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美国驻柯拉里奥的领事威拉德·格迪正慢条斯理地做他的年度报告。每天都要上这条叫人艳羡的走廊来抽烟的古德温溜达进来了，见他如此专注于公事，又离开了，走之前严厉谴责了领事对客人的怠慢。
“我要投诉民事服务部门，”古德温说，“这真是个部门吗？—也许只是一套空话吧。我从你这里可没得到什么服务。你不和我说话，连点喝的也不拿给我。你就用这种态度来代表你的政府吗？”
古德温又溜了出去，想到街对面的旅馆看看能否把检疫医生拖到柯拉里奥唯一一张台球桌去打台球。阻截从首都来的逃亡者的计划已经安排就绪，现在，游戏已经准备好，只待他入场。
领事对他的报告很有兴趣。他才二十四岁，待在柯拉里奥的时间还不够久，还怀着一片未曾被热带的暑气冷却的热忱—这句话看似是一个悖论，但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是可以理解的。
成千上万串香蕉，成千上万颗橘子和椰子，那么多盎司的金砂，那么多磅的橡胶、咖啡、靛青和撒尔沙—实际上，出口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一阵心满意足的颤抖漫过领事的身体。他想，在读过他的报告之后，国务院或许会注意到—于是，他往椅背上一靠，笑了起来。他就快变得跟其他人一样糟了。这会儿，他忘记了柯拉里奥只不过是坐落在二等海沿岸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共和国里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镇。他想起了检疫医生格雷格，此人订阅了伦敦的《柳叶刀》杂志，一心盼着能发现自己写给国内卫生部的关于黄热病胚芽的报告被上面的文章引用。领事知道，他在美国的那些旧相识，五十个人里恐怕也找不出一个听说过柯拉里奥这个地方的人。他还知道，至少有两个人会看到他的报告—国务院的某个基层职员，以及负责公文打印的排字工人。或许，那工人会注意到柯拉里奥的贸易增长，在酒桌上跟朋友顺口提起。
他刚刚写道：“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美国的大出口商竟默许法国和德国的商家几乎控制了这个富裕丰产的国家的全部贸易。”—此时他听到了一艘轮船的汽笛讯号。
格迪搁下钢笔，找到他的巴拿马草帽和遮阳伞。听到汽笛声，他便知道是“瓦尔哈拉号”—一艘维苏威公司用来运水果的货轮。在柯拉里奥，从五岁的孩子开始，人人都能在听过汽笛的讯号声之后，报出靠岸船只的名字。
领事在一条迂回的林荫道上漫步，朝着海滩走去。由于长期以这种方式行走，他可以精确估算时间，所以当他到达沙岸的时候，海关人员乘坐的小船正好从货轮那里划回来，按照安楚里亚的法律，他们已经上船检查过了。
柯拉里奥没有港口。像“瓦尔哈拉号”这样吃水较深的船，只能在离岸一英里的地方下锚。如果船上装载的是水果，只能用驳船和单桅货船来转运。索利塔斯有一个像样的港口，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船只，但在柯拉里奥这片海域的锚地，除了运水果的船，几乎没有其他船只停泊。偶尔有一条远道而来的沿岸贸易船，一条由西班牙来的神秘的双桅帆船，或是一条冒失的法国三桅帆船，在海面上停留几天，看似人畜无害。这种时候，海关人员会加倍小心，严阵以待。到了夜里，就会有一两条形迹可疑的单桅船沿着海岸来回行驶；天一亮，就有人发现柯拉里奥的三星轩尼诗酒、葡萄酒和纺织品的库存量大为增长。还有人说，在海关人员的红条纹裤子口袋里，叮当响的银币也变多了，然而账簿上的进口税却没见有增加。
