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路的原点

1945年，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打碎了日本“一亿玉碎”的幻想，提前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太平洋战争；1949年，苏联也用蘑菇云宣布拥有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核威慑力量。

“你扔你的原子弹，我扔我的手榴弹”毕竟太过悲壮，朝鲜半岛的硝烟散去，随着经济生产逐步恢复步入正轨，新中国的核工业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早期原子能规划

1954年，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满怀憧憬与激情，各行各业都在蓬勃发展。可是，想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建立属于自己的核工业，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呢？

一切还要从一块矿石说起。

铀，是核工业的粮食，要走出新中国核工业自己的道路，一定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铀矿。

1954年2月，新中国成立了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查工作，并派出多个工作队在全国寻找铀矿的踪迹。1954年10月，普委二办派出的由地质、物探、测量等20多人组成的花山工作队，在广西省（1965年，经国务院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富钟县花山区采集到了新中国的第一块铀矿石。

10月下旬，这块铀矿石被带到北京。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等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汇报了铀矿勘探情况，毛主席表示一定要看一看铀矿石。于是刘杰等选配了铀矿石标本送到他的办公室。毛主席一边亲自用探测器测量着矿石，一边对汇报的人说： “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 他又说： “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邀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他的办公室谈话，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情况，还认真细致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及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毛主席称这是一个“小学生向老师请教”的会议。

在会上，钱三强和李四光分别展示了原子弹的工作原理和铀矿石的探测操作。根据周总理的事先嘱咐，汇报人员将铀矿石标本和用于探测的盖革计数器带到会上进行操作表演。当盖革计数器扫过铀矿石时，发出了“嘎嘎嘎”的声音。

这几声计数器的声音在历史长河中并不起眼，但这次会议的意义却是极其深远的。它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正如同年3月，毛主席在全国党代会上所指出的，新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钟，毛主席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聂荣臻、陈云、薄一波三人小组被任命为负责原子能工作的领导。同时，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研制计划。

这是一次绝密会议，没有任何文字或图像记录公开可查，唯一可资佐证的是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在约见李四光、钱三强谈话后给毛主席的报告，以及亲身经历这次会议前后过程的刘杰、钱三强等人共同回忆所留下的文献。

中共中央做出了发展核工业的决定后，周总理亲自组织实施。1955年1月31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关于核工业的议题。1955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负责建设新的核科研基地，做好苏联援助的研究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设。

当然，要统筹好整个核工业的建设，仅仅靠分布在各个部委的地质队、建筑局、科学院、工厂是不够的，因此成立能够统领建设整个核工业的各产业链的“原子能事业部”提上了日程。

1956年11月16日，中国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在人大常委会议上正式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任命宋任穷上将为三机部的第一任部长。1958年2月11日，原来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而原来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继续主管核工业。

至此，大名鼎鼎的“二机部”登上历史舞台。就像现在我国的国家标准编号以“GB”（“国标”二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开头、电力行业标准以“DL”（“电力”二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开头一样，核工业很多标准的编号均为“EJ”开头，即“二机”的汉语拼音首字母。而在1982年，二机部又正式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这是后话。

原子能，不是一件在实验室中用试管和显微镜就可以完成的研究，作为一个庞大的工业门类，它更需要齿轮和机械的加持。

原子弹的核心元素是铀-235，而中国是个贫铀的国家，为了寻找可以用作生产核武器的铀，中国地质部门成立了三支勘探部队，代号分别为新疆的519部队、中南的309部队和西南的209部队。勘探队员最早在新疆伊犁找到了矿床，随后在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发现了更多的矿床，但十几位勘探队员也为此付出了生命。

由于正规的冶炼铀矿工厂还在建设中，研究单位又急需原料进行实验，二机部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全民找矿炼铀。二机部提出，铀矿的勘测和开采也应该由全民来完成，经过中央批准，全国许多县甚至公社都组织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投入找矿炼铀的工作。短短几个月时间，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农民几乎把地表层的铀矿横扫一空。

