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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所大门雅致、小巧玲珑的房子，只不过在这一带，这样的房子并不稀奇，但“玄鹤山房”的匾额和隔着围墙能看见庭园草木这些方面，使它显得比任何一所房子都要考究。
这家的主人堀越玄鹤作为一位画家，多少有点名气。但是，挣得家产，却是因为他获得了橡皮图章的专利，或者说，家产是因为他获得了橡皮图章的专利之后，买卖地皮得来的。实际上，他拥有的一块郊外地皮，据说连生姜都长不出来。不过，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文化村”
，排列着一所所红瓦或绿瓦的房子……
总之，“玄鹤山房”门面讲究，别致玲珑。尤其是近来，或在靠墙边的松树挂上除雪的绳子，或在玄关前铺的枯松叶上放置紫金牛的红果子，看起来更加风雅。不仅如此，这房子所在的巷子，也几乎没有行人。甚至卖豆腐的走过那里时，也把挑子搁在大街上，吹吹喇叭就过去了。
碰巧走过这家门前的长头发绘画练习生，腋下夹一个细长颜料盒，对另一个同样穿金属扣子校服的绘画练习生说：
“玄鹤山房——这‘玄鹤’是什么意思呢？”
“不会是‘严格’的谐音吧？
”
二人笑着，轻松愉快地从这家门前走过。其中一人在身后丢下了一枚“金蝙蝠”牌的烟蒂，冒出一缕细细的青烟……
重吉成为玄鹤家女婿前，就在银行工作，所以，他下班回得家来，总是到亮灯时分。这几天来，也许是他进门早了吧，一回家就感觉有一种怪气味。那是玄鹤的味儿，老人因少见的肺结核而卧床。当然，气味不可能跑出门外，重吉穿一身冬大衣，腋下夹一个折叠式公文包，他走在玄关前的踏脚石上，没有办法不怀疑自己的神经。
玄鹤在另室打了床铺，不躺着时，就靠坐在棉被上。重吉脱下大衣摘下帽子，必定到另室打个照面，打招呼说“我回来啦”“今天感觉怎么样”。但是，他极少踏足另室之内。这一方面是害怕感染岳父的肺结核，另一方面是受不了岳父的味儿。玄鹤每次看见他，总是只答一句“嗯嗯”或者“回来啦”。那声音软弱无力，与其说是说话，毋宁说更像是喘息。重吉听了这回应，有时也对自己的不近人情有所愧疚。然而，在他而言，踏足另室似乎瘆得慌。
重吉随后来到餐厅旁，探视也卧病在床的岳母阿鸟。阿鸟在七八年前玄鹤还没卧床的时候就瘫了，连自己上厕所也不行。玄鹤之所以娶她，除了她是大藩家老
的女儿之外，据说容貌也是公认的美丽。因此，虽然上了年纪，她眼角眉梢风韵犹存。然而，这位也坐在床铺上专心缝补袜子，跟一具木乃伊区别不大。重吉对她也说了句“妈妈，今天感觉怎么样”，说完，他便走进六席大的餐厅去了。
妻子阿铃如果不在餐厅，就是和信州出生的女佣阿松一起，在狭窄的厨房里干活。对重吉来说，不用说收拾整洁的餐厅，就算是放置文化灶
的厨房，也远比岳父或岳母的住处舒适。他是当过知事的某政治家的次子，但比起豪杰型、领袖气质的父亲，他有才华，更像从前是女诗人的母亲，这一点在他和蔼的眼神和纤细的下颏里也能显示出来。重吉进了餐厅，将西服换成和服，轻松自在地坐到长火盆前，点上一支廉价雪茄，拿今年终于上小学的独生子武夫说笑。
重吉总是跟阿铃和武夫围着矮桌吃饭，他们吃得很热闹。不过，近来说到“热闹”，又实在有点儿没劲，那是因为陪护玄鹤的女护士甲野来了。即便“甲野小姐”在场，武夫也照样吵闹。不，或者说，正因为“甲野小姐”在，他更加淘气。阿铃时不时皱起眉头，瞪着不老实的武夫。但是，武夫不解其意，故意大肆搅动碗里的饭。重吉爱读小说，对武夫的折腾多少有不满，但感觉武夫的调皮属于“男子气”。他大抵只是微笑着，默默吃饭。
