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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的咖啡馆很拥挤。不知何故，我坐的那张小桌竟能逃过来客的眼睛。此外，还有两把空椅子，大张着怀抱，向往来的人流兜售殷勤。
后来，有位世界主义者坐在了其中一把椅子上，我很高兴，因为我一向以为在亚当之后，真正的世界公民就不存在了。我们听过他们，我们见过许多贴有各国标签的行李，但我们发现的是游客，不是世界主义者。
请您随我构想这幕景象——桌子是大理石台面的，沿墙摆着一大片皮面软座椅，放浪的友伴们，穿着极其华丽也极其轻薄的女人们，以显而易见的优雅齐声谈论着品味、经济、财富或艺术；男孩们
做作而又多情，乐队打劫了作曲家，在演奏时抖机灵，只为取悦在场的所有人；欢声笑语——另外，如果你想喝点，还有维尔茨堡啤酒，透过高高的玻璃杯，你的唇的形象扭曲了，像一只熟樱桃在鸟喙下摇摆。一位来自茅其丘克
的雕塑家告诉我，眼前这一幕堪称真正的巴黎风尚。
我的这位世界主义者名叫E.拉什莫尔·科格兰，据其本人所说，下一个夏天他就在康尼岛了。他向我宣告，他去那里，是要创办一家全新的“魅力会所”，向人们提供帝王级的消遣。然后，他的话语就沿着经线和纬线，一圈又一圈地飞旋起来。他天马行空，把地球玩弄于股掌之中，可以说是无所顾忌、玩世不恭，仿佛一切都大不过搭配套餐的一颗酒渍樱桃的子儿。他在口舌之间调侃了赤道，从一个大洲跳到另一个大洲，嘲笑了每一条气候带，用他的餐巾抹过了每一片海。他会对你说起海得拉巴的某个巴扎
，边说边摆手。那气味！他会带你去拉普兰
滑雪。那动静！眼下，你又该和凯拉卡希基的肯纳卡人
一起乘风破浪了。那速度！他拽着你穿过阿肯色州的一片长满星毛栎的沼泽，再去他在爱达荷州的牧场，花点工夫，在碱土平原上把你晒干，然后，旋风似的把你卷进维也纳大公们的社交圈。到下回，他又会告诉你，他在冰封的芝加哥湖着了风寒，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斯卡米拉怎样用一剂楚楚拉草熬成的热汤药治好了他。你会觉得，寄信时，只需在地址栏里写“宇宙，太阳系，地球，E.拉什莫尔·科格兰”，就一定能递到他手上。
我确信自己终于找到了亚当之后唯一一位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一边听着他纵贯天地的演说，一边生怕自己会从中发现某些地方性的论调，表明他其实只是一个满世界跑腿的。不过，他的意见总是不偏不倚；对于各个城市、各个国家、各个大洲，他公平得就像风或者万有引力。
在E.拉什莫尔·科格兰畅聊这颗小小星球的时候，我满怀欣喜地想起了一位伟大的准世界主义者，他为全世界写作，为孟买献身。在一首诗里，他说世间的城市都自以为傲，彼此之间像在进行一场竞赛，“由它们养育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捍卫自己的城市，就像孩子总拽着母亲的衣角”。而且，只要走在“喧嚷的陌生街道”，他们就会想起家乡的城市，“无与伦比的忠诚，近乎愚蠢的深情；仅只呼吸着她的名字就让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有些得意，因为我抓住了吉卜林
先生的疏忽之处。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并非由泥土塑造的男人，一个从不狭隘地夸耀自己的出生地或国家的人，一个即便必须吹牛也只向火星生物和月球居民吹嘘他的整颗地球的人。
E.拉什莫尔·科格兰就这些主题发表的高论，在我们这张桌子的第三个角上积了厚厚一层。在他向我描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地形时，管弦乐队就势驶进了一支绵连的串曲。结束曲目是《迪克西》
，旋律令人兴奋。掌声如雷，在每张桌边响起，几乎淹没了那些正跌宕起伏着从空中掠过的音符。
在这里，很有必要插上一段，说说每一个夜晚，在纽约这座城市的许多咖啡馆里都能见证的这类不可思议的场景。为了解释这不可理喻的一幕，人们干掉了成吨的酒水。有种不负责任的猜测，说城里的所有南方人一到夜幕降临，就要把自己赶到咖啡馆里去。在一座北方的城市，为一支“叛军”的曲子响起一阵掌声，的确让人有些迷惑；但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同西班牙的战争，多年以来被慷慨奉上的薄荷和西瓜，寥寥几个在新奥尔良的田径场上爆冷获胜的运动员，以及由构成了北卡罗莱纳社交圈的印第安纳和堪萨斯公民举办的豪华宴会，使得南方元素在曼哈顿风行一时。给你修指甲的姑娘会温柔而含混地对你说，你的左手食指令她想起了里士满的一位绅士。噢，对了。现如今，许多女士不得不出来工作了——因为这场战争，你懂的。
就在《迪克西》被奏响的时候，一个黑发年轻人不知从哪里跳出来，挥舞着他的软檐帽，像个莫斯比
游击队员那样大喊大叫。接着，在重重烟雾中迷路，失足掉进了我们桌边的那张空座，掏出一把香烟递给大伙儿。
夜晚已经进行到一个酣畅淋漓的阶段。我们中的某人吩咐侍者上了三杯维尔茨堡啤酒；那个黑发年轻人明白自己也有份，微笑着点了点头。我匆忙向他发问，因为想证实我的一个观点。
“能否和我说说，”我开口道，“你是不是来自——”