海关的小船和“瓦尔哈拉号”的筏子同时靠了岸。在它们停驻的浅滩和干沙之间还有五码宽翻滚的海浪。这时，几个半裸的加勒比人砸进水中，去将“瓦尔哈拉号”的事务长和穿着棉布汗衫、蓝底红条纹裤子，戴着宽檐草帽的当地官员背了回来。
格迪在大学时代是个顶尖的一垒棒球手。只见他把阳伞收好，笔直地插进沙子里，弯下腰，双手扶着膝盖。这艘轮船常带报纸给领事，此时，事务长模仿投手的姿势扭着身子，把用绳子扎好的重重一卷报纸抛给了他。格迪高高跃起，啪的一声接住了报纸。在海滩闲逛的人—约占全镇人口的三分之一—便一同欢呼喝彩。每个星期，他们都对投报纸和接报纸的表演翘首以盼，而且从未失望过。创新思维在柯拉里奥并不时兴。
领事重又撑开伞，回领事馆去了。
这位大国代表的家是一栋有两个房间的木造建筑，三面都被一条用木棍、竹竿和尼帕棕榈树，按土著的办法建成的长廊围了起来。其中一个房间是官署，陈设简单实用，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吊床和三把并不舒适的藤椅。墙上挂着被他代表的国家的第一任总统和现任总统的雕版画像。另一个房间是领事的起居室。
十一点钟，他从海滩回到了领事馆，已是早饭时间。给他做饭的加勒比女人昌卡正把餐点端到面海的走廊上—谁都知道这里是柯拉里奥最凉爽的地方。早餐有鱼翅汤、炖陆蟹、面包果、煮鬣蜥肉排、鳄梨、现摘的菠萝、红葡萄酒和咖啡。
格迪坐下来，大模大样地、懒懒散散地展开他那捆报纸。在柯拉里奥，他会花上两天，甚至更多时间阅览大量的外间要闻，正像我们这些外间的人阅览那些异想天开的描述火星人的伪科学论文一样。等他读完之后，这些报纸就会在镇上说英语的居民中间轮流传阅。
他顺手拿起的第一张报纸是那种可以充当厚床垫的印刷品，某些纽约报刊的读者在读过它们的催眠文章之后，就会用它们享受一场安息日的小睡。领事把报纸打开，放在桌上，再用一张椅子的靠背撑住它，然后就开始不慌不忙地享用他的早餐，时不时地翻一翻报纸，悠闲地瞥一眼上面的内容。
不久，他被一幅照片上的某样他熟悉的东西给吸引了—这张摄影作品占了半个版面，印得很糟，拍的是一艘轮船。他兴致不高地凑近细瞧，想看清紧挨着照片的那条贵气十足的标题。
是啊，他没看错。是八百吨游轮“伊达利亚号”，属于“亲善之王、金融巨头、社交红人、完美主义者J. 沃德·托利弗”。
格迪慢慢地吮着他的黑咖啡，读着这一栏的文字。下面列举了托利弗先生名下的房产和证券的清单，描述了游轮上的设施，最后才呈上一丁点没比芥菜籽大的新闻：托利弗先生，连同一帮佳客，将于次日开始，在中南美洲沿海至巴哈马群岛之间进行为期六周的巡航旅行。这些贵宾中有来自诺福克的坎伯兰·佩恩太太和伊达·佩恩小姐。
这位记者为了迎合他的读者，以愚蠢的揣度为基础，捏造了一出颇合他们胃口的罗曼史。他有意把佩恩小姐和托利弗先生的名字摆在一起，直到几乎让人觉得他们之间正举行一场结婚典礼。他欲说还休地、恬不知耻地用一串“据传”“坊间传闻”“消息人士透露”和“可想而知”编了个故事，并以一段贺辞作为结尾。
格迪吃过早餐，拿起报纸来到走廊边，坐进他最喜欢的帆布椅，把脚搭在竹栏杆上。他点着一根雪茄，向大海望去。由于发现自己并未被读到的新闻所困扰，他感到有些得意。他告诉自己，他已经战胜了那阵促使他自愿流放到这遥远的清净地来的苦厄。当然了，他永远不能忘记伊达；但如今，想起她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痛苦了。当时他们产生了误会、发生了争吵，他出于冲动才谋得了这个领事的职务，只求将自己剥离她的世界，以此作为对她的报复。就这一初衷而言，他完全成功了。他已经在柯拉里奥生活了十二个月，他们之间没有通过音讯，尽管他时不时地也会从仍与他保持联络的少数朋友那里听说关于她的总已滞后了的零星消息。知道她还未与托利弗或任何别的人结婚，他仍会难以自抑地感到庆幸。不过，托利弗显然还没有死心。
