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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温和那位热心的爱国者萨瓦拉，采取了他们所能设想的一切手段，防止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和他的伙伴逃脱。他们派遣可靠的信使沿海岸北上索利塔斯和阿拉赞，警告当地首脑，通报总统在逃的消息，让他们在海岸线巡逻，一旦逃亡者在这些区域现身，要不惜一切代价逮捕他们。做过这些准备以后，只需密切注意柯拉里奥周边就可以了，然后就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吧。网已经布好了。能走的路就那么几条，乘船的机会也不多，就两三个可能出海的地方，都已严密布控，如果这么大的一支队伍，携带了这么多本国的尊严、浪漫和财产，还能从网眼里钻出去，那才真是怪事。毫无疑问，总统会尽可能秘密地行动，想办法在海边某个不为人知的所在，悄悄地登船离开。
在古德温收到恩格尔哈特的电报之后的第四天，“卡尔赛芬号”，一艘挪威轮船，被新奥尔良的水果商租下，在汽笛嘶哑地鸣了三声之后，挨着柯拉里奥的海岸下了锚。“卡尔赛芬号”不是维苏威水果公司旗下的运输船。它更像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为那些次要的、还不够格与维苏威竞争的小公司打打零工。“卡尔赛芬号”的动向完全视市场的状况而定。有时，它规律地往来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和新奥尔良之间，运输时令水果；有时，随着水果供需关系的变化，它会打破常规，驶往莫比尔、查尔斯顿，甚或远至纽约的北方地区。
古德温在沙滩上闲逛，周遭聚着一群照常来凑热闹、看轮船的闲人。目前，米拉弗洛雷斯总统随时可能到达被他抛弃的这个国家的边境，必须严密地、不间断地巡视。每一条驶近海岸的船只都被当作可能助逃亡者脱身的工具；甚至由柯拉里奥本地出海捕鱼的单桅船和平底船也都有眼线盯着。古德温和萨瓦拉不着痕迹地到处走动，查看是否还有漏洞。
海关官员们郑重其事地挤上小船，朝“卡尔赛芬号”划去。一条小艇从轮船上下来，把带着相关文件的事务长送上岸，又把带着绿色阳伞和体温计的检疫医生送上船。接着，一大群加勒比人开始把堆在岸边的成千上万串香蕉装上驳船，再划着驳船去轮船那边。“卡尔赛芬号”没有乘客需要清点，检查手续很快就办妥了。事务长宣称轮船要连夜装完水果，第二天一早就起锚。他说“卡尔赛芬号”是从纽约开过来的，之前刚刚将一批橘子和椰子运到那里的港口。有两三条单桅货船受雇帮工，因为船长心急如焚，唯恐不能及时赶回，趁美国闹水果荒的时机大赚一笔。
大约下午四点，跟在不祥的“伊达利亚号”之后，另外一头“海怪”也现身于这片对其并不熟悉的海域—一艘优雅的蒸汽游艇，被漆成浅黄色，像钢板雕刻画一样轮廓分明。这艘美丽的船在近海徘徊，起伏于浪涛之间，轻飘飘的，好似雨桶中的一只鸭子。一名穿制服的水手划着一条小艇，迅速到达岸边，一个矮壮敦实的男人跳上了沙滩。
新来的客人环顾眼前一大群鱼龙混杂的安楚里亚土著，看似有些不以为然，紧接着就朝在场者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古德温先生走去。古德温则彬彬有礼地对他表示问候。
