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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地带阻截逃亡的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和他的伴侣的计划，看来是万无一失了。萨瓦拉大夫亲自去了阿拉赞港口，在那里建了一个岗哨。柯拉里奥内部由自由主义爱国者瓦拉斯严密看守，绝对靠得住。古德温自己则负责柯拉里奥的周边区域。
总统出逃的消息已被封锁，除了那个有篡权野心的政党的可靠成员，在沿海城镇没人知道此事。萨瓦拉派出的密探远赴山区，切断了将圣马提奥和海岸连通的电报线。在线路被修复，从首都传出的只言片语被接收之前，逃亡者早就到海边了，是逃走还是被捕的问题，也该有了答案。
古德温安排了武装哨兵，在以柯拉里奥为中心的两英里海岸线上，每隔一小段就有一人驻守。他们受命整夜密切监视，以防让米拉弗洛雷斯通过在海边偶然找到的小艇或单桅船暗地里登船逃脱。十来个人在柯拉里奥的街道上巡逻，旷工的高官不知会不会在那里出现，他们随时都要做好拦截的准备。
经过一再确认，古德温深信所有防范措施都已十分到位。他在那些有着响亮的名称，实际上不但狭窄，还被野草覆盖的小道上溜达，亲力亲为，帮着执行鲍勃·恩格尔哈特交托给他的守夜任务。
镇上又开始了这一轮不瘟不火的夜间娱乐。几名悠闲的公子哥，裹着白色帆布衣，系着飘飞的领带，挥着细长的竹杖，涉过野草丛生的小路，向他们爱慕的小姐家走去。音乐艺术的追求者在门边和窗前孜孜不倦地拉着哀怨的风琴，或者弹着悲伤的吉他。偶尔有个把士兵从营房出来，戴着软塌塌的草帽，不穿上衣也不穿鞋子，一只手拄着长矛似的步枪，匆匆走过。巨型树蛙在每一簇绿叶间发出响亮又嘈杂的鸣叫声。在更远处，小径在莽丛的边缘枯萎了，劫道的狒狒扯着嗓门大吼，鳄鱼在黑暗的河口连声咳嗽，震碎了森林中虚无的寂静。
才到十点钟，街上就空空荡荡的了。原先有许多燃着的油灯，被随意地摆在各个街角，散发着病恹恹的黄光，这会儿已经被某些节俭的市政人员给熄灭了。柯拉里奥睡着了，安静地躺在正压迫它的群山和正侵蚀它的大海之间，像一个被盗的婴儿，蜷在人贩子的怀里。在热带的暗夜中，曾身居高位的冒险家携着他的伴侣，逃向陆地的边界，也许已经行进到这片冲积平原深处的某个地方。这场“早晨的狐狸”游戏很快就要结束了。
古德温从容地迈着步子，走过长长一列低矮的营房，安楚里亚部队驻柯拉里奥的分遣队在里面酣睡，赤裸的脚趾指向天空。这儿有条法律，规定公民们不得在九点之后走近这座军事大本营的指挥部，但古德温总是忘记这些次要的条例。
“是谁？”哨兵喊道，吃力地抬起他那杆笨重的毛瑟枪。
“美国人。”古德温吼了一声，没有回头，也没有停步，就走过去了。
他先向右拐，再向左拐，沿着通往国家广场的街道一路走去。在能把雪茄烟头扔到圣墓街街口的位置，他突然在路中间站住了。
他看到一个高个男人的身影，穿着一身黑衣，拎着一只大手提箱，急匆匆地沿着横街往海滩的方向走去。古德温又扫了一眼，就看到还有一个女人，在另外一侧挨着男人的肘边，看上去即使不是搀扶着，也是在催促着她的同伴，两人一起，迅速而安静地前进。他们不是柯拉里奥人，两个都不是。
古德温加快脚步，跟了上去，但没有采用探子们打心眼里喜爱的那些狡猾的策略。这个美国人太豪放了，完全忘记了探子的本能。作为安楚里亚人民的代言人，要不是考虑到政治原因，他当场就会要他们还钱。他的政党已做好打算，保住这笔岌岌可危的款子，把它归还国库，然后在不需流血、不遇抵抗的情况下宣布接掌政权。
那对男女在外宾旅馆的门前停了下来，男人不耐烦地敲打木门，一看就不是一个习惯等在门外的人。老板娘过了好久才有反应；不过，片刻之后她就提着灯出现了，门开了，客人进屋了。
古德温站在静谧的街上，又点了一根雪茄。过了不到两分钟，旅馆二楼，一道微弱的灯光亮起，透过百叶窗的板条间隙渗了出来。“他们住下了，”古德温自言自语，“那么，他们登船出海的事情还没有安排好。”
