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麦琪的礼物
作者:【美国】欧·亨利
译者:黎幺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3-01
ISBN:978753397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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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元八十七美分。就这么多。其中有六十美分是钢镚儿。都是从杂货商、菜贩子和屠夫那儿一个两个地硬抠出来的,对于这种斤斤计较的买主,人家总要报以无声的责备,每回,这一位的脸颊都因此烧得通红。一美元八十七美分。德拉数了三遍。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到那张破沙发上号哭几声,实在也做不了别的。于是,德拉就这么做了。如此,倒引发了一番伦理反思,结论是生活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其中,抽噎是主要成分。
这会儿,这家庭主妇的情绪 正从第一阶段缓缓下沉至第二阶段,不如让咱们抽空看一眼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出租的公寓,租金每周八美元。模样不算很难形容,只消对照一下乞丐的窝就能说清楚了。
楼下的前厅,有一个从来也收不到信的信箱,还有一个凡人的手指绝不可能按响的电铃。此外,那里还贴有一张名片,印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先生”的字样。
此间的主人在每周能挣三十美元的时候,意得志满,给自己添上了“迪林厄姆”这个名号,后来就将它丢给了风,任其摧残。如今,他的收入缩水至每周二十美元,“迪林厄姆”这几个字也模糊了,仿佛它们正郑重考虑,打算收缩为一个谦逊得体的“迪”。然而,无论何时,只要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先生回到家,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太太——也就是德拉,已向各位介绍过了——总会唤他一声“吉姆”,给他一个美妙的拥抱。一切都很不错。
哭过以后,德拉拿粉扑抹了抹脸。她站在窗前,神情呆滞地盯着一只灰色的猫从灰色后院里的灰色篱笆上走过。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能用一美元八十七美分给吉姆买件礼物。好几个月了,她省下了每个能省下的子儿,就只有这么点成果。一星期就二十美元,没法做得更好了。开销比预算更多。总是如此。只有一美元八十七美分可以用来给吉姆买礼物了。她的吉姆。她一直筹划着要给他弄一件好东西,以此消磨了许多快乐的时光。一件精美的、稀有的、值钱的东西——能为吉姆所有是一种荣誉,这东西总得有点儿配得上这荣誉的价值。
房间的两扇窗户之间,有一面穿衣镜。您也许见过租金八美元的公寓里的穿衣镜。一个很瘦、很灵活的人,也许能一眼扫过一系列纵向的条状映像,对自己的模样得出一个偏差不大的认知。德拉是个苗条的女人,对于这门艺术很是精通。
突然,她从窗前转过身,面对镜子。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她的面容却在这二十秒钟之内失却了光彩。动作迅速地,她解开了头发,让它们完全披散下来。
现今,詹姆斯·迪林厄姆·扬一家还有两样颇能引以为傲的财产:一样是吉姆的金表,那是由他祖父传给他父亲,再由他父亲传给他的;另一样就是德拉的头发了。假如示巴女王 就住在天井另一头的公寓里,某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悬在窗外晾干,让“陛下”的珠宝和礼物都黯然失色。假如所罗门王 做了这里的门卫,把他的所有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那么,每次经过的时候,吉姆必定都会亮出他的金表,就为了看所罗门王因为嫉妒拔自己胡子的可笑样子。
这会儿,德拉美丽的头发披在她的身上,荡漾着,闪耀着,像一片褐色瀑布,一直垂到膝盖以下,几乎成了她的另一件衣裳。然后,她又快速地、神经质地把头发拢了起来。她心意摇摆不定,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在破旧的红地毯上洒下了一两滴泪水。
套上了褐色的旧外套,戴上了褐色的旧帽子,伴着裙子的旋转,伴着仍在眼中闪烁的泪光,她出门,下楼,上街。
在一块招牌前,她停了下来,读了读上面的字:“索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头饰。”德拉飞也似的上了一段楼梯,然后收了收神,喘息了一阵。这位夫人块头很大,白得过分,神色冰冷,没有一点“索弗朗妮” 的样子。
“我的头发,您买吗?”德拉问。
“我买头发,”夫人说,“摘掉帽子,让咱们看看是什么样的头发。”
那褐色的瀑布便倾泻了下来。
“二十美元。”夫人极老练地抓起一把头发,搓了搓,然后说道。
“快付钱吧。”德拉说。
噢,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挥舞着一对玫瑰色的翅膀飞掠而过。忘掉这个稀碎的比喻吧。德拉正为了吉姆的礼物在一间间店铺里扫荡呢。
最后,她找到它了。它肯定是专为吉姆,而不是为任何其他人而制造的。她把所有的店铺都翻了个底朝天,哪家店里也找不出另一件和它一样的东西。那是一条白金表链,样式简约纯粹,单单以材质而非艳俗的装饰来表明自身的价值——所有好东西都理应如此。它甚至真配得上那只表。一看到它,她马上就知道,它必须归吉姆所有。它和他十分相像,安静且有价值——这一描述对于两者同样适用。他们收了她二十一美元,揣着其余的八十七美分,她匆匆赶回了家。把这条链子挂在表上,吉姆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无所顾忌地看时间了——那只表虽然很气派,但因为用旧皮带替代了表链,他有时只敢偷偷地瞧它。
当德拉回到家里,她的陶醉向审慎和理性作出了少许退让。她取出卷发棒,点亮煤气灯,着手修复爱加慷慨造成的破坏。那始终是个艰巨的任务,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极大的挑战。
用了不到四十分钟,头上就满是小小的、紧贴着头皮的发卷了,这让她看上去活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长时间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认真而又挑剔。
“如果吉姆看了我一眼,而没有马上杀了我,”她对自己说,“那他准会说我就像一个在康尼岛卖唱的姑娘。但我还能怎么做呢——用那一美元八十七美分我能做什么呢?”