E.拉什莫尔·科格兰一拳砸在桌子上，让我不得不噤声。
“不好意思，”他说，“但我一向不喜欢听人提出这种问题。人家来自哪里又有什么关系？以一个地址来判断一个人，这公平吗？为什么？我见过讨厌威士忌的肯塔基人，祖上不是波卡洪塔斯土著的弗吉尼亚人，没写过小说的印第安纳人，不穿缀了一溜银币的丝绒裤的墨西哥人，花钱大手大脚的北方佬，冷酷的南方人，小心眼的西部人，还有忙得没空在街上站一小时，看独臂的杂货铺店员往纸袋里装蔓越莓的纽约人。人就是人，别用任何一种标签来框住他。”
“请原谅，”我说，“但我的好奇并不全是因为闲来无事。我了解南方，而且在乐队演奏《迪克西》的时候，我总在观察。我确信，会卖力地为这支曲子喝彩，表现出一种片面的忠诚的人，常常不是来自新泽西的锡考克斯，就是来自本市默里山文化宫和哈莱姆河之间的那块区域。我正在向这位先生求证，就被你用你的——我得承认——更宏大的理论打断了。”
那黑发的年轻人与我交谈，很明显，他的思想也按自己的那套路径来运行。
“我想做一朵长春花，”他神秘兮兮地说，“待在山顶上，呜里哇啦地歌唱。”
这显然是莫名其妙，我只好又转向科格兰。
“我绕着这个世界走了十二遍，”他说，“我认识一个乌佩纳维克的因纽特人，他去辛辛那提买领带；我见过一个乌拉圭的牧羊人，在美国巴特尔克里克的一次早餐食品猜谜游戏中得奖。我在埃及开罗和日本横滨各订了一间可常年居住的客房；上海的一家茶馆为我备好了拖鞋，随时候着我；在西雅图和里约热内卢，我不必告诉厨师该怎样为我煎鸡蛋。这个古老的世界实在很小。吹嘘自己来自北方、南方、山谷里的旧庄园、克利夫兰的欧几里得大道、派克峰、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郡、流氓公寓或者任何别的地方，又有什么用？当我们不再只因为自己出生在那里，就为了某个发霉的小镇或者十亩沼泽地而犯蠢，世界会更美好的。”
“你似乎是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钦佩地说，“但你似乎对爱国主义颇有微词。”
“那是石器时代的遗存了，”科格兰热情洋溢地说，“我们都是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生活在考河流域的人。终有一天，对于自己的城市、州、地区或国家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骄傲会被消除掉，我们都是世界的公民，就像我们理所应当的那样。”
“但当你在世界各地漫游的时候，”我继续坚持，“难道不会想念某个地点——某个亲切的——”
“没有这种地点，”E.拉什莫尔·科格兰草草打断我，“这个以泥土为主要行星物质，呈两端稍扁的球状，被称之为‘地球’的东西，就是我的住所。在这个国家以外，我遇到过许多小家子气的美国公民。一个月夜，我碰见几个芝加哥人坐在威尼斯的凤尾船上，吹嘘他们家乡的排水渠。我见过一个南方人，在被引荐给英国国王的时候，眼也不眨地说自己母亲的姑妈嫁到了查尔斯顿的帕金斯家。我知道有个纽约人被阿富汗土匪绑架了，在他的家人交过赎金以后，他和代理人一起回到喀布尔。‘阿富汗怎么样？’当地人通过翻译跟他说，‘发展得不算太慢吧，你觉得呢？’‘我不知道。’他说，然后就谈起第六大道和百老汇的出租马车来。这些观念不适合我。我没法被安放在任何直径八千公里以内的东西上。就让我只做E.拉什莫尔·科格兰，只做一个地球公民吧。”
我的这位世界主义者动作夸张地与我告别，离开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从烟雾与喧嚣中穿过的人，一个他有可能认识的人。于是，我被留在了想成为长春花的那一位身边，他在啤酒中枯萎了，无力再表达在山顶上栖息和歌唱的心愿。
我坐着，想我那位显而易见的世界主义者，想知道那位诗人为何会遗漏了他。他是我发现的，我对他深信不疑。怎么回事？“由它们养育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捍卫自己的城市，就像孩子总拽着母亲的衣角。”
E.拉什莫尔·科格兰可不是这样。他与整个世界同在——
我的沉思被巨大的噪声和咖啡厅另一边的一场冲突打断了。越过顾客们的头顶，我目睹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交战双方是E.拉什莫尔·科格兰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在桌子之间像泰坦巨神那样恶斗，打碎了不少玻璃杯，男人们刚捡起他们的帽子就被撞倒在地，一个黑皮肤女人尖叫着，一个金头发女人唱起了一首叫《儿戏》的歌。
我的那位世界主义者维护着地球的尊严和名誉，在侍应们以他们那著名的楔形飞行编队包围这两位斗士，把他们往外轰的时候，也没有退让。
我招呼一位名叫麦卡锡的法国男孩过来，向他询问冲突的起因。
“那个系红领带的人（也就是我的那位世界主义者），”他说，“因为另一个家伙说了他们那里的人行道和供水系统的坏话，就发火了。”
“怎么会，”我大惑不解地说，“那人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世界主义者——他——”
“他说，他原是缅因州马塔旺基格的人，”麦卡锡继续讲着，“他还说，他见不得有人瞧不起那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