这时，一个叫埃斯特班·德尔加多的理发师朝这边走过来，他是任何现存政府的敌人，是个反对一切停滞状态的快活的阴谋家。这家伙是柯拉里奥最爱惹是生非的人之一，经常在外面混到夜里十一点。他是个忠诚的自由党人；他把古德温当作党内兄弟，以夸张的郑重其事跟他打招呼。不过，他确实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你猜怎么着，堂弗兰克！”他以叛徒的常用语气叫道，“今晚我给人剃胡子了—你们管这叫络腮胡，不过，你想想！这可是长在本国总统脸上的络腮胡啊！是他叫我去的。他在一个老太婆的破屋子里等我—一座非常小的房子，周围一片漆黑。我的天！总统先生竟然把自己搞得跟见不得光似的！我想，他不愿意被人认出来—可是，去他的吧！你给一个人剃胡子的时候能不看他的脸吗？他给我这块金币，要我一定不要声张。我觉得，堂弗兰克，照你们的说法：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你以前见过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古德温问。
“就一次，”埃斯特班回答，“他个子很高，长着又黑又浓密的络腮胡子。”
“在你给他剃胡子的时候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一个印第安老太婆，那屋子就是她的，还有一位小姐—多么漂亮的女人啊！—哦，天啊！”
“很好，埃斯特班，”古德温说，“真是走运啊，碰上你带来这么一条理发见闻。新政府会为此记住你的。”
之后他简单地跟理发师交代了几句，让他知道国家所面临的这场危机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吩咐他待在外面，看守旅馆朝向街道的两侧，观察是否有人想从门或窗户出去。古德温自己则走向来客进入的那扇门，打开它，走了进去。
“啊！是古德温先生。难得见您赏脸光顾我这间寒酸的小店啊。”
“以后我得多来几趟，”古德温带着古德温式的微笑说道，“我听说北至伯利兹，南至里约，这一大片地区里，你的白兰地是最好的。拿一瓶出来吧，夫人，咱们每人来一杯，验证一下吧。”
“我的酒，”老板娘骄傲地说，“是最好的。它是在那些美不胜收的瓶子里，也就是说，是在香蕉树之间的隐秘地带生长出来的。是的，先生。只有到了半夜，水手们才能把它们摘下来带走，在天亮之前，送到你家的后门去。好酒，是一种很难采的水果，先生。”
在柯拉里奥，贸易的生命力主要来自走私，而不是竞争。做成了一笔漂亮买卖之后，有人就会怀着自负，俏皮地提起它。
“今晚有客人住在你这里。”古德温说着，把一块银币放在了柜台上。
“有啊，”老板娘边说边数出要找的零钱，“有两位，可才刚到没一会儿。一位是先生，年纪不算老，另一位是极其漂亮的小姐。他们已经到楼上的房间去了，不要吃的，也不要喝的。两个房间—九号房和十号房。”
“我与那位先生和那位女士，”古德温说，“有要事相商。你可以让我去见见他们吗？”
“没问题，”老板娘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为什么不让古德温先生上去找他的朋友谈事？当然可以。九号房和十号房。”
古德温把手伸进衣服口袋，解开他随身带着的左轮手枪的枪套，登上了又陡又暗的楼梯。
在楼上的过道里，一盏吊灯的红光帮助他认清了华而不实的门牌。他扳动九号房的门把手，走进去，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
如果在这间陈设简陋的房间里，坐在桌边的人确是伊莎贝尔·吉尔伯特的话，传闻对于她的美貌实在有欠公道。她用一只手撑着脑袋，身形的每一根线条都显示出极度的疲劳；面容写满了深深的困惑。她的眼珠是灰色的，似乎所有著名的“红心女王的魔力珠子”都是用这个模具制造的。眼白异常清澈明亮，沉重的眼皮垂下来，遮住了瞳仁，只露出下面的一道雪白的线。这样的眼睛代表高贵、活力，另外，如果你能设想的话，还有一种最慷慨的自私。这个美国人进来的时候，她抬头看着他，神情有惊讶和询问的意味，但并不慌张。