虽然全民找矿、土法炼铀付出了一定代价，浪费了原料并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但通过这个办法，共获得了163吨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这100多吨铀原料为初期的中国核燃料生产提供了珍贵的原料，也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赢得了时间。

从1958年5月开始陆续批准建立的衡阳铀水冶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以及郴县铀矿、山大浦铀矿、上饶铀矿的选点方案，标志着新中国开始筹建从采矿、冶炼、浓缩到核武的核能产业链。后来，核工业人把这批企业亲切地称为“五厂三矿”。

同时，为让全国都来关心和重视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周总理指示，要做好舆论宣传的先行工作，要让大家特别是领导干部懂得原子能的科学知识和应用。他要求中国科学院组织在北京的有关科学家和教授，宣讲原子能的科普知识，首先向中央和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宣传，形成全国人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时任副院长吴有训牵头的“原子能知识普及讲座委员会”。近代物理所钱三强等20多位科学工作者和高校教授组成宣传团，在全国宣讲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科普知识。同时，还出版了《原子能通俗讲话》《原子能的原理和应用》等书。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再熟悉不过了。

1964年9月，新疆罗布泊戈壁的原子弹试验基地，一座102米高的铁塔矗立中央，试验基地周围60公里范围内密布着90多项效应工程和3 000多台测试仪器。

10月16日14时30分，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向周总理电话报告：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一切正常。”

30分钟之后，原子弹爆炸，金光四射，火球冲天，蘑菇云升腾。

那是一个民族挣脱百年屈辱的怒吼，也是中国早期原子能事业规划发展的“成人礼”。

万事开头难
——核工业人才培养体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高度重视原子能研究与相关人才的使用与培养。

1949年春季，毛主席同意了周总理的提议，拨出外汇给在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留学生，用于购买研究原子能的先进器材、图书资料和实验药品等。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19日，毛主席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担任副所长。

此后，许多有理论知识、实际经验，富有理想和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回国，来到这个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其中不少人曾在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工作过，包括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的杨承宗。回国前，居里夫人的长女和女婿将亲手制作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送给他，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这也成为我国开展铀矿探测用电离辐射计量研究唯一的借鉴实物。

当然，原子能事业要发展，仅仅依靠零星几位“海归”科学家远远不够。

中国核工业的起步离不开苏联的支持，但以核工业在军事和工业上的战略地位，指望别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教会是不现实的，核工业起步刚几年就遇到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就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曾在二机部的报告上批示： “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贾桂，是京剧《法门寺》里的小太监，别人让座都不敢坐，被视为奴才的典型代表。要挺直腰杆做人，就要摒弃等着别人施舍的思想，要培养起自己的原子能人才队伍，学懂弄通，自力更生。

在中国核工业开始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设置了核专业，之前我国在这方面是一片空白的。新中国要发展核能事业，必须从零开始培养自己的核技术人才。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核工业加快了发展步伐，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也同步加快。1955年初，教育部成立核教育领导小组，开始筹备高等院校的核专业建设工作，钱三强负责协助与苏联方面联系解决教材等问题。7月，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三年后改为原子能系）成立。同年秋，清华大学筹建工程物理系并通过抽调划转等方式具备了几百人的师生规模。同时，国家有计划地从理工科大学选拔学完基础课的高年级学生到北大清华转学核专业。经国务院批准，又从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了100多名相近专业的学生，学习核科学和核工程技术专业。

经过一年紧锣密鼓的筹备，1956年，我国终于有了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核专业大学毕业生。

1958年10月，国家开始实施核能人才培养工程计划，核工程教育体系的建立对中国核工业发展作用与意义深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兰州大学的核专业开始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交通大学（含上海、西安两个分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通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核相关专业。到1959年，全国设有核专业的高等院校增加到27所。其中，交通大学当时还叫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不但培养了众多优秀毕业生，其出版的教材也至今为多所高校所使用。而哈军工教研室众多骨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来到上海，成为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研发设计的中坚力量之一。

但之后几年的实践表明，这个时期核教育的发展速度有些过快，理科类专业招生规模有些偏大。1964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对核专业进行调整，全国保留18个核专业系，年招生人数由3 000人减为2 000人，使核专业设置、布点和招生规模更趋于合理。

