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辞职始末

华盛顿，一八六七年十二月。

我辞职了。看样子政府还是一切照常，但不管怎么说，车轮上还是少了一根辐条的。我原是参议院贝类学委员会的书记员，如今已放弃此职。我看得明明白白的，政府里面那些人脸上的表情再清楚不过了，他们不想让我在国家事务上有任何发言权，所以我要是继续当这个差，就毫无自尊可言了。我在政府公职的位置上坐了六天，要是我把这六天里所承受的屈辱细细地讲出来，都能出一本书啦。他们委任我为那个什么贝类委员会的书记员，结果又不许我配抄写员，叫我连个一起打台球的伴儿都没有。不过，这虽说是孤单了一点，倒还可以忍，只要内阁其他成员给我应有的尊重即可。但他们根本没有。我只要一发现某个部门的长官制定了错误的路线方针，就会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努力去把他引向正途，这正是我的职责所在。可我从没听到过一句感谢的话。我怀着这普天之下最良善的心意去见海军部长，说：

“先生，我看那个法拉格特上将啊，在欧洲什么正事也没干，就是偶尔小打小闹，跟野餐似的。这个嘛，可能是很好的状况，但在我看来可不是这么回事。他要是无仗可打，还是让他回来吧。让一个人带着一整支舰队在外面观光游览，也没什么用处啊。代价太大了。请您注意，我不是反对海军军官们观光游览——但是要观光得合情合理，游览得经济节约。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乘着筏子沿着密西西比河——”

你们可真该听听他大发雷霆！别人还以为我是犯了什么罪呢。但我不介意。我说这样做很节约，又符合共和国的简朴精神，还安全得很。我说了，要安安静静地观光游览，简直没什么方式能比得上坐筏子。

然后，海军部长问我是谁，我跟他说自己是政府人员，他又想知道我具体什么职位。我没有评价这样一个问题从同在一个政府任职的成员口中问出来是多么奇怪，只是告知他，自己是参议院贝类学委员会的书记员，然后又迎接了一顿狂风骤雨！骂到最后，他命令我滚出他的地盘，以后也只能关注自己的本分。我当时一个冲动，真想马上撤了他的职。不过，除了惩戒他，这还会伤害到他人，我自己也没什么实际的好处，所以我暂且留他在任吧。

接着我去找战争部长，他听说我在政府任职之后，才松口肯见我。我想，要是我的事情不要紧，可能也进不去吧。我向他借了个火儿（他当时在抽烟），然后告诉他，他为李将军和同袍的假释条款辩护，这事儿我没什么意见；但我不太赞成他在大平原上对印第安人的战术，觉得他打得太分散，应该把更多的印第安人聚集到一起——凑到某个方便一网打尽的地方，双方都有充足的人头粮饷，然后来他个大屠杀。我说，要让印第安人心服口服，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场大屠杀，要是他不赞成大屠杀，我觉得第二选择莫过于肥皂和教育。肥皂和教育，不像大屠杀那样快刀斩乱麻，但从长远来讲，是更为致命的杀招。因为即便杀了一半的印第安人，他们还能卷土重来；但如果让他们受教育，又叫他们洗得干干净净，那迟早能彻底结果了这些人。这样能釜底抽薪地破坏其内部结构，直击其根基要害。“先生，”我说，“是时候了，雷霆手段，血腥镇压，势在必行。每个横行在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都要罚他们用肥皂洗净自己，读一读拼写课本，让他们去死吧！”

陆军部长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我说正是。他问我所任何职，我说是参议院贝类学委员会书记员。接着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剥夺剩下大半天的人身自由。

从那以后，我真是不想再发表任何意见了。政府爱怎么做，就随他去吧。但使命在召唤，我不得不听从。我去面见财政部长。他说：

“您想来点儿什么？”

这么问倒是叫我猝不及防。我说：“朗姆潘趣酒吧。”

他说：“先生，您来这儿要是有什么贵干就说吧——尽量简短点儿。”

