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房

首先，帕克太太会领你去看那两间客厅。当她对你描述它们的独到之处，并顺带称赞过去八年住在这里的那位先生的时候，你一定不敢打断她。等她说完，你会结结巴巴地招认，你既不是大夫，也不是牙医。听过这番解释，帕克太太的表态会让你再也不能对你的父母感到满意：都怪他们失职，没能把你培养成适合这两间客厅的专业人才。

接下来，你上了一截楼梯，去看二楼后边租金八美元的房间。她便换了一套二楼专用的话术，说图森贝利先生在去佛罗里达接管他哥哥位于棕榈海滩附近的橘子种植园以前，一直都按十二美元付房租；还说麦金太尔夫人总去那片海滩过冬，她住的是前面那套两居户型，有私人浴室。末了，你只得支支吾吾地说，你想要再便宜一些的。

如果你能挺过帕克太太的不屑，你会被领到三楼，去看斯基德先生的大房间。斯基德的房间并没空出来。他整天都在里面写剧本，抽香烟。但是，每个看房的都会被带去他的房间，欣赏他的窗帘。每次参观结束，因为怕被轰出去，斯基德先生都会付点什么来抵他的租金。

之后——噢，之后——如果你还能勉强站得住，用发烫的手攥紧口袋里那三张湿漉漉的钞票，嘶哑地道出你那可怕的、罪恶的贫困，帕克太太就不再为你做向导了。她会扯着嗓子，叫一声“克拉拉”，最后给你看一眼她的背影，就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

然后，克拉拉，那个黑人女佣会陪同你，爬上那把用来代替四楼楼梯的、铺了毛毯的梯子，给你看那间天窗房。它位于四楼的大厅中央，七英尺宽，八英尺长。四周都是黑魆魆的壁橱和杂物间。

屋里有一张铁床、一个脸盆架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木架子用作梳妆台。四堵光秃秃的墙，就像棺材板一样包围着你，压迫着你。你用手摸着喉咙，喘息着，就像在井里那样抬头向上看去——这才恢复了呼吸。透过那小小的天窗，你望见了一方碧蓝的无限。

“两美元，先生。”克拉拉会用她的轻蔑，以及塔斯基吉特有的调门对你说。

有一天，利森小姐来找房子。她带了一台打字机——原本，它被制造出来，是为了给远比她高大的女人带着走的。她是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在人已经停止发育之后，眼睛和头发还在长，它们仿佛一直在说：“天啊，你怎么不跟我们一块儿长啊？”

帕克太太领她看了那两间客厅。“这个壁橱里，”她说，“可以放一副骨骼标本，或者麻醉剂，或者煤——”

“但是，我不是大夫也不是牙医。”利森小姐边说边打了一个冷战。

帕克太太以她一向用来对付没资格做大夫或牙医的人的那种猜忌、怜悯、嘲弄和冰冷的眼神瞧了瞧利森小姐，又领她去看二楼后部的房子。

“八美元？”利森小姐说，“天啊！我很年轻，也不是什么富家女。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打工妹。带我看看楼层高一点、价钱低一点的吧。”

斯基德先生听到敲门声，一下跳起来，把烟头撒到了地板上。

“打扰了，斯基德先生，”帕克太太说，带着一脸坏笑，看着他那副大惊失色的模样，“我不知道你在。我想请这位小姐看看你的窗帘。”

“这些帘子太可爱了。”利森小姐说，露出了像天使一样的微笑。

她们走后，斯基德先生马上忙活起来，抹掉了最近一个剧本（尚未完成）里的那位高大的、黑色头发的女主角，安插了一个娇小顽皮的，头发浓密、富有光泽的，个性活泼的新角色。

“安娜·赫尔德会抢着来演她。”斯基德先生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抬脚抵着窗帘，像一只在半空游弋的乌贼，消失在香烟的云雾里。

不久，那声“克拉拉”便像警钟一样被敲响了，将利森小姐的钱包状况昭告天下。一个黑色的小妖精捉住了她，带她爬上幽暗的梯级，把她推进一间顶上透着微光的地牢，含混不清地吐出几个神秘的、带有威胁意味的字眼：“两美元！”