“玄鹤山房”的夜晚很安静，不用说一早就出门的武夫，重吉夫妇也大概十点钟就就寝了。之后尚未睡下的，就只有九点前后开始值夜的女护士甲野。甲野坐在玄鹤枕畔，烤着烧得旺旺的火盆，也不大打瞌睡。玄鹤呢——他也时不时醒着，但除了“热水袋凉了”“湿敷布干了”之类的话，他几乎不开口。只有庭院竹丛沙沙作响，传到另室里来。甲野在轻寒的寂静中，默默看护着玄鹤，思索着种种事情：这家人各人的心思以及她自己的前途……
一个雪后的下午，一名二十四五岁的女子牵着一个瘦削男孩的手，出现在堀越家那个天窗看得见蓝天的厨房。重吉当然不在家，阿铃正好在用缝纫机，她虽然多少有些预料到了，但还是有点不知所措。总而言之，她离开长火盆前，去迎接客人。客人进厨房之后，将自己的鞋子和男孩的鞋子摆好（男孩穿着白色毛衣）。仅仅从客人这个举动，就明显知道她感到自卑。可那也难怪，她是玄鹤公开纳的小妾。阿芳原是家里的女佣，这五六年来，玄鹤公开将她安排在东京附近某个地方。
阿铃见了阿芳，感到她意外地显老，而且不单是脸。四五年前，阿芳的手胖得圆乎乎的，可岁月让她的手瘦得都能看见静脉了。还有她身上的东西——阿铃从她的廉价戒指感觉到某种家道中落。
“我哥吩咐把这个给老爷的。”
进入餐厅前，阿芳将一个旧报纸包的东西悄悄放在厨房一角，这越发显得她小心翼翼。阿松正好在洗东西，她一边手脚麻利地干活，一边时不时用眼角瞟新梳了银杏叶发髻的阿芳。阿松看了这报纸包，表情更带恶意了：那肯定是散发恶臭的东西，跟文化灶和精美的碗碟不协调！阿芳虽然没看阿松，却感受到阿铃微妙的脸色，就解释说：“哦，这是大蒜。”然后，她对咬着指头的孩子说：“来，哥儿，快行礼！”不用说，男孩是玄鹤和阿芳生下的文太郎。阿芳喊孩子“哥儿”，实在是让阿铃难堪，然而她的常识马上让她转念觉得，这女人也是无奈的。阿铃若无其事地给坐在餐厅一角的母子俩上现成的点心和茶等，又说说玄鹤的情况，逗逗文太郎……
玄鹤暗娶阿芳之后，不以转搭省线电车为苦，每周必跑一两趟妾宅。阿铃一开头挺讨厌父亲这种举动。“多少给妈妈留点面子也好吧？”——她经常这样想。不过，阿鸟似乎全都无所谓了。但是，阿铃因此而更加觉得母亲可怜，即便父亲前往妾宅，她也编些瞒不了人的谎言，对母亲说“爸爸说今天有诗会”之类的。她并非不知道撒这样的谎是徒劳的，有时在母亲脸上看见近乎冷笑的表情，又为撒谎而后悔，实际上往往是对瘫痪的母亲不体谅自己的用心感觉可悲可叹。
阿铃送父亲出门之后，也时时在想家里的事，有时甚至忘记开缝纫机。玄鹤暗娶阿芳之前，对她而言已经不是“出色的父亲”。但是，她生性宽厚，并不计较，她唯一介意的，是父亲连书画古董也大肆搬往妾宅。阿芳做女佣时，阿铃从不觉得她是坏人，与其说阿芳为人一般，毋宁说她是一个老实的女人。但她不知道阿芳的哥哥在谋划什么，后者在东京近郊开了一间鱼店。实际上，阿芳哥哥在她眼中，是个干坏事脑子灵的家伙吧。阿铃不时抓住重吉，向他表明自己担心的事情。但重吉不配合：“这可不能由我来对爸说。”——阿铃见他这样，无奈只好不吭声了。
“莫非爸爸也觉得阿芳懂得罗两峰
的画吗？”
重吉偶尔也若无其事地对阿鸟说些这样的话，而阿鸟总是抬起头，苦笑道：
“那是爸爸的性情吧。他这人啊，也曾对我说：这块砚台如何？”