嗯，都过去了。现在，无论她嫁不嫁人、嫁给谁，对他来说都一样。他已吃过了忘忧果。这个国度似乎永远都处在下午，让他快乐并且满足。在美国度过的那些已逝的岁月，只像是一个恼人的梦境。他希望伊达也像他一样幸福。和邈远的阿瓦隆
一样怡人的气候；无拘无束的、周而复始的、田园牧歌式的日子；生活在这群懒散浪漫的人中—这是一种充斥着音乐、鲜花和轻声浅笑的生活；触手可及的山与海，以及在热带白夜中蠢动的形形色色的爱情、魔幻和妩媚—这一切给了他莫大的满足。何况还有葆拉·布兰尼甘。
格迪打算和葆拉结婚—当然啦，如果她同意的话；他料想她一定会同意的。不知为何，他迟迟未向她求婚。有那么几次，他差点就开口了。但某种神秘的因由让他始终未能踏出那一步。也许，他只是无意识地、本能地确知，这样一来，他与旧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就将被切断。
和葆拉在一起，他肯定会幸福。本地姑娘鲜有能与她相比的。她在新奥尔良的一所女修道院主办的学校读过两年书；当她打算炫示才学的时候，谁也看不出她和诺福克或曼哈顿的姑娘有什么不同。然而，看到她有时在家中穿着双肩外露、长袖飘拂的土著服装，那才真叫人心神荡漾。
伯纳德·布兰尼甘是柯拉里奥的一位大商人。除了他的商铺，他还豢养了一支骡队，与内陆的城乡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他和一个有着卡斯蒂利亚贵族血统的本地女人结了婚，不过，从她的橄榄色脸颊上能瞧出一点印第安风情的褐色。像通常会发生的那样，爱尔兰和西班牙血统的嫁接，生发出罕有的美貌与灵动的新枝。他们的确都是好人，而且已经准备将他们那栋房子的顶层给格迪和葆拉使用，只待他下定决心表明心迹。
消磨了两个钟头之后，领事看报看得累了。报纸都摊在走廊上，散落在他四周。他躺在那里，恍惚间将眼前的一切认作了伊甸园。一丛香蕉树在他和太阳之间架设了一道凉爽的屏障。从领事馆到海边的那条缓坡，被柠檬树和橘子树墨绿色的叶片所覆盖，其间夹杂着如火如荼的繁花。环礁湖像一块锯齿形的黑水晶，嵌在陆地之中；湖上，一棵白色木棉树的树冠几乎戳进了云层。海滩上，迎风招展的椰子树将悦目的绿叶伸向几乎全然静默的海面。他能知觉到在大片绿树中闪耀的鲜红和赭赤、水果和花朵的芳香，以及从瓠瓜树下，昌卡的泥灶中飘出的炊烟；能感受到土著女人在她们的茅屋中放声大笑，知更鸟在啁啾欢歌，以及微风中的咸味和拍岸的海浪在衰竭后渐弱的声响—另外，还有一个侵入这片灰色海景的白点，它正逐渐变大。
他懒散地关注着这个模糊的存在一点点变得清晰，直到它成为向着海岸全速行驶的“伊达利亚号”。他仍旧保持原有的姿态，注视着那艘漂亮的白色游轮，看着它迅速地驶近，来到柯拉里奥对面。这时，他才坐直了身子，看着它从面前匀速驶过。把岸和船分隔开的是仅有一英里宽的海面。他看到了游艇上锃亮的黄铜器件的反光，以及甲板上遮阳篷的条纹—看到的真不少，但也就这么多了。“伊达利亚号”就像一艘旧式幻灯片里的船，在领事的小世界里照出一个透亮的圆，然后又从中穿了过去，离开了。如若不是海平线上还留有一点云迹，它一定会被当作无形无质的假象，由他无所事事的头脑凭空捏造而成。
格迪回到办公室坐下来，继续用他的年度报告来打发时间。如果他读到报纸上的文章后可以无动于衷，那么，“伊达利亚号”无声地驶过当然也不能给他带来震动。现状令他平静、安心，一切不确定因素都已排除。他知道，人们有时会抱有某种连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期望。现如今，既然她从两千英里之外前来，却连瞧也没瞧他一眼就走了，那么他对于过去的执着，哪怕是无意识的，也不再必要了。
