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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桑德森·布拉特，仅凭个人经验，提出如下主张：应将联邦合众国的教育系统划归气象局管理。对此，我有充分的理由；然而，你却找不到理由来说明为何不把我们的大学教授调去气象部门。他们都识字，都能阅读，看一眼晨报，再把上面的天气预报摘下来拍电报发给总局，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要继续告诉你的是气象怎样给我和爱达荷·格林提供了高规格的教育。
为了勘探金矿，我们登上了蒙塔纳一带的苦根山脉。在瓦拉瓦拉，一个留络腮胡的男人扛着发现矿脉的希望，就像扛着一件超重的行李，他要卸下重负，就把补给都给了我们。我们手头的物资足以维持一支军队在和平谈判期间的开销，于是就不紧不慢地在山麓间挖着。
一天，一个从卡洛斯城来的邮递员骑着马，翻过了山，在我们这里停下来，吃了三个青梅罐头，给我们留了一份近期的报纸。报上登了一则天气预报，它替苦根山脉翻开的那张底牌是“晴朗，转暖，有轻微的西风”。
那个晚上下雪了，还伴有强劲的东风。我和爱达荷把营地转移到更高处的一间空置的小木屋里，还以为这只是一场十一月的阵雪。但是，当雪积到三英尺深的时候，仍未见一点要缓和的意思，我们便知道自己被雪困住了。在积雪变厚之前，我们囤了大量的柴火，物资也充足，够我们撑两个月的，所以干脆把两眼一闭，任由风雪肆虐，破坏它想要破坏的一切。
如果你想教唆别人杀人，只需把两个男人关在一间十八英尺宽、二十英尺长的小屋里一个月即可。人类天生受不了这个。
雪片最初飘落的时候，我和爱达荷·格林给对方讲笑话，赞美我们从长柄锅里倒出来的那团被我们称为“面包”的东西。然而，在第三个星期将要结束的时候，爱达荷对我发表了如下声明。
他说：“我从没听过馊掉的牛奶从瓶口流出滴到铁皮锅底上的声音，但我想，跟你的表达器官生产的千篇一律的、越来越没劲的思想相比，这声音可以算是天籁了。你每天都要发出的这种稀稀拉拉的噪音，叫我想到了牛的反刍。只有一点不同，它还能管住自己，不去打扰别人，你不能。”
“格林先生，”我说，“鉴于你曾经是我的朋友，我有点不好意思对你坦白，如果我可以在你和一只三条腿的黄色土狗之间选个伴，那么这间小屋的其中一个住客现在就在摇尾巴了。”
我们像这样过了两三天，之后就不再对话了。我们分了厨具，爱达荷用火炉的一边做饭，我则用另一边。雪积到了窗口，我们不得不让火整天烧着。
你明白，我和爱达荷除了认字以及在石板上抄写“如果约翰有三个苹果，詹姆斯有五个”之外，没受过任何教育。我们从不觉得对大学的学位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浪迹天涯的经历使我们学到了实用的学问，让我们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可是，被雪困在苦根山的那间小屋里之后，我们头一回觉得，如果我们学过《荷马史诗》或是希腊语，学过分数和那些比较高级的学科分支，也许就会更善于沉思，更善于自省。
我见过那些从东部大学里走出来的小伙子，他们遍布整个西部，在各个农场里做工。就我的所见所闻来说，教育至少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优势。比如有一次，在蛇河那边，安德鲁·麦克威廉斯的坐骑得了马胃蝇寄生虫病，他雇了辆平板马车，去十英里外接来一个自称植物学家的陌生人。但马还是死了。
一天早晨，爱达荷拿一根棍子在一个小木架的顶上捅来捅去的，那里太高了，手够不着。两本书从那掉了下来，落在地上。我朝它们扑了过去，但看到爱达荷的眼神，就没去捡。他开口了，这是一星期以来，他第一次说话。
“当心你的手指，”他说，“尽管你只配和冬眠的泥龟为伍，我仍然会和你公平交易。你父母对你都没这么好。你对待朋友像条响尾蛇，睡姿像个冻萝卜，他们遗传给你的，就只有这两样。我跟你打一局七点儿，赢家先拿走他选中的书，输家拿走剩下的那本。”
我们打了一把牌，爱达荷赢了。他挑走了他的书，我拿了我的。之后，我们回到各自在这间屋里的地盘，开始看书。
看书的时候，我快活得像看着一个十盎司重的金块。而爱达荷看着他那本书的样子则像一个孩子看着一根棒棒糖。