然而，时至今日来看，那种事谁都是白操心了。今年冬天以来，玄鹤突患重病，不能去妾宅了。对于重吉提出的分手条件（条件细节实际上更多是阿鸟和阿铃拟定），对方意外顺从地接受了，阿铃所忌惮的阿芳的哥哥也同样。阿芳得到一千日元的分手费，回上总海边的父母家，每月可再获寄来的若干文太郎的抚养费——阿芳的哥哥对于这样的条件完全没有异议。不仅如此，不用催促，他就将放在妾宅的玄鹤秘藏的煎茶茶具等等运送回家里来。阿铃因为之前曾怀疑过他，因此而对他更有好感了。
“小妹说，如果这边人手不够，她可以过来照看。”
阿铃在答应这个请求之前，先跟瘫痪的母亲商量。不用说，这肯定是她的失策吧。阿鸟听了，主张马上就让阿芳带着文太郎过来。阿铃除了在乎母亲的感觉，也害怕破坏了家庭气氛，好几次请母亲重新考虑（尽管由此夹在父亲玄鹤和阿芳哥哥的中间，拉不下面子拒绝对方的请求），但阿鸟却怎么也不愿意爽快地接受她的意见。
“假如这件事我没听说，就另当别论——当着阿芳的面，我也不好意思说。”
阿铃无奈答应阿芳的哥哥让阿芳来，这也许是未经世事的阿铃的失策。实际上，重吉从银行下班回来，听阿铃说了此事，女人般柔和的眉宇间略显不快。“人手增加肯定是好事，但先跟爸爸说一声就好了。因为爸爸拒绝的话，你就没有责任了。”重吉说到了这些，阿铃好郁闷，说了句“是啊”。然而，与玄鹤商量——跟不久于人世、对阿芳还恋恋不舍的父亲商量，这种事她也肯定做不到吧。
对阿芳母子，阿铃有过这么一番曲折的想法。阿芳也没有伸手烤火取暖，而是啰唆起她哥哥和文太郎的事情。跟四五年前一样，她发“那是”的音时，带着乡下口音，说成了“那厮”。阿铃从这乡下口音里，能感受她的心情和无隔阂，与此同时，对隔一层拉门躺着的母亲连一声咳嗽也没有，感觉到某种漠然的不安。
“那你能待上一周左右吧？”
“行，只要不妨碍这里的话。”
“可没有替换衣服不行吧？”
“我哥说半夜就能送到了。”
阿芳这么回应着，从怀里取出糖，给感到无聊的文太郎。
“那我就对爸爸那么说了。爸爸已经十分衰弱啦，连近拉门一侧的耳朵都生了冻疮啦。”
阿铃离开长火盆前，随手换了把铁壶。
“妈妈。”
阿鸟回应了一句什么。声音浑浊，似乎因阿铃喊她而刚刚醒来。
“妈妈，阿芳来了。”
阿铃松了一口气，她赶快起身离开，不去看阿芳的脸；在走过下一个房间时，再次说一句“阿芳来了”。阿鸟仍旧躺着，睡衣领口掩住了嘴巴，她望见阿铃，仅眼睛浮现接近于微笑的神色。她回应道：“是吗？好快呀。”阿铃一边清晰地从她的后背感受到阿芳来了，一边走过面对积雪庭园的外廊，慌慌张张赶往另室。
突然从明亮的外廊进入另室，阿铃感觉室内比实际情形还要昏暗。玄鹤刚刚坐起来，让甲野读报纸。他一见阿铃，突然说出一句：“是阿芳吗？”沙哑的声音那么迫切，像是在责问。阿铃站在拉门旁，条件反射似的应道：“是的。”然后谁也没出声。
“我马上让她过来。”
“嗯。阿芳一个人吗？”
“不是。”
玄鹤默默地点点头。
“那甲野小姐，请过来一下。”
阿铃急急小跑通过外廊，比甲野还早一步。正好有积雪的棕榈叶上，飞起一只鹡鸰。但是，比起这种事，她更在乎自己从另室的病人气息中带出来某种可怕的东西。
阿芳住下来以后，家庭气氛眼看着恶劣起来，这首先是从武夫欺负文太郎开始的。文太郎这孩子比起父亲玄鹤，更像母亲阿芳，而且连性格软弱这一点也像阿芳。阿铃当然是同情这孩子的，但有时觉得文太郎似乎也太怂了。
女护士甲野从职业的角度，冷眼旁观这种太常见的家庭悲剧——毋宁说她是在看好戏吧。她的过去黑暗得很，在与病人家主人或者医院医生的关系上，她不知有多少次想咽下一剂氰化钾。这样的过去，不知不觉在她心中种下了对他人的痛苦幸灾乐祸的病态兴趣。她进入堀越家时，发现瘫痪的阿鸟每次大小便后都不洗手。“这家媳妇很机灵，拿水去都不让人察觉。”——这样的事情有一阵子在她多疑的心上投下了影子。可四五天后，她就发现这完全是娇生惯养的阿铃的疏漏。她对这个发现有种满足感，每次阿鸟大小便后，就用洗脸盆打水送过去。
