明，不久便大见扩展，出现了悬挂针疗法之旗帜、展开势力化之活动的医师集团，形成了学派。他们全面地继承灸法与砭石疗法的经验，同时加以改造以适合针法的技术，使其得到发展。又为确立针法的技术与理论而大行著述活动，并教授弟子。笔者认为属于这个学派的主体有三，即黄帝学派、扁鹊学派与白氏学派。
《汉书·艺文志》医经之项中，可见《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六部著作的书名。笔者以为这是将出自黄帝、扁鹊、白氏三学派之手的论文，在西汉末汇集而成的著作。其中流传下来的只有《黄帝内经》，据此可就黄帝学派言以下几点：第一，他们是针法学派；第二，他们的治疗方法以针为主体，辅助性地使用灸，有时也用药物；第三，除针灸医学的技术与理论外，他们还建立了包括有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诊断学的医学基础理论。由此推之，可以说扁鹊、白氏两学派亦与此基本相同。但是说扁鹊学派重灸法，黄帝学派用药物，则未必正确。事实上扁鹊学派是尤以诊断法而广被声名。但在这三个学派中最具活动力、最可夸其势力的，应该是黄帝学派。另外两个学派在东汉时期，渐被黄帝学派吸收，而归于消亡。
发明针法并使其获得发展之众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针这一新技术为世人所接受，并如何提高针法的安全性。他们宣称以一根针即能治疗所有的疾病，为奠定其技术与理论性基础不断地努力。其成果全部集中在《黄帝内经》中。此时不可忽视的是，针是较灸更具危险性的高技术。《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着针是何等危险的技术。“上工平气，中工乱经，下工绝气危生”，是说优秀的医生能治疗疾病，中等水平的医生反使疾病加重，劣等医生杀死患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针的大小、种类、材质、消毒，以及刺法的问题。二是刺的部位问题。完全没有危险，且治疗效果明显的部位在何处？如此逐渐发现了穴位。虽然灸法中亦有少量相当于穴位者，但使其数目飞跃性地增加、体系化的，是在针法当中。
经这一过程，被确立的针灸医学之理念性构造可以概约如下：脉象纲目般地布满了全身；在马王堆医书中，十一脉尚仅仅是纵向零散地走行着；但到了《黄帝内经》中，十二脉之各个末端连接着其他的脉，可以认为在总体上已然形成了所谓大循环的路径；而且这十二经脉通过诸多的脉络相互结合在一起，气血沿着这些脉循环于全身。通过所谓经络的纲目，躯体被统合为有机的整体。在这种把握身体的方法中，具有中国之整体论医学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亦不可忘记其前提乃是气的一元论，即身体是由气构成，精神亦是气的功能。
虽然身体的各部分具有各种特定的功能，但不是零散地运动着，而是通过脉全部相互关联着的，或亦可以说是被统合在一起的。因而结果是通过诊脉即可了解这些部分是否正常地发挥着作用。在此所说身体的部分，未必限于近代解剖学所言器官，既有超出器官的归纳，也有一个器官的部分。疾病，即如此之部分因某些原因而没有发挥正常作用。用近代性的表达方式，亦可说是功能不全。这直接表现为沿着脉运行之气血的异常，在脉搏的微妙的变化中得到反映。因此，诊察喉（人迎）与腕（寸口）之脉并加以比较研究，判断是属于何脉之何种疾病，则可施以治疗。
治疗施加于该疾病所属之脉，脉上分布着亦可称之为对治疗而言是有效的作用点的“穴位”。一个一个的穴位，或从其在气血运行中所占的位置言之，或从对于何部分、证候之疾病是有效的角度言之，各具特性。因而要在适当的穴位上，给予针的物理性刺激或灸的热性刺激。其效果是气血的补泻。例如，一般认为将针快刺慢拔或慢刺快拔，由此产生泻的效果或补的效果。反之，亦可表述为气血不足时用补的手法，有余时用泻的手法。通过这种方法调整脉的紊乱，畅通气血之运行，使其运行有序，恢复阴阳之气的总体均衡。这就是疾病的治疗之事。
需要说明的是，这毕竟是针灸医学的理念型，是针灸医学所期望的。一言以蔽之，其目的在于恢复与维持身体的“恒常性”（homeostasis）。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从近代科学的立场能否接受如上所述之解释，而是对于身体的如此看法、把握方法，发现了极端复杂之身体的什么、产生了怎样的治疗方法。然而，若想要探究其发现与治疗方法的意义，则又必须理解其把握身体的方法。