在交谈中，刚刚登陆的这位透露自己名叫史密斯，从一艘游艇上来。这番介绍实在毫无必要，因为游艇再显眼不过，而且“史密斯”也不是什么必须由本人揭晓，否则便无从推测的姓氏。可在见多识广的古德温看来，史密斯和他的游艇并不相称。这是个呆头呆脑的人，长着一对斜视的死鱼眼，留着酒保才会留的那种小胡子。而且，如果不是在下船之前换过着装的话，他这身装束—珠灰色窄边帽配上花格子外衣和杂耍艺人戴的领结—对这艘端庄的游艇来说，简直是侮辱。消费得起游艇的人，通常也有配得上游艇的气质。
史密斯看上去是个买卖人，但不太能言善道。他点评了这里的景色，说它和地理书上的图片完全相符；接着就问起美国领事馆的位置。古德温把挂在小领事馆上面、恰好被橘子树挡住的星条旗指给他看。
“领事格迪先生肯定在，”古德温说，“几天前他在海里游泳，差点淹死。医生吩咐他在家里待段时间。”
史密斯朝领事馆走去，用脚在沙滩上犁出了一条新路。他那身七拼八凑的浮夸打扮与热带温驯的蓝绿色调格格不入。
格迪有气无力地躺在吊床上，脸色苍白，神态疲惫。那天晚上，“瓦尔哈拉号”的小艇在他眼看就要淹死的时候把他救上岸，格雷格医生和其他几个他的朋友努力了几个钟头才为他保住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苗。那个瓶子，连同失效的信件，都在大海里失去了踪迹，而它所引发的那个问题被弱化为一道简单的加法题—按算术法则，一加一得二；按爱情法则，得出的还是一。
有一个古老的奇谈怪论，说人可以拥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外围灵魂，用于日常事务；另一个是中心灵魂，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会被激活，一旦运动起来就会活力四射。在前者的支配下，一个人会刮胡子、投票、纳税、赚钱养家、订购图书，能按部就班地做事。然而，一旦让中心灵魂取得支配地位，眨眼之间，他就可能和知心好友翻脸，口出恶言；在你打个响指的功夫，他就可能转换政治立场；他可能会死命地羞辱最亲密的朋友，可能把对方丢在修道院或者舞厅里；他可能私奔，也可能上吊—没准他还会写歌或者作诗，或者主动亲吻他的妻子，还可能设立一项基金用于微生物研究。之后，外围灵魂又回来了，他又变得安全稳重，又成为我们的好公民了。这只是自由意志对规则的反叛；它的效果仅限于摇撼那些走神的原子，好让它们各归其位。
格迪的突变并不剧烈—只不过是在夏日的海洋中游泳，追逐像一只漂流瓶这么可笑的东西。现在，他又恢复如常了。一封请辞领事职位的信件，已经摆在桌上，只待邮寄给政府了，一旦有名新的领事前来就职，他就可以脱身了。因为伯纳德·布兰尼甘做事一向直接、彻底，他要格迪立刻跟他合伙，进入他那些利润可观、种类庞杂的生意领域；而葆拉正幸福地筹划着重新装修和布置布兰尼甘家顶楼的房间。
看到这个惹眼的陌生人出现在门前，领事从吊床上爬了起来。
“躺好吧，老兄，”访客挥动着一只大手，说道，“我叫史密斯，从一艘游艇上来。你就是领事吧？一个冷静的大个子在海滩那里给我指的路。我觉得自己应该向国旗致敬。”
“请坐，”格迪说，“一看到你的船，我就被它吸引住了。真像一艘快帆船。它的吨位多大？”
“我哪晓得！”史密斯说，“我不知道它有多重。不过，它开起来稳得很。‘漫步者号’—这是它的名字—绝不比任何海上的东西跑得慢。我是第一次乘坐这条船。我想好好地看看这条海岸线，了解一下这些出产橡胶、辣椒和革命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想到，这里的景色这么棒。就连中央公园也没法跟这一带相比。我从纽约来的。这里有猴子、椰子和鹦鹉—对吗？”
“这些我们都有，”格迪说，“我非常确定，我们的动植物比中央公园更加可观。”
“很有可能，”史密斯愉快地表示同意，“可惜我还没看到。不过我想，谈起动植物的话题，我肯定说不过你。来这旅行的人并不多，对吗？”