我的书是本小书，大约五英寸宽、六英寸长，名叫《赫基默必备知识手册》。我说的可能不对，但我认为它就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书。我今天还把它带在身上，用里面的知识，我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把你或其他任何人问倒五十次。拿所罗门和《纽约论坛报》来说吧，赫基默把他俩都盖过了。这人肯定花了五十年的时间，走过一百万英里的路程，才搜罗了这么多的素材。
书里有所有城市的人口数目，有判断女孩年龄的办法，有骆驼的牙齿数量。它告诉你世界上最长的隧道是哪一条，天上有多少颗星星，水痘要潜伏多久才发出来，怎样测量一位女士脖子的尺寸，州长们如何行使否决权，罗马人哪一天建好了水渠，要买几磅大米才能与每天三杯啤酒的营养相当，缅因州奥古斯塔城的年平均气温有多高，用播种机种一英亩胡萝卜需要多少种子，各种毒药该怎么解，金发女郎的头发有多少根，怎样储存鸡蛋，还有世界上每一座山的高度，每一场战争和每一次战役的日期，还有针对溺水者和中暑者的急救法，一磅平头钉的个数，还有炸药的制造方法、床的制造方法和花的栽种方法，还教你在医生赶来之前该做什么——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其他内容。也许还有什么是赫基默所不知道的，但至少我找不出这本书里没提过的东西。
我坐着没动，读那本书读了四个小时。知识的全部奇观都浓缩在其中了。我忘记了雪，忘记了我和老爱达荷的纠纷。他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凳子上读书，棕黄色的大胡子里透出一种既温柔又神秘的表情。
“爱达荷，”我说，“你那本是什么书？”
爱达荷一定也忘了之前的事，因为他的口气十分平和，不伤人，也不带恶意。
“哦，”他说，“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叫荷马·K.M.
的人写的一本集子。”
“荷马·K. M. 后面是什么？”我问。
“什么后面？就只有荷马·K. M. 。”他说。
“你胡说。”我觉得爱达荷肯定在诓我，于是有点冒火，“没有人用缩写来给自己的书署名的。要么是荷马·K. M. 思博彭蒂克，要么是荷马·K. M. 麦克斯威尼，要么是荷马·K. M. 琼斯。为什么你不好好讲人话，说名字只说半截，就像头小牛，啃掉了挂在晾衣绳上的衬衫下摆。”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桑迪，”爱达荷平静地说，“这是一本诗集，荷马·K. M. 写的。起初我没看出意思来，可一旦看进去了，就跟找到宝藏似的。拿两条红毯来跟我换这本书，我也不答应。”
“你太高看它了，”我说，“我想要的是能让脑筋动起来的不偏不倚的事实，我得到的这本书里似乎就有这些东西。”
“你得到的，”爱达荷说，“只是统计材料，是留存于世的底层信息。它们会给你的脑袋下毒。我喜欢老K. M. 的那套推论。他看起来就像个酒类产品代理商；他最爱说的祝酒词是‘万般皆空’；他似乎有满腹牢骚，但却在饮宴当中用杯中物滋润了它们，抱怨得最凶的时候，也只像在请人跟他分享一夸脱美酒。这就叫诗啊，”爱达荷说，“你那本充其量只是一辆运输知识的卡车，装载了各种尺寸和数字。你拿它当宝，真是可笑。一旦要用自然的艺术来解释本真的哲理，老K. M. 就能用他的每一行每一段，把你那位作者打得一败涂地，无论是播种机、胸围还是年平均降雨量。”
我和爱达荷就以这种方式消磨时间。日日夜夜，我们阅读我们的书，我们学习，并且从中收获所有的乐趣。暴风雪无疑给我们两人灌输了不少学问。
等到雪融的时候，如果你突然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桑德森·布拉特，用九美元五十美分的一箱铁皮来铺屋顶，屋顶的尺寸是二十乘以二十八，每平方英尺合多少钱？”我会立刻回答你，快得像闪电以每秒十九万两千英里的速度掠过一根铁锹柄。这种事有几个人做得到？
如果你在半夜叫醒你认识的随便哪个人，要他立刻告诉你，除去牙齿，人的骨骼结构总共含多少块骨头，或是在内布拉斯加立法院，支持率要达到多少才能推翻一项否决，他能回答你吗？试试看吧。