晚饭后，当太阳落到群山背后的时候，格迪在椰子树下的一小片海滩上散步。舒适的海风向岸边吹拂，海面上泛起了阵阵微波。
随着轻轻的一声“啪”，一个小小的浪头在沙上散开，把一件亮闪闪的圆形物体送上了岸，浪退的时候又把它卷了回去。下一波潮水才让它搁浅在海滩上，格迪把它捡了起来。是一个无色的长颈玻璃酒瓶。软木塞塞得很紧，跟瓶口齐平，外面用火漆封住了。看起来，瓶子里只装了薄薄一张纸。纸被揉得不成样子，应该是被硬塞进去的。火漆上盖了一个印章—可能出自一个图章戒指，印的是姓名首字母的花押；可是，印章印得很仓促，无论怎么精心辨认，也确定不了是什么字母。伊达·佩恩总是戴着一枚图章戒指，她的手上从不配其他的饰品。格迪觉得，他能大致看清那个熟悉的缩写：“I P”；一股异样的不安情绪攥住了他。与那艘他刚刚看过的必定载着她的船相比，这一有关她的提示更具有人性，尤其是，更具有她的个人性。他走回他的房子，把瓶子放在办公桌上。
把帽子和上衣丢到一边，点上灯—因为夜晚骤然挤走了短暂的黄昏—他开始研究自己从海里捞上来的这件东西。
拿起瓶子凑到灯光底下，翻来覆去地仔细观察，他看出瓶里是一张堆满了字的双页信纸；而且，纸张的尺寸和颜色和伊达一向使用的那种完全相同；此外，他确信，笔迹也是她的。瓶子的玻璃质量不佳，扭曲了光线，让他没法看清写在纸上的字；但某些大写字母，他通过综合判断，可以确定出自伊达之手。
格迪放下瓶子，眼中多了混合着迷惑和乐趣的一点笑意，接着又拿出三根雪茄，一根挨着一根摆在桌上。他把帆布躺椅从走廊搬进屋里，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他打算一边抽那三根雪茄，一边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这的确成问题。他几乎希望自己从未发现这个酒瓶，但酒瓶分明就在这里。为什么它要从海上漂过来，从而带给他这么多烦心事，扰乱他的安宁？
在这片时间似乎过剩的如梦似幻的土地，他养成了对琐屑小事也要再三省思的习惯。
他开始异想天开地臆测这个瓶子的来历，构想出许多种可能，然后又逐个推翻。
轮船若是遇险或遭难，有时会采用这种靠不住的办法，将求援信息抛出去。但不到三小时之前，他明明看到“伊达利亚号”安然无恙地快速驶过。莫非是水手叛变了，将乘客们囚禁在甲板下面，这瓶里装的是一封呼救信！但假使这种不大可能的暴动确实成立，难道焦躁的俘虏们竟能克服惊惧，小心翼翼地写四页纸来求救吗？
就这样，他很快淘汰了那些可能性不大的选项，之后，尽管他有些排斥，但只剩下一个不易推翻的想法：信是给他的。伊达知道他在柯拉里奥，她一定是瞅准了游艇经过这里，风又吹向岸上的时机，将瓶子抛进了海里。
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格迪就皱起了眉头，嘴角也露出了倔强的神情。他坐着，望着门外在寂静的街道上穿梭的大萤火虫。
如果这是伊达给他的信，除了以之作为和解的前奏外，还能有什么用意呢？如果确是这样，那她又为什么不采取安全的邮递办法，偏偏要用如此靠不住的，甚至很轻率的通信方式呢？空瓶子里装纸条，然后丢进海里！这其中有些轻佻的、不庄重的意味，如果这还称不上轻蔑的话。
这种想法伤了他的自尊，也压制了所有被这个酒瓶唤起的旧情。