“我租了！”利森小姐轻叹一声，在那张嘎吱作响的铁床上坐了下来。

每天利森小姐都出去工作。晚上就带一些手写的稿纸回来，用她的打字机录一份清样。在不需要工作的晚上，她会和其他房客一起坐在门廊里的台阶上。利森小姐可不是为了这间天窗房才被创造出来的，这不在神的计划之内。她心胸豁达，脑袋里满是甜美、奇异的幻想。有一次，她让斯基德先生把他那部伟大的（未出版的）剧作《不开玩笑或地铁继承人》读了三幕给她听。

只要利森小姐能抽空在台阶上坐一两个钟头，男房客们就分外快活。但朗尼克小姐，这位在公立学校教书，对你说的一切都会报以“是啊，对极了！”的高个金发女人，却坐在高级台阶上冷笑。还有道恩小姐，这位在百货商店工作，每个星期天都要在康尼岛射移动鸭子的姑娘，坐在低级台阶上，同样在冷笑。而利森小姐坐在中段的台阶上，男人们都聚在她的周围。

尤其是斯基德先生，他将她投进了他的心房，在他真实生活中的私人浪漫剧里，她已经是大明星了。还有胡佛先生，他是个四十五岁的胖子，又轴又笨。还有非常年轻的伊文思先生，他老假装咳嗽，好让她来劝他戒烟。男人们公认她是“最有趣、最开心的人”，但高级和低级的冷笑是不可消减的。

恳请各位允许这出戏暂时歇场，让合唱队走到台前，为胡佛先生的肥胖洒一把哀怜的泪水。

为脂肪之灾、臃肿之祸和肥硕之殃演奏一曲吧。试想一下，福斯塔夫的一吨赘肉会比罗密欧的几盎司颤抖的肋骨更富浪漫情调吗？一个情人可以唉声叹气，但绝不能气喘吁吁。把胖人们归入莫墨斯的队列吧。在五十二英寸的腰带之上，最忠诚的心脏也只能徒劳地跳动。滚开吧，胡佛！你四十五岁，又轴又笨，胖成了地狱里的一块肉。胡佛啊胡佛，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一个夏夜，帕克太太的房客们就这样闲坐着，利森小姐抬头望着天空，像个小男孩那样笑着，喊着：“怎么，那不是比利·杰克逊吗？我在那下面也能看到他。”

所有人都抬头看——有些人看着摩天大楼的窗户，有些人四下寻觅一艘杰克逊指挥的飞艇。

“是那颗星星，”利森小姐解释着，同时用一根纤细的手指向上一指，“不是那颗一闪一闪的大星星——是它旁边那颗蓝色的小星星。每天晚上，透过天窗，我都能看到它。我给它取名叫比利·杰克逊。”

“是啊，对极了！”朗尼克小姐说，“我不知道你还是个天文学家呢，利森小姐。”

“哦，没错，”这个小个儿的观星者说，“关于下一个秋天将会在火星流行的衣袖式样，我跟任何天文学家知道得一样多。”

“是啊，对极了！”朗尼克小姐说，“你说的那颗星是仙后座星系的伽马星，亮度接近二等星，它的中天位置——”

“哦，”年轻的伊文思先生说，“我觉得比利·杰克逊这个名字更好。”

“我也觉得，”胡佛先生说，还故意大口喘气，挑衅朗尼克小姐，“照我看，利森小姐跟那些占星的老头一样，有权给星星起名字。”

“是啊，对极了！”朗尼克小姐说。

“我就想知道它是不是流星，”多恩小姐说，“星期天我在康尼岛乐园开了十枪，打中了九只鸭子、一只兔子。”

“在这下面还不能看得很清晰，”利森小姐说，“你们应该在我的房间里看。你们知道，如果在井底，白天也可以看得见星星。到了晚上，我的房间就像煤矿里的竖井，比利·杰克逊就像夜神用来别住睡袍的一枚大大的钻石别针。”

后来有段时间，利森小姐没有带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稿纸回家抄录了。她早上出门的时候不再是去工作，而是在办公室与办公室之间奔波，任由傲慢的公司职员以冷酷的回绝一点一滴地冻僵了她的心。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

有一个晚上，她疲惫不堪地登上了帕克太太公寓门前的台阶。往常，这正是她在饭店吃完晚饭回家的时候，但这一次，她并没吃过晚饭。

在利森小姐走进门厅的时候，胡佛先生遇见了她，觉得自己逮到了机会。他向她求婚，抖着一身肥膘朝她拱过去，像一座摇摇欲坠的雪山。利森小姐闪了过去，抓住了楼梯扶手。他想捉住她的手，她抬起它，有气无力地打了他一耳光。