古德温摘掉帽子，坐在了桌子的一个角上，表现出他特有的从容和轻松。他的指间夹着一根点着的雪茄。之所以如此不见外，只因他确信多余的客套对于吉尔伯特小姐绝对无效。他了解她的历史，知道惯例在她的人生舞台上只能扮演小角色。
“晚上好，”他说，“现在，女士，让咱们马上进入正题吧。你会注意到，我不点出那个名字，但我知道谁在隔壁房间里，也知道他带着的行李箱里装了什么。我就是为了这件东西才来的。我命令你们交出来。”
女人坐着不动，也没有答话，只是凝视着古德温手里的雪茄。
“我们，”发号施令的人沉思着，望着自己整洁的鹿皮鞋子，双脚轻轻摇晃着说道，“我代表绝大多数人民—要求归还属于他们的那笔被盗的款项。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提更多的条件。这些人很单纯。作为群众共同推举的代言人，我承诺，只要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我们绝不再打扰你们。交出这笔钱，你和你的同伴就会被放行，想去哪里都可以。事实上，你们可以选择任何出航的船，我们能帮你们弄到通行许可。我个人还想对十号房里的先生表达敬意，他在女性魅力的鉴赏方面水准太高了。”
古德温把雪茄放回嘴里，打量着她，看到她的眼睛跟着雪茄转动，并且冷冷地、意味深长地、专注地盯着它。很明显，他说的话，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明白了，就把雪茄丢出窗外，然后笑了起来，从桌上滑下来站在地上。
“这才像话，”这位女士说，“这样我才有可能听你说。为了学习第二节礼貌课程，你现在不妨告诉我，侮辱我的人是谁。”
“对不起，”古德温用一只手撑着桌子，说道，“我的时间不多，没空修习礼仪学科。好啦。现在，请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能想明白怎样才对你有利，你自己的过去就很说明问题，从中能找出不止一个实例。你无疑很聪明，眼下就有个时机能让你运用你的聪明。一切都是明摆着的。我是弗兰克·古德温，我是为了那笔钱来的。我碰巧进了这个房间，如果我走进的是另一间的话，我早就得手了。你还想我说得再明白点吗？十号房里的先生有负大家的重托。他从他的人民那里劫走了一笔巨款，而我呢，就是来为他们挽回损失的。我不明说那位先生是谁；不过，如果我不得不见他，并且在见到他时证实他是某位共和国的高官，我就有责任逮捕他。这房子被监视了。我给你指了一条明路。我并不是非得和隔壁那位先生当面谈判不可。把装着钱的行李箱拿来给我，咱们就让这事到此为止。”
那位女士从椅子上起身，站了一会儿，沉思着。
“你住在这里吗，古德温先生？”不久后，她问道。
“是的。”
“你有什么权力就这么闯进来？”
“我的权力来自人民。我接到电报，掌握了十号房里那位先生的动向。”
“我可以问你两三个问题吗？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你更像是个诚实的人，而不是个胆小鬼。这个柯拉里奥是个什么样的城镇？我想，它的名字是这么念的吧？”
“一个不怎样的城镇，”古德温微笑着说，“一个香蕉镇，这是就当地人的主业来讲。茅草屋，土砖房，五六栋两层小楼，居住条件很差，居民是些西班牙混血、印第安人、加勒比人和黑人。没有人行道，没有娱乐场所。简直还没有开化。当然了，我这只是随口说个大概。”
“那么，在社交或是生意方面，有没有什么诱因让人们想要住在这里？”
“哦，有的，”古德温爽朗地笑着，回答道，“这儿没有下午茶会，没有手摇风琴，没有百货商店—可也没有引渡法案。”
“他告诉我，”女士微微皱起眉头，仿佛自言自语似的继续说道，“在沿海这一带有些美丽而且重要的城镇；这里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有一个美国侨民的高素质群体。”