于是我说，他这么坦然地突然转换话题，我很遗憾，因为这样的行为在我看来十分无礼，但情势当前，我暂不计较，就直奔主题了。我万分恳切地劝诫他，他的报告实在是过于冗长；既浪费笔墨，又无必要，且报告的结构很是奇怪；其中没有描写的段落，也无诗意，更无情感；无主角，无情节，无图示——连一张简单的木刻版画都没有。明摆着的，根本没人会读他的报告。

我奉劝他，可别因为弄出这样的东西而毁了自己的名誉。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必须得把写作形式弄得丰富多样一些，小心处理那些干巴巴的细节。我说，年历那么被大众喜闻乐见，主要就是因为上面有诗歌，有趣味谜题；要是他的财政报告里也能时不时地出现个把谜语，肯定比他本要放进去的国内税收相关内容要吸引人得多。

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可是亲切真诚得不行，结果财政部长却狂怒不已，甚至还骂我是头蠢驴。他对我疯狂辱骂，好像我是他的仇人，还说如果我胆敢再来插手他的事情，就会把我从窗户扔出去。我说，既然我得不到与我的职位相称的礼貌对待，那就拿上我的帽子告辞了。

于是我便拂袖而去。这人跟那些初出茅庐的作家一个样儿，处女作快出了，就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博学的人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我在政府担任公职的这段时间，从头到尾好像都是这样，想要履行职责，却反而惹祸上身。然而，我所做的事情，所打算的事情，一直很纯粹，就是一心一意为国家更好着想。被凌辱和受冤屈的痛苦，也许会迫使我得出不公平与有害的结论，但我确信，国务卿、陆军部长、财政部长和我的其他同僚，从一开始便暗中沆瀣一气，要把我赶出政府。我在政府担任公职期间，只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一次就够了。白宫门口那位守门的似乎根本不打算给我让路，直到我问他内阁其他成员是否已经到达。他说他们都到了，我才进了门。所有人都在场，但没人请我坐下。他们瞪着我那眼神，像在看一个不速之客。总统说：

“嗯，先生，你是谁？”

我把名片递给他，他念道：“马克·吐温，参议院贝类委员会书记员。”接着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就像以前从未听说过我这号人物。财政部长说：

“这就是那头爱管闲事的蠢驴，跑来建议我在报告里加点诗歌和谜题，弄成年历那样儿。”

陆军部长说：“不就是那个满脑子白日梦的家伙吗，昨天来找我，说有个计划，要用教育杀死一部分印第安人，其余的再大屠杀。”

海军部长说：“我认得这个小伙子，这个星期他一次又一次跑来干扰我工作。他担心法拉格特上将带着整支舰队——用他的话说，‘观光游览’。他还提议说什么要坐着筏子去观光游览，荒唐得我都没法重复。”

我说：“先生们，我看你们这是想对我政治生涯的每一个行动抹黑；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压根儿不想让我对任何国家事务置喙。今天我没有收到任何会议通知，都是靠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要开内阁会议。但这些事情就让它们过去吧。我只想知道，这是不是内阁会议？”

总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我说，“我们即刻谈正事儿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在这里对彼此的职务行为吹毛求疵了，这可不好看。”

这时，国务卿说话了，一贯地慈祥和善：“年轻人，你这是因为错误想法在白忙活啊。国会委员会的书记员不是内阁成员。国会的守门人也不是。虽然看起来很奇怪。所以，我们虽然很希望在商议国事时能听到你超群的洞见，根据法律规定，却是身不由己。我们只能在没有你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商议国事，如若真当世事难料，灾祸降临，你至少力挽狂澜过，出言制止过，这对你伤痛的心灵也是一个安慰。我衷心祝福你。再会。”

这些温言软语让我不安的心稍感宽慰，我离开了。但一个国家的公仆，怎会有片刻安宁。我刚一到自己位于国会大厦的小办公室，学着议员的样子把双脚搁到桌上，贝类学委员会的一位参议员就急吼吼地闯进来说：

“你这一整天都上哪儿去了？”