至西汉末，针灸医学与医学基础理论确立之后，中国医学仍然遗留有两大课题。一是记述药物并加以整理、分类，建立起药物学；二是将以药物疗法为基础的临床医学体系化、理论化。前者，西汉末年，约公元5年之际，完成了被称为《神农本草经》的最早的本草书。进入东汉，出现了称为黄帝、岐伯、扁鹊、子仪、雷公、桐君等之众多的本草书，伴随着药物学性的记载，植物学性的记载亦丰富起来。而且，从东汉末至三国初，通过《李当之药录》与《吴普本草》这样两本本草书，达到了大致可以说是确立的阶段。此李当之与吴普二人，是相传使用麻沸散进行麻醉手术之华佗的弟子。随后，全面整理、研究过去之成果，加以体系化，使本草学建立在牢固基础之上的，是梁（公元6世纪）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
而第二课题的完成，则是东汉末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此书最显著的特点，以及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将药物疗法与诊断学结合在一起。通过与针灸疗法同时发展起来的脉诊法，奠定其基础，并进行体系化的重建。治疗法由此与诊断法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对一的对应；药物疗法脱离了单纯的经验性水平，成为堪称自成一体的医学。其根本性的思考方法如下：根据三阴三阳之六经脉的脉诊，将疾病的症候群分为六个类型，即所谓六经病。这六大证候类型又被细分为小的类型。与诊断学之证候类型相对应的是治疗法的药剂类型。所谓药剂类型，即在构成不同药剂之复数的药物成分中，其主要成分为共有，因而是共有主要之药效的一类药剂。对于不同类型的症候群，当然要给予不同类型的药剂群。对于相同类型中之证候的小小区别，以药剂之稍加变化来相应处理，即部分置换、添加、删去药物成分。而且，其中具有一个已然存在于《黄帝内经》中的理论性前提：疾病从身体的表面向内部深入，以症候群言之，是始于太阳病，从三阳病向三阴病发展；在相同类型中呈连续性，在不同类型中呈阶段性地证候不断深入；换言之，疾病是在逐渐加重。因此，给予的药剂亦阶段性地或连续性地变化着其类型与成分。如此，药物疗法从基于经验性知识的零散的对证疗法，转变为经理论性整理的临床体系。
《伤寒杂病论》对于后世具有不亚于此之重大影响的另外一点是，建立起了以汤液即煎煮之药为主体的药物疗法。自西汉初期，已然出现了以脉诊法为基础，并用药物疗法及针灸疗法等各种技术进行治疗，应该称为折中学派的医师们。虽然他们最终在所谓针灸疗法与药物疗法的不同领域中，形成了将脉诊与汤剂结合在一起的汤液学派，但笔者认为，他们在纵贯两汉的长时期间停留在少数派的阶段。然而由于《伤寒杂病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之出现，事态为之一变。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最流行的剂型是汤剂，即煎煮之药。汤液学派最终取得了胜利。还应知道，宋代以后形成了多用丸药与散药以代替汤剂的状况。
这是最后一个话题了。如就实际情况而言，根据六经病进行诊断与治疗这样的思考方法真正受到重视，是在进入宋金元时期之后。在宋学的影响下，骤然兴起了《伤寒论》的理论性研究。而且产生出以六经病为基础的、所谓辨证论治的理论。将疾病的证候进行分类，欲要据此明确治疗之原则的辨证论治，至今仍被作为中国之临床医学的基础。在这层含意上，可以说当今的中医学，乃是继承宋金元医学之遗产，并使之得到发展的产物。
然而，我们在此却遇到了一个异说性的现象。在近世之日本，首先接受的是宋金元之医学，形成了所谓的后世派。这种医学，将其主要的理论性基础之一建立在《伤寒论》上。如前所述，《伤寒论》乃是古代医学在积累与发展的经验与理论上的精妙统合。相对于依据宋金元医学的后世派，不久又出现了排斥其过剩的理论，想要回归经验性的汉唐医学的所谓古方派之运动。他们最重视的，同样是《伤寒论》。但从中看到了经验性医学的框架。最大胆，而且是极端地推进向《伤寒论》之回归的，是古方派的吉益东洞，他甚至要否定六经病这样的思考方法。但这除了破坏《伤寒论》的体系之外，恐怕终究没有什么其他意义。若敢于不避简单化之嫌而评论，中国之宋金元医学是在《伤寒论》中归纳理论，而日本的古方派是从《伤寒论》中看经验。这种异说性的现象，在两国之传统医学中，至今仍有存在的身影。
（山田庆儿，《中国医学の思想風土》，潮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