“旅行？”领事问，“我想你指的是坐船经过的乘客。不，很少有人在柯拉里奥登岸。有时会有个把投资者—观光客们一般会继续下行，去更大一点的港口城镇。”
“我看到有一艘船正在那边装香蕉，”史密斯说，“有没有乘客从船上下来？”
“是‘卡尔赛芬号’，”领事说，“一艘跑长途运输的水果船—我记得，它最近刚去过纽约。没，它没有载客。我看到它的小艇到岸上来了，没有带客人。我们这里唯一有趣的娱乐项目就是看轮船；要是某艘船上下来一个乘客，通常会吸引全镇的人出来围观。如果你打算在柯拉里奥停留一阵，史密斯先生，我很乐意带你转转，见几个人。这里有几个美国人值得认识一下，另外还有一些本地的阔佬。”
“谢谢啦，”游艇来客说，“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我挺想见见你说的这些人，但我恐怕不能在这里待很久，没法一一拜访了。海滩上那位冷静的先生说起过一位医生，你能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他吗？‘漫步者号’行驶起来可没法像百老汇大道上的旅馆那么平稳；时不时就有人晕船。我突然想到，可以找医生讨些小糖丸，有需要的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
“在旅馆里准能找到格雷格医生，”领事说，“到门口你就能看到它—就是那栋有阳台的两层楼房，那几棵橘子树旁边。”
外宾旅馆是一家死气沉沉的旅馆，生人或熟客都极少。它坐落在圣墓街的拐角，一片低矮的橘子树在一边紧挨着它，一道高个子能轻易跨过的石墙把它围在里面。房子是用土砖砌成的，刷过石灰，但已被海风和太阳涂得斑驳陆离。楼上阳台正中开了一扇门，还有两扇以阔百叶窗代替框格的窗户。
一楼有两扇门通向狭窄的石头人行道。整层都是女店主蒂莫提·奥娣斯太太的酒馆。在小小的吧台后面，摆着白兰地、茴香酒、苏格兰烟雾威士忌，以及廉价葡萄酒的酒瓶，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有些上面能看到不常光顾的客人留下的零星指印。二楼有四五间客房，难得被用在既定的用途上。偶尔有果农骑着马，从种植园来镇上，找代理商量事情，就会在阴郁的二楼度过一个凄凉的夜晚；有时，也会有本地的小官上门，专为办些鸡毛蒜皮的公务，遇上老板娘阴森森的招待，派头和官威都被吓跑了。但其实，老板娘只是心满意足地坐在吧台后面，从不向命运抱怨。如果有人要吃、喝或是住店，只要来了，她就接待。这样很好。如果他们不来，行吧，那就不来。这也不赖。
当那位不寻常的游艇乘客沿着圣墓街坎坷的人行道走过来的时候，那家衰败的旅馆唯一的长期住客正坐在门口，享受海风的轻拂。
检疫医生格雷格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有着红润的脸膛，以及从托贝卡到火地岛之间最长的一把胡须。他的职位是由美国南方某州一座港口城市的卫生局任命的。那座城市畏惧所有南部港口的古老敌人—黄热病，格雷格医生的职责就是检查从柯拉里奥开出的一切船只的船员和乘客，排查初步症状。任务很轻，而薪水，对于柯拉里奥的居民来说，却相当丰厚。空闲的时间很多，这位好医生又在沿海居民中间大肆开展私人业务，以提高收入。事实上，他懂得的西班牙语不超过十个词，但却没遇到什么障碍；毕竟，也不是非得语言学家才能把脉和收费。再补充说明一点，医生有一个关于穿孔手术的故事，从没有人肯听他讲完；此外，他相信白兰地能预防百病。有关格雷格大夫，值得一提的事就这么多，再找不到其他有趣之处了。
医生把椅子搬到人行道旁边。他赤着上身，背靠着墙，一边抽烟一边捋他的胡须。看到穿得奇奇怪怪、五颜六色的史密斯，他那双淡蓝色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