“甲野小姐，托你的福，我能跟别人一样洗手了。”
阿鸟双手合十，流下了泪水。对阿鸟的欢喜，甲野根本就无所谓，但是，她很开心看到自此每三次送水，阿铃就要负责一次。由此可见，孩子们打架对她而言也不是烦心事。她对玄鹤表现出同情阿芳母子的姿态，与此同时，又对阿鸟表现出讨厌阿芳母子的姿态。即便缓慢吧，这些举动都起到了效果。
阿芳住下约一周之后，武夫又和文太郎打架了。这场打架始于争论猪尾巴和牛尾巴谁大谁小。武夫在他的学习房间——玄关旁的四席半的一角，把瘦小的文太郎推倒，又打又踢。阿芳正好遇上了，抱起哭不出声的文太郎，责备了武夫：
“少爷，不许欺负弱小者！”
那是内向的阿芳难得的带刺的话。武夫被阿芳的气势吓坏了，他自己倒哭了起来，躲进了阿铃所在的餐厅。于是，阿铃也火冒三丈，丢下手上的缝纫活儿，扯着武夫去见阿芳母子。
“你太任性了！过来，给芳姨道歉，好好地下跪认错！”
面对这样说的阿铃，阿芳只能跟文太郎一起流着泪，一再赔不是。调解人必然又是女护士甲野。甲野一边拼命将脸色涨红的阿铃拖走，一边想象着另一个人——玄鹤静听这场吵闹的心情，她内心浮现出冷笑。当然，这些心思在她表面上看不出来。
然而，让一家人不安的，绝不仅仅是孩子打架。不知不觉中，阿芳又惹起了曾心如止水的阿鸟的嫉妒。只不过，阿鸟对阿芳本人从没说过怨恨的话（这一点与五六年前阿芳还住在女佣房间时一样），倒是完全无关的重吉每每中招。重吉当然不理会，阿铃感到歉意，时不时替母亲道歉。但重吉只是苦笑，常常反过来安慰她：“连你也歇斯底里就麻烦了。”
甲野对阿鸟的嫉妒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也颇感兴趣。不用说，她很清楚阿鸟的这种嫉妒，也很明白她对于重吉的感觉。不仅如此，她自己不知不觉中也产生了对重吉夫妇近似嫉妒的感觉。对她而言，阿铃是“千金小姐”，重吉也——总而言之重吉肯定是个俗人，也肯定是她所轻蔑的一个雄性。对她而言，他们的幸福几乎都是不正当的。为了矫正这样的不正当，她向重吉做出亲昵的举动。对于重吉而言，这也许不起任何作用，但却是让阿鸟暴躁的绝好机会。阿鸟露出膝盖，恶言恶语地说：“重吉，你有我女儿——瘫子的女儿还不够吗？”
然而，唯独阿铃似乎不会因此而怀疑重吉。不，实际上，她也是可怜甲野。甲野不单对这一点不满，更是轻蔑起与人为善的阿铃来。她乐于看见重吉躲避自己，不仅如此，还乐于看见他避开自己的同时，对自己产生了男人的好奇心。之前，即便甲野在家，他为了进厨房旁的浴室，也脱得光溜溜的。可是，近来甲野一次都没见过他光身子。那肯定是他耻于自己拔毛公鸡般的身体了。甲野看着他（脸上满是雀斑），私下里嘲笑：“除了阿铃，有谁会迷上你啊？”
一个降霜的阴天早上，甲野在她房间——玄关旁三席大的房间里，摆上了镜子，在平时梳的大背头之上，梳起了发型。那天正好是阿芳回乡的前一天。阿芳离开这个家，看来重吉夫妇是开心的，反倒是阿鸟更加烦躁了。甲野一边梳发型，一边听阿鸟粗声粗气地说话。她回想起朋友说的某女人的事情。那女人住在巴黎，渐渐患上了严重的怀乡病，幸好丈夫的朋友回国，就决定一起乘船走。漫长的航行似乎对她也不是特别的苦事。但是，船一到纪州海面，她突然就兴奋莫名，最终跳进了大海。越是接近日本，怀乡病也越厉害起来——甲野静静擦拭手上的油，思考着这种神秘的力量：让瘫痪的阿鸟嫉妒就不必说了，还在她身上也起了作用！
“妈妈，您怎么啦？爬出来这种地方。我说您呀——甲野小姐，请过来一下。”