我回答说，这本来不关别人的事儿，但我是去参加内阁会议了。

“内阁会议？我倒想听听，你去内阁会议干吗？”

我说我是去商议事务的——为了进一步说服他，还承认他本人无论如何也与此事有关。听完他就变得极为无礼，还说什么找了我三天，要我抄写一份报告，关于弹壳、蛋壳、蛤壳之类我完全没听过的东西，反正是跟贝类学有关的，结果谁都没找到我。

这太过分了。就是这根稻草，压垮了我这头“书记员”骆驼。我说：“先生，你以为我会为了一天六美元而工作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建议参议院贝类学委员会另请高明吧。我绝不是任何派系的奴隶！把你那侮辱人的臭钱收回去吧。不自由，毋宁死！”

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担任任何政府公职了。部门排挤我，内阁冷落我，最后在我努力为其争光的委员会，主席还不待见我。风刀霜剑严相逼，我屈服了，远离了这份风险与诱惑并存的伟大工作，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抛弃了正鲜血淋漓的她。

但我好歹为国家做过一些贡献，所以呈上账单：

美利坚合众国对参议院贝类委员会书记员欠款如下：

与陆军部长议事： 50美元

与海军部长议事： 50美元

与财政部长议事： 50美元

内阁议事：免费

取道埃及、阿尔及尔、直布罗陀与卡迪斯，往返耶路撒冷，全程共计14000英里，每英里20美分；旅费共计：

2800美元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书记员薪水，日薪6美元，6日共计：

36美元

总计： 2986美元

注：地方代表的旅费都是按照往返报销，尽管到了这里之后他们就不再回去。为何我的旅费迟迟没有报销，鄙人百思不得其解。

除了书记员薪水那微薄的三十六美元，这账单上再没有一项得到偿付。财政部长临了还不放过我，大笔一挥把其他款项全都划掉了，在空白处简单粗暴地写上“不批”。啊，最后关头，图穷匕见。他们开始赖账了！国家没希望了。

眼下，我是没心思再去奔仕途了。就让那些心甘情愿被利用的书记员们执迷不悟下去吧。我认识部里好多的书记员，从来没收到过内阁会议的通知；那些国家元首，也从来没有询问过他们关于战争、财政、商业的意见建议，就像他们和政府根本没有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日复一日都在办公室里辛苦工作啊！他们明白自己对国家的重要性，看看那举手投足的做派和在餐厅点菜的神气，不经意就流露出来了——但他们还是踏实干活儿。

我认识一个书记员，得从报纸上剪下各种各样的小纸片，贴到剪贴簿上——有时候一天得贴上个八张十张的。这事儿他办得不咋的，但也尽力去办了。那可是非常累人的，叫你耗光聪明才智。但他一年只拿一千八百美元的薪水。这种头脑的年轻人，要是做出不同的职业选择，上万年薪可不成问题。但他没有——他一心向着祖国，只要祖国还有一本剪贴簿要做，他就会为她服务。

我也认识文笔不怎么通的书记员，但他们也把仅有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到祖国的脚边，辛苦劳累，每年也就挣可怜的两千五。有时候，他们写的东西，还得让别的书记员再全部重写一遍。但如果一个人已经为国尽力，国家还能对他有何微词吗？

还有些书记员，没有正式得到书记员职位，只能等啊，等啊，等啊，等着职位空缺——也耐心等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等待的时候，他们一年只能勉强领到两千美元。真是悲哀，太悲哀了。

如果某位国会议员有个朋友，此人才华横溢，却没有工作，一身才智无用武之地，议员就把他献给祖国，让他在某个部门担任书记员。在那儿，那人就得当上一辈子奴隶，为了国家利益在文件堆里搏杀，还是一个从不为他着想，从未对他有半分同情的国家—— 一年也只得两三千美元。等着吧，我要把几个部门的所有书记员都列出来，写明他们都干着什么工作，又能拿多少钱。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书记员的人手起码差了一半；而且就他们干的活来说，工资也该加一多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