“你就是格雷格医生，对吗？”史密斯摸了摸领结上的狗头别针，说道，“治安官—我是说领事，告诉我你在这间客栈混。我叫史密斯，坐游艇来的。想到处逛逛，看看猴子和菠萝树。进来喝杯酒吧，大夫。这家咖啡馆看上去真够冷清的，不过我想，总能找到些喝的东西。”
“我跟你去，先生，给我来点白兰地就好，”格雷格医生立刻站起来说道，“我发现，这样的天气，喝一点白兰地预防疾病几乎是必须的。”
他们刚想走进酒馆，一个光着脚的土著人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用西班牙语跟医生说了些什么。他穿着一件棉布衬衫和一条破破烂烂的亚麻布裤子，扎了一根皮带；皮肤是黄褐色的，像熟过头的柠檬。他的脸像野兽，有活力，很机警，但似乎不怎么聪明。这人激动又严肃地讲了一大通，可惜所有的话都白说了。
格雷格医生给他把了把脉。
“你病了吗？”他问。
“我老婆病了，在家里。”那人说，想方设法以对他开放的唯一语言将这个消息传达出去：他的妻子在她的棕榈屋里病倒了。
医生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填充了白色粉末的胶囊，数出十颗，放进土著的手里，然后一本正经地举起食指。
“每两个钟头，”医生说，“吃一颗。”于是，他又举起两根手指，在土著面前晃了晃，以示强调。接着，他取出怀表，用手指在表盘上划了两圈，之后，又把两根手指举到病人的鼻子跟前。“两个—两个—两个钟头。”医生重复道。
“是，先生。”那土著悲伤地说。
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只不值钱的银表，搁在医生手上。“另一只表，”他竭尽所能，以自己所掌握的极少一点英语艰难地说道，“我拿来，明天。”然后拿着他的胶囊垂头丧气地走了。
“一个非常愚昧的种族，先生，”医生一边说，一边把表放进口袋，“他好像弄错了，把我说的服药时间当成诊疗费了。不过，那也没什么。反正他欠我的。很可能，他不会送另一只表来了。可别把他们答应你的话当真。现在去喝酒吧？你怎么来的柯拉里奥，史密斯先生？除了‘卡尔赛芬号’，这几天，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船到这儿来的。”
两人靠着冷冷清清的吧台；不等医生吩咐，老板娘就拿出了一个酒瓶。那上面可没有灰尘。
两杯酒下肚之后，史密斯说：“你说‘卡尔赛芬号’没有载客是吗？你能确定吗，医生？可我听到海滩上有人说，好像有一两个乘客上岸来了。”
“他们搞错了，先生。按照惯例，我亲自上船，给船上的每个人都做了医学检查。‘卡尔赛芬号’一装好香蕉就要启航了，估计在明天一大早，今天下午的时候，所有的手续就都办好了。没有乘客，先生，一个也没有。喜欢这种三星白兰地吗？一个月以前，一艘法国纵帆船送来的，用单桅船装了两趟才运完。我用我的帽子打赌，伟大的安楚里亚共和国没从里面捞到一丁点进口税。如果你不想喝了，咱们就出去坐一会儿，乘乘凉。我们这些被流放的人难得有机会跟外面世界来的客人聊天。”
医生为他的新朋友搬来另一把椅子，也放在人行道边上。两人都坐下了。
“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格雷格大夫说，“到过不少地方，经过不少风浪。你在伦理，而且无疑的，在公道、才能以及职业道德方面的判断肯定很有价值。”有个病例，我希望你能听一下，我认为它在医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大约九年以前，我在家乡行医的时候，被人请去诊治一个颅骨挫伤的患者。我诊断出有一片碎骨压迫了脑部，需要施行一种叫穿孔术的外科手术。不过，因为病人是个有财有势的绅士，我就请了别的医生来会诊，那是……”