当然，在那个“大学生”十分金贵的时代，要构建体系完整的核工业大厦，光靠每年几千人的核专业高校毕业生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构建专业齐全、梯次合理的人才队伍。

在各高校致力培养核专业大学生的同时，二机部（即前身三机部）及所属的厂、矿、队、所也开始开办中专学校和技工学校，专业涵盖采矿、机械、建筑、化工、医护等。到1963年，中等专业学校增加到7所，技工学校增加到15所，核中等职工技术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全日制教育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在职教育也大力发展起来。1960年前，相关工厂主要是组织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培训中逐步掌握生产技术。1960年以后，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会议上提出了“自力更生，过技术关”的方针，结合科研生产需要，通过技术攻关和岗位练兵等途径，在生产中不断掌握甚至创新生产技术。

高校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职与全职相结合，经过十来年的努力，一个专业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的核教育体系逐渐形成，越来越多掌握核相关技术知识的人员走上工作岗位，这为新中国核工业厚积薄发、从量变到质变打下了人才基础。

上海“122”
——我国核电研究开端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工业产值一直稳居前列。但由于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彼时整个“江浙沪包邮区”都缺煤少油，铁路和电网建设也不如今日完善，这导致上海、杭州这样的用电大户长期饱受缺电困扰。同时，上海又有多年所积累的人才技术和工业制造底蕴。需求或是能力，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当时的上海都是我国最适合自主研发核电站的城市。

1964年12月，在上海市科技界与高等教育界的多次提议下，上海市科技委员会（简称“市科委”）成立代号为“122”的反应堆规划小组，提出建造一座2 000千瓦功率研究性反应堆或一座5 000千瓦压水型实验性动力堆的建议。1965年9月9日，上海市122工程筹备处（简称“122工程处”）正式成立，承担反应堆筹建的组织工作。

1966年5月，聂荣臻副总理和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到上海检查工作时，建议上海研制战备发电用的反应堆。8月，二机部考虑了核燃料供应的可能性后，同意上海市建设发电用反应堆。9月11日，市委、中共二机部党组联名请示中共国防工业党委、聂荣臻副总理并周总理，由上海市在其“小三线”地区建一座10 000千瓦压水式动力堆。10月20日，中央专委办公室函告二机部和上海市：请示已被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第十六次会议批准，指出建堆的“主要任务应是培养原子反应堆的科学技术队伍”。

当时，国内已经有一些试验性质的反应堆，但并未专门用于发电。在上海建设一座发电用的反应堆，既可以缓解上海用电紧张的问题，又可以培养核技术队伍，还能依托上海的工业底蕴提高国内制造水平，可谓一举多得。

1967年6月，上海市工程物理研究所（简称“上海工物所”）成立，连同附属工厂人员在内，编制规模定为370人，计划在两年内配齐，后来又确定与122工程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1967年7月，经国防科委批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动力专业教师19人调入上海工物所，他们不但成为122工程的骨干，也成为后续我国第一座核电厂研发设计的重要力量。

可惜的是，随着社会动荡的开始，后续很多工作都未能及时启动。

在一段时间里，122工程甚至进入了一种“人无定编，居无定所”的状态。原本应投身核电研发的技术人员，先后去了公社、国棉厂、造纸厂等单位，仅有约两年时间用于技术调研。同时，在成立后的三年里，122工程处和上海工物所的办公地点也先后变更了9次，基本上每几个月就要搬一次家，其上级主管部门也发生了多次变动。

这样的状态是无法搞科研的。1969年6月，上海市开始考虑撤销122工程处和工程物理研究所，并着手制定人员安置方案，但国防科委表示希望上海继续搞核能发电，撤销之事才搁置下来。

122工程虽未最终成行，但其搭建起来的队伍为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成功研发积累了经验。 oj/XWMTGsJQTcqpP5Jcrapj7AKYZ4gpNp2ZbjY1fyF4A1B4HbYJPwR9mTBPp+6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