“确实有一群美国侨民，”古德温有些好奇地盯着她说，“其中一些人还不错，另一些人却是躲避联邦法律制裁的逃犯。我记得有两个在逃的银行总裁，一个来路不明的部队出纳，一对杀人犯，一个寡妇—据我了解，她有用砒霜谋杀亲夫的嫌疑。再有就是我自己了，不过，截至目前，我还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罪行。”
“别失望，”女士淡淡地说，“从你今晚的所作所为来看，没什么能碍着你奔向前程。一定有些误会，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今晚你可不能打扰他。长途跋涉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他睡着了，我想，是穿着衣服睡的。你提到被盗的钱！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一定有些误会。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你就待在原处，我会把你惦记着的行李箱拿来给你看看。”
她向着能连通两个房间的那扇关着的门走去，但又停住了，半转过身，将一道森严的、质询的目光倾注在古德温身上，最后，颇有嘲弄意味地笑了。
“你闯进了我的房间，”她说，“以最卑劣的指控作为借口，干你的罪恶勾当，而且还……”她犹豫了一下，好像在重新考虑她的措辞，“而且，这事真是莫名其妙，肯定有误会。”
她朝门那边走了一步，但古德温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臂，制止了她。我之前已经说过，逛街的时候，女人们都会回头看他。他就像个维京人，大块头，长相好看，有一种和善但又好斗的神情。而她，一头黑发，很骄傲，脸庞随情绪的变化，时而明艳，时而苍白。我不知道夏娃的发色是深是浅，但我知道，如果伊甸园里有这么一个女人，禁果肯定会被人吃掉。这女人是古德温的命运所系，他还不知道，但他必定已经感受到命运带给他的第一阵痛苦，因为，当他面对她的时候，他所知的有关她的传闻就灼伤了他的喉咙。
“如果有什么误会，”他激动地说，“那也只是你的误会。我不怪那个已经失去了他的祖国、他的荣誉，也即将失去那笔不义之财带来的一丁点安慰的人，至少不会像怪你那样怪他，因为，天啊！我看得分明，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理解他，而且可怜他。正是像你这样的女人让这片堕落的海岸满是不幸的流亡者，让男人忘记他人的重托，让—”
那位女士做了一个厌烦的手势打断了他。
“不要再继续无礼了，”她冷静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你犯下了什么愚蠢的错误；但如果检查一位绅士的旅行箱里面的东西，就能让我摆脱你，那咱们就别再耽搁了。”
她迅速而安静地走进了隔壁房间，返回时拖着一个沉重的皮箱。她把它交给美国人，神情中透着忍耐和轻蔑。
古德温连忙把行李箱搁在桌上，动手解开皮扣。那位女士则站在一旁，脸上显现出无限的不屑与厌倦。
箱子被一股猛力朝一侧扳开，之后就大敞在那里。古德温从里面拽出几件衣物，让占据大部分容量的东西展露无遗—那是一捆挨着一捆的、扎得紧紧的巨额美钞和国库券。绑钱的纸带上都写了数字，额度很高，算一算，总和肯定接近十万。
古德温迅速地瞥了那女人一眼，看到她明显深受震动，他感到意外、吃惊，甚至有些心花怒放。她睁大眼睛，喘息着，整个身体都靠在桌子上。他由此推断，她对自己同伴洗劫国库之事并不知情。但为什么，他有些恼怒地问自己，他为什么竟会盼着这个四处流浪、寡廉鲜耻的歌女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坏呢？
一阵响声从隔壁房间传来，两人都吓了一跳。门开了，一个上了年纪、肤色黝黑、才剃过胡子的高个儿男人急匆匆地走进来。
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在所有照片里的形象，都是一个有着一把茂盛的、仔细打理过的黑胡须的人；不过，听过理发师埃斯特班的故事之后，古德温对此已有准备。