至于爱达荷从他那本诗集里得到了什么好处，我实在不清楚。他张口闭口都在推广那位酒类商品代理人，但我不太信。
从爱达荷透露的有关这本诗集的一切来看，这个荷马·K.M. 就像一条狗，把生活当成了绑在尾巴上的铁罐子。在把自己折腾得半死以后，他坐下来，吐着舌头，看着那只罐子说道：“好吧，既然甩不掉这个空洞的东西，不如到街角去，拿酒灌满它。大家为我干一杯吧。”
此外，他好像是个波斯人；除了土耳其地毯和马耳他猫，我从未听说波斯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名产。
那年春天，我和爱达荷挖到了富矿。我们俩的习惯是早出手，快周转。转让了开采权之后，我和他每人分到了八千美元，之后我们便溜达着来到萨尔蒙河畔的小镇罗萨，打算歇歇脚，吃点人吃的东西，把胡子刮干净。
罗萨不是矿业基地。它坐落在山谷里，和这块国土上的其他乡村小镇一样，避开了喧嚣和疫病。近郊有一条三英里长的电车线路，我和爱达荷在车里消磨了一个星期，到了晚上才会下车回日落旅店休息。
那会儿我们既读过书，也行过路，很快便融入了罗萨的上流社会，开始接到邀请，频繁出入那些格调高雅的、必须盛装出席的娱乐场所。一次，为了给消防队募捐，市政厅举办了钢琴独奏会暨吃鹌鹑比赛，那是我和爱达荷同德·奥蒙德·桑普森太太的初次会面。她称得上是罗萨社交界的女王。
桑普森太太是一个寡妇，镇上唯一一栋两层楼房就是她的。那楼被漆成黄色，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像礼拜五那天沾在爱尔兰人下巴上的蛋黄一样扎眼。除了我和爱达荷，在罗萨还有二十二个男人想要争夺那栋黄色的房子。
在将乐谱和鹌鹑骨头扫出市政厅之后，那里举行了一场舞会。二十三个人轮番上阵，跑来请桑普森太太跳舞。我多走了几步，避开了那只让人走两步的舞
，请她准我陪她回家。我成功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说：“今晚的星星真是又亮又美，你说呢，布拉特先生？”
“为了像这样闪耀一次，”我说，“它们用全部的力气撕碎了自己。你看到的那颗大的，距离我们六百六十亿英里。它用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才把光传到我们这里。用一台十八英尺长的天文望远镜，你能观测到四千三百万颗星星，包括十三等星。如果现在有一颗十三等星爆炸了，今后的二千七百年，你都能看到它的光芒。”
“啊，”桑普森太太说，“我之前完全不了解这些。天多热啊！我之前跳了太多舞，把身上弄湿了。”
“这很容易解释，”我说，“要知道，你身上有两百万条汗腺在同时运行。每一条汗腺有四分之一英寸长，要是把它们全部首尾相接，我们就能得到一条七英里长的管道。”
“天啊，”桑普森太太说，“听起来，就好像你描述的是一条灌溉渠似的，布拉特先生。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
“通过观察，桑普森太太，”我对她说，“我在环游世界的时候，一直把眼睛睁得很大。”
“布拉特先生，”她说，“我一向钦佩有学问的人。在这个满是笨蛋和流氓的镇子上，哪里挑得出有学问的人。能和有文化的绅士谈话，实在是赏心乐事。只要你觉得方便，随时可以来我家找我，我会非常高兴。”
我就这样赢得了黄楼女主人的好感。每逢周二和周五的晚上，我都到她那儿去，把赫基默发现的、记录的、引用的那些宇宙间的奥妙说给她听。爱达荷和镇上其他的仰慕者则使尽浑身解数争夺一周当中剩余的每一分钟。
以往，我从未想过，爱达荷竟会尝试用老K.M. 的那一套来追求桑普森太太，直到一天下午，我走在路上，拎着一篮野生李子，正打算给她送去。我和我们这位女士相遇了，当时她正在通往她那栋房子的一条小巷里走着。她的目光很严厉，帽子斜戴着，遮住了一只眼睛，模样有点吓人。
“布拉特先生，”她开口说道，“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位格林先生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九年的老交情。”我说。
“和他绝交，”她说，“他不是正派人！”