阿铃的声音发自接近另室的外廊。甲野听见这个声音时，对着清亮的镜子挤出一丝冷笑。然后她作惊讶状回应：“好的，我马上就来！”
玄鹤渐渐衰弱下去。多年的病痛不必说了，从后背到腰部的褥疮也让他痛苦不堪。他时不时发出呻吟，略微转移一下难受。但是，令他烦恼的事情，并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他在阿芳住下期间多少得到一些抚慰，但代价是阿鸟的嫉妒和孩子们的打架一再折磨着他。然而那还算好的了。在阿芳走后，玄鹤感到可怕的孤独，他不得不面对自己漫长的一生。
对玄鹤而言，他的一生实在是可悲的一生。没错，获得了橡皮图章专利的那会儿——天天打花纸牌、喝酒那会儿，绝对是他一生中的辉煌时代。但是，同辈人的嫉妒和担心失利的焦灼一直折磨着他。加上暗娶阿芳后，除了家庭的纠纷之外，背着家人筹款也一直是沉重的负担。而更可悲的是，他虽被年轻的阿芳所吸引，但至少这一两年里，他内心里不知有多少次盼着阿芳母子去死！
“可悲？但是想想看，也并非唯独我是这样吧。”
他在夜里这样想，将亲戚、朋友一一细细回忆一番。他女婿的父亲单单“为了拥护宪政”，就在社会地位上，将几个手腕不如他的敌手置于死地。还有一位跟他最熟的老古董商人，与前妻的女儿私通。还有某律师花光了托管金，某篆刻家……然而好奇怪，他们所犯的罪，并不能让他的痛苦有任何变化；不仅如此，反而一味使生存本身产生了更大的阴影。
“哼，这痛苦也并不长久，只要我一升天……”
这也是玄鹤仅剩的安慰。他为了转移侵蚀他身心的种种痛苦，努力回想快乐的记忆。然而，他的一生如前所说，过得很可悲。假如其中有那么一点亮点，就只有不懂事时的幼年记忆了。他时常在似睡非睡之间回想起父母居住的信州某山沟沟里的村庄——特别是放了石头的木板屋顶和有蚕味儿的桑枝。但这记忆也不长。他时不时在呻吟之间念一下《观音经》，唱几句旧时的流行曲。在吟诵“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之后，唱出“Kapore、Kapore”的滑稽舞曲，对他而言，感觉再好没有了。
“睡觉是极乐，睡觉是极乐……”
玄鹤只希望沉沉睡去，以便忘却一切。实际上，甲野除了给他安眠药之外，还注射海洛因之类。但对他而言，入眠却不总是安稳的，他时不时在梦中见到阿芳和文太郎。这让梦中的他心情十分舒畅。（某夜的梦中，他还跟新花纸牌中的“樱之二十”说话，而那位“樱之二十”长着四五年前阿芳的模样。）但是，正因为这样，醒来的他更加可悲。不知何时起，玄鹤对睡觉感到一种近乎恐惧的不安。
接近除夕的一天下午，玄鹤仰卧着，对枕畔的甲野说话：
“甲野小姐，我呀，我难得想扎一下兜裆布了，你让人去买六尺漂白棉布来吧。”
要弄到白棉布，不必特地派阿松去附近的绸缎庄买。
“我自己来系，你叠好放在这里就好了。”
玄鹤借助于兜裆布——用来自缢的兜裆布，好不容易消磨了短短的半天。但是，对于转个身都非要他人帮忙不可的他而言，连这样的机会也不易得。不仅如此，临到要死，玄鹤也是害怕的。他在昏暗的电灯光中，眺望着黄檗流的一幅行书书法挂轴，嘲笑自己时至今日仍贪生怕死。
“甲野小姐，请扶我起来一下。”
那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左右。
“我呢，接下来想睡一会儿，你也去休息吧，不用客气。”
甲野不解地盯着玄鹤，不客气地回答道：
“不，我不会睡的。这是我的工作。”