格迪穿上衣服，戴好帽子，走了出去。他沿着一条街，走到了小广场边上，有一支乐队正在演奏，人们在周围闲荡，看上去自在又无聊。一些乌黑的发辫里缠进了萤火虫的姑娘羞怯地匆匆走过，用害羞的、讨好的目光偷瞧他。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和橘子花的气味，令人懒洋洋的，提不起劲。
领事在伯纳德·布兰尼甘的房子前面停下脚步。葆拉正躺在露台的吊床上摇荡。她从床上坐了起来，就像一只小鸟从窝里探出身子。听到格迪的声音，她的脸颊泛起了潮红。
看到她的一身装扮，他立刻就被迷住了—一件带褶边的棉布裙配一件白色法兰绒的小夹克，整洁而又靓丽。他提议去散步，他们就朝山路上那口印第安人的古井走去。他们坐在井沿儿上，在那里，格迪说出了一直想说又一直没说的话。尽管他早就确信她不会拒绝他，可当她顺从地给出圆满而又甜蜜的答复，他还是快乐得难以自已。眼下这姑娘交给他的这颗心才装满了坚贞不渝的真爱，不会反复无常，不会疑问重重，不会按世俗的标准挑三拣四。
那晚，当格迪在葆拉家门前与她吻别的时候，他感觉自己从未如此快活。“在这块空幻的乐土，只需要活着、躺下”，对于他，就像对于许多水手们一样，这是最舒服的，从而也是最好的选择。他的前途十分理想。他已经得到了一座没有蛇的伊甸园。他的夏娃实实在在地属于他，不受诱惑，因而更具诱惑。今晚，他做出了决定，胸中充满信心和安宁。
格迪走回了他的住处，一路吹着那首名叫《燕子》的最美好也最伤感的情歌。刚进门，他驯养的那只猴子就从架子上跳了下来，吱吱尖叫。领事转向他的办公桌，想取一些在那里搁了很久的坚果给它。在一片昏暗之中，他的手触到了那个瓶子。他打了一个激灵，仿佛摸到的是冰冷的、滚圆的蛇躯。
他忘了瓶子也在那儿。
点亮灯，喂过猴子之后，他非常慎重地点着一根雪茄，把瓶子抓在手里，沿着小路向海边走去。
空中一轮明月，将大海映得雪亮。就像每个晚上一样，风在游移，现在正持续不断地向海面吹去。
走到水边，格迪用力将没开过的瓶子远远地抛进海里。有一会儿，它消失了，随后又从水面弹起，跳得足有自身长度的两倍那么高。格迪静静地站着，看着它。月光很亮，他能看到它随小小的浪头上下颠簸，缓缓地退离岸边，翻动着，闪着光。风将它送进了海里。很快，它就变得像一粒微尘，只时不时地被隐约辨认出来；接着，连它的那点神秘也被更为广大的海的神秘给吞没了。格迪久久地站在海边，抽着雪茄，凝望着水面。
“西蒙！喂，西蒙！快醒醒，西蒙！”海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大叫。
老西蒙·科鲁兹是个混血儿，既是渔夫，也当走私犯，住在海边的一座小屋里。他刚眯了会儿眼睛，就被吵醒了。
他蹬上鞋子，走了出去。“瓦尔哈拉号”的三副刚由一条小艇登岸，他是西蒙的老熟人了，另外还有三名水手也从那条水果船上下来了。
“快起来，西蒙，”三副喊道，“去找格雷格医生、古德温先生，或者任何一个格迪先生的朋友，尽快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苍天保佑，”西蒙睡眼惺忪地说，“格迪先生没出什么事吧？”
“他在那块油布下面，”三副指了指小艇，说道，“被淹了个半死。我们在轮船上看到他在离岸一公里远的海里，疯了似的游向一只浮在水面上、越漂越远的瓶子。我们放下小艇，朝他划过去。眼看就要够到瓶子的时候，他体力不支，沉了下去。我们把他拽上小艇，也许还来得及救他一命；不过，只有医生说的才算数。”
“一个瓶子？”老人揉了揉眼睛，说道。他还没完全醒过来。“瓶子在哪儿？”
“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漂着，”三副用拇指朝海的方向随便一点，说道，“赶紧去吧，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