“怎么啦，太太，”我说，“他就是个朴实的山里人，有点粗鲁，也有在骗子和混混身上比较多见的缺点，但即使有最严重的事由，我也绝不会打心眼里认为他不是一个正派人。他为人自大，爱炫耀，穿衣品位一言难尽，也许确实叫人看不顺眼，但话说回来，太太，我知道他不会自甘堕落。我和爱达荷来往了九年，桑普森太太，”我最后总结道，“我不愿意说他坏话，也不愿意听别人说他坏话。”
“布拉特先生，维护朋友固然无可厚非，”桑普森太太说，“但他分明在对我动可恶的歪脑筋，任何有身份的女性都会把这看作耻辱。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哎呀，哎呀，”我说，“老爱达荷会做出这种事！简直难以置信。他之所以变成这副样子，只可能有一个理由；这都是一场风雪造的孽。有一回，我们被大雪困在了山里，在那期间，他被一本诗集给害了，里面那些胡言乱语败坏了他的举止风度。”
“这就对了，”桑普森太太说，“打从我认识他开始，他给我读了很多渎神的诗句，据他自己说，都是一个叫露比·奥特的人写的。从她的诗作来看，这女人可不是什么好货色。”
“这么说，爱达荷又搞到一本新书，”我说，“他之前的那本是一个笔名叫K.M. 的人写的。”
“甭管是本什么书，”桑普森太太说，“反正是叫他着了魔。今天他又搞了些乱子出来。我收到他送来的一束花，花间用别针别了一张纸条。布拉特先生，你很了解女人，也了解我在罗萨社交界的口碑。你想想看，我会不会和一个男人一起偷偷溜去树林里，带着一壶酒和一大块面包，还跟他一块又唱又跳的？我在吃饭的时候会喝点酒，但我可没有带着酒去灌木丛里大吵大闹的习惯。当然了，他肯定还会带上那本书。这是他说的。让他自己去参加这场可耻的野餐吧！或者，让他的露比·奥特和他做伴吧！我估计她不会反对，除非面包带得太多，酒带得太少。现在，你还觉得你的朋友是个正人君子吗，布拉特先生？”
“夫人，”我说，“也许，老爱达荷的邀请只是一段像诗一样的东西，没有主观恶意。也许，这属于他们称之为‘象征’的那类诗歌修辞。它们不太规矩，也不太合理，但它们能够通过信件邮递到世界各地，只因为它们表达的是与字面不同的含义。希望你不要见怪，我替爱达荷多谢你了。”我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桑普森太太，让咱们把自己的心智从低层次的诗歌领域解救出来，往更高维度的事实和假想中去吧。”我接着又说：“我们应当让我们的思想有根有据。这里虽然暖和，但我们要记住，就算在赤道线上，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地方也终年积雪不化。在纬度四十度到四十九度之间，这条雪线更是下降到了四千到九千英尺的高度。”
“哦，布拉特先生，”桑普森太太说，“在被那个叫露比的风骚女人用她的诗给折磨过之后，再听你讲这些美妙的事实，可真叫人舒心惬意！”
“咱们在路边的树墩上坐一会儿吧，”我说，“忘掉诗人的粗俗下流和不通人性吧。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合理合规的数据闪耀着动人的光辉，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美。就在我们坐着的这些树墩里，桑普森太太，”我说，“就包含着比任何诗歌都更神奇的数字。这些年轮表明这棵树活了六十岁。三千年以后，它会在两千英尺深的地底变成煤。世界上埋藏得最深的煤矿在纽卡斯尔附近的基林沃斯。一个四英尺长、三英尺宽、两英尺八英寸高的箱子就能盛得下一吨煤。假如动脉被割破了，要紧按伤口的上方。人的一条腿有三十根骨头。伦敦塔在一八四一年遭过火灾。”
“继续啊，布拉特先生，”桑普森太太说，“这些说法个个独特新颖，还让人觉得安心。我觉得，统计数字简直是最迷人的东西。”
但其实，两个星期以后，我才算真正享受到赫基默给我的全部好处。
一天晚上，我被吵醒了，到处都有人在喊：“着火啦！”我跳起来穿上衣服，跑出旅馆去看热闹。认出失火的正是桑普森太太的房子之后，我立即大叫一声，两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
黄楼的底层整个没入火焰之中，罗萨镇的每个男性、每个女性和每条犬都聚在那里，吵吵闹闹、歇斯底里，净给消防员添麻烦。我看到爱达荷想从拦住他的六名消防员的手里挣脱出来。他们告诉他，楼下全都着了火，一旦进去就别想活着出来。