玄鹤感到他的计划已被甲野识破，便点点头，什么也不说地装睡。甲野翻开一本放在他枕边的女性杂志新年专号，用心地读起来了。玄鹤还在想兜裆布的事，同时眯眼偷看甲野。这时——他突然觉得好笑。
“甲野小姐。”
甲野看玄鹤的脸时，也不禁吓了一跳。玄鹤靠在被子上，笑个没完。
“什么事？”
“没事，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玄鹤仍在笑，挥动瘦削的右手示意。
“这回……什么事这么好笑呢……请躺下来吧。”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玄鹤入睡了。那一晚的梦好可怕。他站在密林中，从齐腰高的拉门缝隙，窥见像是茶室的房间。里头有一个一丝不挂的孩子，脸朝这边躺着，虽说是个孩子，却皱巴巴像个老人。玄鹤想说话，却浑身盗汗醒了……
没有人来另室。不仅如此，周围仍旧处在昏暗中。仍旧？但是，玄鹤看座钟，知道时近正午。他的心一瞬间轻松了，明朗了；然而忽而又像平时那样变得阴郁起来。他仰躺着，数着自己呼吸，心情就像有人在催促：更待何时！玄鹤悄悄抽出兜裆布，缠在脖子上，双手使劲一扯。
此时，正好武夫穿得鼓鼓囊囊的出现了。
“妈呀！爷爷干那种事情啦！”
武夫大叫着，冲进了餐厅。
约一周之后，玄鹤在家人围绕陪伴下，因肺结核去世。他的告别仪式甚为盛大（只是瘫痪的阿鸟无法出席）！聚集而来的人们向重吉夫妇表达哀悼，在白缎覆盖的灵柩前上香。但出门离去时，他们大抵已经忘掉了他。不过，只有他的老朋友是例外。
“这位老先生也满足了吧，既有年轻的小妾，还小有积蓄吧。”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着。
载有灵柩的殡仪马车跟着另一辆马车，跑过腊月阳光下的市镇，前往某火葬场。坐在后面那辆显旧马车上的是重吉和他的堂弟。他的大学生堂弟很在乎马车的摇晃，不大跟重吉说话，专注地读一本小开本的书，那是李卜克内西
的《追忆录》英译本。重吉因守夜疲倦而迷迷糊糊打起瞌睡，他看着车窗外的新开町，无心地自言自语：“这一带完全变了！”
两辆马车跑过冰霜融化的道路，抵达火葬场。但是，尽管事前打了电话预约，说是一等焚烧炉已经排满，只有二等的可用。在他们看来都可以的，但重吉与其说为岳父着想，毋宁是考虑阿铃的感受，便透过半月形的窗口，努力与事务员交涉：“病人是被耽搁了救治去世的，所以亲人衷心希望火化时能以一等的待遇……”还撒了这么个谎。结果效果比他预期还好的样子。
“那这样吧，因为一等已经排满，就按一等的收费，用特等炉火化吧。”
重吉有几分歉意，一再感谢事务员。事务员是一位戴黄铜眼镜框的和善老人。
“哪里，不必客气。”
他们封好了焚烧炉后，上了有点儿残旧的马车，就要出火葬场的门离去。这时，他们意外地发现，阿芳一个人站在砖墙前，目送他们的马车。重吉有点儿狼狈，想抬抬帽子还礼。但是，搭乘他们的马车此时已经拐弯，奔驰在光秃秃的白杨树道路上。
“是她呀？”
“嗯……我们来的时候，她已经在那儿了吗？”
“不知道，当时觉得那里只有乞丐的……那女人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重吉点上一支“敷岛”牌香烟，尽量冷淡地回答道：
“嗯，会怎样呢……”
他的堂弟沉默着，他在想象中勾画出一个上总海边的打鱼小镇，以及住在镇上的阿芳母子。他突然严肃起来，在不知何时照进来的阳光中，再次读起那本李卜克内西。
昭和二年（1927）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