那人从黑暗的房间里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在灯光下眨着眼睛，还没能摆脱浓重的睡意。
“这是什么意思？”他用极为标准的英语质问道，用锐利而又不安的眼神盯着美国人，“打劫？”
“差不多吧，”古德温回答，“不过，我倒是认为自己及时地制止了它。我代表这笔钱的全体所有者，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钱物归原主。”他把手插进宽松的亚麻布上衣口袋。
另一个男人也连忙把手伸向背后。
“别动，”古德温厉声喝道，“我口袋里的东西已经对准你了。”
女人上前一步，把一只手放在犹豫不决的同伴肩膀上，用另一只手指了指桌子。“告诉我真相—真相，”她低声说，“那是谁的钱？”
男人没有答话。他深深地长叹了一声，躬下身去吻了吻她的额头，走回隔壁房间关上了门。
古德温料到了他的用意，两步抢到门前，但就在他触到门把手的时候，一声枪响就传了过来。紧接着是重物坠落的声音，某人把他推到一边，挤进了那个有人倒地的房间。
古德温想，这妖女的心中，一定生出了一阵极大的悲哀，远甚于失去情人和金钱所造成的伤痛，在那一刻，从她的身体里榨出了一声叫喊，对那位宽恕一切、安抚一切的人世劝慰者呼告—让她在那个被鲜血玷污的房间里发出呼唤：“哦，妈妈，妈妈，妈妈！”
外面起了一阵骚乱。理发师埃斯特班一听到枪声，就扯着嗓门喊起来；枪声本身也叫醒了镇上的半数居民。街上响起噼噼啪啪的脚步声，长官的口令开始抽打沉寂的空气。古德温还有一个任务需要执行。环境所迫，他必须代为管理他寄居的这个国家的国库。他迅速把钱塞回去，关好行李箱，身体探出窗外，把箱子丢进下面一道小围墙内的一株茂密的橘子树里。
在柯拉里奥，人们会把这场逃亡的悲惨结局告诉你，因为他们乐于把它告诉陌生人。他们会告诉你，警报拉响后，执法者们怎样快速赶来—指挥官趿着红拖鞋，像酒店领班一样穿着短外套，腰间佩了剑；士兵们拿着他们的长枪；跟在后面的是数量更多的军官，以各种姿势挣扎着往饰有金穗带和肩章的制服里钻；另外还有赤脚的警察（这一大帮人里，也就他们还有点能耐），以及各式各样慌慌张张的居民。
他们说，死者的脸被枪弹毁得没法看了；但古德温和埃斯特班都力证他就是落难的总统。第二天早上，电报线被修好了，通讯恢复了；总统逃亡的消息从首都传遍了全国。在圣马提奥，革命党没有遭遇抵抗就夺取了政权，善变的民众很快就以“万岁”的呼声抹去了对不幸的米拉弗洛雷斯的好奇。
他们会跟你提及，新政府怎样筛查一座座城镇，巡视一条条街道，想找到总统随身带着的、装有安楚里亚剩余资产的手提箱，但都一无所获。在柯拉里奥，古德温亲自带领一支搜索队，就像女人梳头那样仔细地梳过这座小镇，但也没有发现那笔钱。
他们十分轻慢地把死者葬在小镇后面一座跨过红树沼泽的小桥旁边；付一个雷亚尔，就会有个男孩带你去看他的坟墓。他们说，有个老太婆—理发师曾在她的屋里给总统剃胡子—在坟头上竖了块木板，用烙铁在上面烫了墓志铭。
你还会听说，在随后的那段苦难深重的日子里，古德温先生像座铁塔一样守护着堂娜伊莎贝尔·吉尔伯特；他的那些对她的过去的疑虑（如果有的话），都烟消云散了；而她那爱好冒险、随心所欲的脾性（如果有的话），也离她而去了；他们结了婚，过得很幸福。
那位美国人在城郊的小山脚下盖了一座房子。一座用本地产的木头和砾岩搭成的建筑，这些木头要是出口的话，值一大笔钱，另外，还用上了砖、棕榈、玻璃、竹子和黏土。一座自然形成的乐园环绕着它；房子里也用了些纯天然的东西来布置。本地人谈起它的室内装潢，都会羡慕得手舞足蹈。那里有擦得像镜子那么亮的地板，上面铺了手工编织的印第安真丝地毯，还有大尺寸的饰品、画作、乐器和糊了花纸的墙壁—“你自己想象吧！”他们大声说道。
但在柯拉里奥，人们没法告诉你（你会知道的）弗兰克·古德温丢进橘子树的那笔钱后来的去向。不过，以后再谈这个吧；因为棕榈树正随风轻摆，要求我们尽情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