“桑普森太太在哪儿？”我问。
“没看到她。”一名消防员说，“她在楼上睡觉。我们想进去，但办不到，我们队里没有配备消防云梯。”
我跑到被大火照亮的地方，从衣服里面的口袋掏出那本手册。在确信已经把它攥在手里的时候，我发出了像笑一样的声音——我想我肯定是激动过头了。
“赫基，老伙计，”我一边翻书，一边对它说话，“你从没欺骗过我，也从没抛弃过我。告诉我该怎么做，老伙计，告诉我！”
我翻到第117页的“遇到意外该怎么处理”，手指一行一行向下划，很快就找到了。老赫基默太棒了，他真是无所不知！书里说：
吸入烟气或煤气导致的窒息——用亚麻籽效果最好。取少许放进外侧眼角即可。
我把手册塞回我的口袋，抓住了一个正从这儿跑过去的男孩。
“给你，”我递给他一些钱，说道，“赶快去药店，买一美元的亚麻籽回来。快去，另一张钞票你自己留着。好了，”我对人群喊道，“我们现在去救桑普森太太！”说完把帽子和外套随手一丢。
消防员和围观群众之中有四个人一起拉住了我。他们说，现在进入肯定会送命的，因为楼板就快塌了。
“该死的火，”我喊着，又一次发出那种像笑一样的声音，但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你叫我把亚麻籽放进眼睛里，可没有眼睛怎么办？”
我用双肘撞击两个消防员的脸，一脚踢得一名群众蹭破了皮，还把在另一边抓住我的那位绊了一跤。之后，我便闯进了着火的房子。
如果我先死，我会写信告诉你地底下是不是比黄楼里更糟糕；但你可别信。反正，我那会儿比你在饭馆里点的那种速食烤鸡香得多。
烟和火把我撂倒了两次，差一点让老赫基默丢脸，幸亏消防员用他们的细水管帮了我一把，我才进得了桑普森太太的房间。她被烟熏得已经不知道害臊了，所以我用床单把她一裹，抱起来扛在肩膀上。是的，楼板没他们说的那么不结实，不然我可做不到——谁也别想做到。
我扛着她跑到距离房子五十码远的地方，把她搁在草地上。之后，当然啦，另外二十二个缺席了半场的当事人全都来到这位女士的身边，拿着装满水的铁勺围成一圈，准备抢救她。去买亚麻籽的男孩也赶回来了。
我解开了缠在桑普森太太头上的床单。她睁开眼睛说：“是你吗，布拉特先生？”
“嘘——”我说，“别出声，我先给你治疗一下。”
我小心翼翼地搂住她的脖子，托起她的头，用另一只手撕破了装亚麻籽的袋子，然后慢慢俯下身子，把三四颗亚麻籽放进她的外侧眼角。
这时，乡村医生也赶到了。他捉住桑普森太太的手腕，测了测脉搏，哼了几下表示不满，问我这样乱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老药喇叭和耶路撒冷橡树籽，”我说，“我没有行医资格，但不管怎么说，我有我的依据。”
他们取来了我的外套，我把手册掏了出来。
“看看第117页，”我说，“那里写到了烟气或煤气中毒的治疗方法。书上说，要把亚麻籽放进外侧眼角。我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中和烟毒，还是促进胃部神经的修复功能，但赫基默是这么说的，他先给这个病例做了诊断。假如你还想会诊一下，那也没有问题。”
老医生拿起书，戴好眼镜，借着消防员的提灯看了两眼。
“布拉特先生，”他说，“你在做诊断的时候显然是看串行了。窒息的处理方法是‘尽快给病人呼吸新鲜空气，并将之置于仰卧位’。亚麻籽是用来治疗‘煤灰入眼’的，在下面这一行。不过，说到底——”
“看这里，”桑普森太太插嘴说，“对于这个诊断，我想我也应该说点什么。这些亚麻籽给我带来的好处比我以往尝试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大。”接着，她抬起头，躺回我的臂弯里，又说道：“亲爱的桑迪，请给我的另一只眼睛里也放一点。”
所以，明天或往后的任何一天，只要你在罗萨镇停留，就一定会看到一栋漂亮的、崭新的黄色楼房。它的装修是由布拉特太太，也就是曾经的桑普森太太负责的。如果你走进去，就会看到一本《赫基默必备知识手册》，用红色摩洛哥皮整个包了起来，摆在位于客厅中央的大理石桌子上，随时准备为人们查找所有关于幸福和智慧的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