史密斯站了起来，温柔并充满歉意地把一只手放在医生的衬衫袖子上。
“你看啊，大夫，”他严肃地说，“我很想听这个故事。你勾起了我的兴致，我可不想错过剩下的部分。只听开头，就能想象它有多精彩；如果你同意的话，下次巴奈·奥弗林协会举行会议的时候，我想讲给全体会员听。不过，我得先去处理一两件小事。如果能及时处理好，我就回来，在上床睡觉以前，听你讲完下面的故事—这样行吗？”
“只管去吧，”医生说，“办完事再回来。我会等你的。你知道，会诊的时候，名气最大的医生认为这是血栓，另一个说是脓肿，但我—”
“先别告诉我，大夫。别糟蹋了这个故事。等我回来。我要从头到尾听完它，你说好吗？”
群山耸起庞大的肩，迎向在天边疾驰、载着阿波罗归家的神驹。在礁湖上，在香蕉树的阴影里，在大蓝蟹爬上地面开始夜巡的红树沼泽，白昼相继逝去。最后，连最高的山巅也变得黯淡。紧接着，短暂的黄昏像飞蛾一样倏忽而过；南十字星座用生在头顶的一只眼睛窥视一排棕榈，萤火虫点燃它们的火炬，预告夜晚正以温柔的步伐悄然来临。
“卡尔赛芬号”停泊在海面上，扯着锚链轻轻摇晃，船上的灯火将闪烁的、矛尖状的光芒刺入深不可测的海洋。那群加勒比人正忙碌着，将岸上堆积如山的水果搬到大驳船上，满载之后再运过来，装上船。
在沙滩上，史密斯背靠一棵棕榈树，静坐等待，被地上的许多雪茄烟头环绕着，锐利的目光紧盯着轮船的方向，从未放松过。
这个不太对劲的游艇客人将全副心神都贯注在这条无辜的水果船上。已经有两个人向他保证，没有搭这条船到柯拉里奥来的乘客。可他完全没有一个远游者的散漫，仍然坚持要以自己的眼睛对已经得出的判决提出上诉。他怪模怪样地蹲在椰子树底下，就像一只花花绿绿的蜥蜴，用与爬行动物一般无二的、小珠子般滴溜打转的眼睛密切监视着“卡尔赛芬号”。
游艇上的一条白色舢板被拖下来，放在白色沙滩上，由一个白衣水手守着。不远处，与海岸平行的大街上，另外三名水手在一家酒店里围着柯拉里奥唯一一张台球桌，拄着球杆，大摇大摆地挪着步子。舢板就摆在那儿，仿佛正在待命，随时可能物尽其用。空气中飘浮着一种有所期盼的、等待有事发生的暗示，这对于柯拉里奥而言，是一种舶来品。
史密斯就像某些羽翼光鲜的过路鸟儿，在这片棕榈海岸一晃而过，只暂停片刻，整理一下羽毛，之后就无声地展翅飞走了。晨光初现之时，史密斯就不见了，原本候在那里的舢板也不见了，游艇也从海面上消失了。史密斯离开了，并没有留下有关他的任务的线索，那一晚，在柯拉里奥的海滩上，也找不到足迹能显示他的秘密使命将他引去了哪里。他来了，在马路上和酒馆里说了一通奇怪的黑话，又在椰子树下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失踪了。第二天早上的柯拉里奥，少了一个史密斯，人们吃着油炸车前草，说着：“那个穿得跟画片似的男人自己走掉了。”这个插曲随午睡一起过去，在呵欠中成了历史。
所以，史密斯要暂时退到幕布背后去了。他不再来柯拉里奥了，也不再见格雷格医生了。医生还在那儿干坐着，摇晃着过于茂盛的长须，等着以关于穿孔术和嫉妒的动人传奇来充实不告而别的听众的心。
不过，幸运的是，散落在风中的篇章还会变得清晰，史密斯还会飘回到我们中间。他会及时前来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他为什么在棕榈树的周遭丢下那么多的雪茄烟头。他必须这么做，因为他在黎明前乘着“漫步者号”游艇离开的时候，把一个谜语的谜底也带走了，那谜语如此巨大荒谬，以至于在安楚里亚几乎没人敢冒险提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