然后，她拉着扶手，一步一顿地把自己拽上了楼。她从斯基德先生的门前经过，他正用红墨水修改他的（没被接受的）喜剧中的舞台指示，是给莫特尔·德洛姆（也就是利森小姐）的，要她“以舞蹈般的动作，转着圈子穿过舞台，去往伯爵身边”。最后，她爬上铺了毛毯的梯子，打开了天窗房的门。

她太虚弱了，开不了灯，也脱不了衣服。她倒在铁床上，脆弱的身体几乎没法在破旧的弹簧垫上压出一点凹痕。在这房间里的幽冥地府，她缓缓抬起沉重的眼皮，露出了微笑。

因为比利·杰克逊正透过天窗，将静谧、明亮、永恒的光辉投向她。

整个世界都已离她而去。她沉入一个黑暗的洞穴，伴着她的只有那小小一方苍白的光，她曾以一个异想天开的、不被认可的名字命名的那颗星辰，就嵌在其中。

朗尼克小姐说得对：它是仙后座星系的伽马星，不是比利·杰克逊。可她还是不愿称它为“伽马”。

她仰面躺着，两次想抬起她的手臂，但没有成功。第三次，她把两根纤细的手指搁在唇边，将一个飞吻送出这个黑洞，送给了遥远的比利·杰克逊。然后，她的胳膊就软绵绵地垂落下来。

“再见，比利，”她轻声呢喃，“你在几百万公里以外，你甚至从来没有闪过一次。但你会一直待在我能看得见的地方，即使时间完结，除了黑暗，什么都不再存在，对吗？……几百万公里……再见了，比利·杰克逊。”

第二天，那个黑人女佣克拉拉，发现利森小姐的房间在十点钟的时候还是锁着的，他们硬是把门给撬开了。灌醋、拍腕、拿烧羽毛的烟来熏，都起不到什么效果，于是就有人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车来得很及时，叮当作响地退到门口停下。一位干练的年轻医生跃上台阶。他穿着白色亚麻布的大褂，沉稳、敏捷、自信，光滑的脸庞既严肃又文雅。

“四十九号叫的救护车，”他简短地说，“出什么事了？”

“哦，是的，医生。”帕克太太没好气地说道，仿佛麻烦一旦出现在她的房子里，就成了世间最大的麻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我们没办法救醒她。是个年轻女人，叫艾尔希小姐——对，艾尔希·利森小姐。在我的房子里从没有过——”

“什么房间？”医生用一种帕克太太从未听过的可怕声音吼道。

“天窗房。它——”

救护车的随车医生显然很熟悉天窗房的位置。他已经四步并作一步，冲上了楼。为了保住面子，帕克太太也慢吞吞地跟在后面。

还在第一层，她就又碰上了他。医生怀里抱着那位天文学家，回到了楼下。他停下脚步，略显任性但相当娴熟地用他的舌头给她做了一台手术，声音倒不大。帕克太太就像从挂钩上滑落的一件浆过的衣服，慢慢地皱缩起来。此后，她的身心之上也留下了几道消不掉的褶子。有时，好奇的房客们会问她，医生到底对她说了什么。

“都过去了，”她会回答说，“如果听过那番话，就能得到宽恕，我会很满意的。”

救护车的随车医生抱着他的病人，大步流星，穿过了人群。这些人刚刚还像猎狗一样追着热闹看，这会儿都尴尬地退到了人行道上，因为医生的神情严肃而悲哀，仿佛他抱着的是一个死去的亲人。

人们留意到，他并没有将带下来的人放在救护车里专门用于安置病人的救护床上。他只说了一句话，是对司机说的：“快开车，用最快的速度，威尔逊。”

到这里，故事就该结束了。你也许会问：“就这样了吗？”我在第二天的晨报上看到一则不起眼的新闻，其中的最后一句也许能帮助你（正如它已经帮助了我）将这个事件拼凑完整。

报道说，贝尔维尤医院接收了一位来自东大街四十九号的女病人，过度的饥饿令其虚脱。结尾如下：

负责这件事的威廉·杰克逊大夫，即救护车的随车医生，表示病人一定会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