七点钟,咖啡煮好了,煎锅也在火炉上备好了,随时可以煎肉排。
吉姆从不晚归。德拉把表链对折了攥在手里,挨着靠近门口的桌角坐下,每回他进来,总要从那里经过。接着,她听到楼下响起了他登上第一段楼梯的脚步声。有一阵子,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她有个习惯,会为了日常的琐屑小事默祷几句,这会儿,她轻声念叨着:“上帝啊,请让他觉得我依然美丽。”
门开了,吉姆走进来,又把它关上了。他身材消瘦,表情严肃。可怜的家伙,他才二十二岁,就扛起了一个家庭。他需要一件新大衣,还缺一双手套。
吉姆在门里站定了,凝立不动,就像一只猎狗嗅到鹌鹑气味的时候一样。他注视着德拉,眼中表露出一种她读不懂的意味,令她感到害怕。那不是愤怒,不是惊讶,不是嫌弃,不是恐惧,也不是她曾设想过的任何一种情绪。他就只是盯着她看,脸上带有这种特殊的意味。
德拉一扭腰,离开了桌子,向他走过去。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看我。我剪掉头发,拿去卖了,不送你一件礼物,我过不成圣诞节。还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介意的,对吗?我只能这么做。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圣诞快乐’吧!让我们开心一下。你不知道,我给你买了件多么棒、多么美的礼物啊。”
“你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发问,仿佛经过艰辛至极的脑力跋涉,仍然够不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无论怎样,你都一样喜欢我,不对吗?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在房间里到处看。
“你说你的头发没了?”他说,带着一种近乎白痴的空洞表情。
“不用找了,”德拉说,“已经卖了,我告诉你——卖了,没了。现在是平安夜了,小伙子。对我好点,是为了你才剪的呀。也许,我的头发可以数得清,”她突然以认真而甜蜜的口吻继续说道,“但我对你的爱谁也数不清。我要煎肉排了,好吗,吉姆?”
吉姆看似从恍惚中醒过来了。他搂住了他的德拉。这十秒钟,就让咱们稍稍转移一下注意力,谈点无关紧要的吧。八美元一周,或是一百万一年——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数学家或一个聪明人很可能会告诉你错误的答案。麦琪带来了价值非凡的礼物,但那礼物却不在他们身上 。这句暗昧难明的断语,留待之后再行阐明。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把它扔到桌上。
“别对我有什么误会,德尔 ,”他说,“我不认为理发啊,修脸啊,洗头啊,以及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能令我对我的姑娘减少一分爱意。不过,拆开那个包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刚一开始你会让我不知所措。”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扯断了绳子,撕开了包装纸。接着便是一阵狂喜的尖叫;再接着,唉,女性特有的善变将之转换为歇斯底里的眼泪和哭喊,马上逼得这公寓的主人使尽浑身解数来安慰她。
摆在眼前的是一套梳子——一整套的梳子,有两边用的,有后面用的,是德拉渴慕已久的,原本摆在百老汇的一扇橱窗里。很漂亮的梳子,纯玳瑁质地,镶了一圈珠宝——与那头业已消失的秀发十分相衬。她知道,这套梳子很贵重,对于它们,她仅仅只是心驰神往,从没存过一丝能占有的念想。而现在,它们是她的了,但能以这些招人眼馋的饰品来装饰的发绺却没了。
但她还是把它们紧紧抱在胸口,过了很久,才终于舍得抬起一双泪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可快了,吉姆!”
接着,德拉就像一只被烫到的小猫一样跳了起来,叫着:“喔!喔!”
吉姆还没看到他那件美丽的礼物呢。她急切地摊开手掌,捧着它,递给他。这沉闷的贵金属仿佛被她明媚热烈的灵魂给映得亮闪闪的。
“漂亮吗,吉姆?我跑遍全城才搞到它的。这下子,你每天都得看一百次时间了。把你的表给我。我想看看它配在上面是什么样子。”
吉姆没有照做,而是跌坐在沙发上,将双手垫在脑袋后面,笑了起来。
“德尔,”他说,“把咱们的圣诞礼物搁到一边去吧,先存上一阵子。它们实在太好了,好到没法马上拿来用。我卖掉了金表,换钱给你买梳子了。而且,现在你好去煎肉排了。”
麦琪,如各位所知,是几位智者——几位非同一般的智者——他们为出生在马槽里的圣婴带来了礼物。他们开创了互赠圣诞礼物的先河。有智慧的人,他们的礼物无疑也有智慧,或许,为了免于和别的礼物重复,它们具有能变换自身的特性。我在这里磕磕绊绊地向各位讲述的,是一则平淡无奇的纪事,有关一间公寓里的两个傻孩子,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彼此而献出了家中最宝贵的物什。但最后,还有一句话,要说给现今的聪明人听:在所有赠送礼物的人里,这两位是最明智的。在所有赠送礼物和收受礼物的人里,像他们这样的人是最明智的。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明智的。他们就是麦琪。
午夜的咖啡馆很拥挤。不知何故,我坐的那张小桌竟能逃过来客的眼睛。此外,还有两把空椅子,大张着怀抱,向往来的人流兜售殷勤。
后来,有位世界主义者坐在了其中一把椅子上,我很高兴,因为我一向以为在亚当之后,真正的世界公民就不存在了。我们听过他们,我们见过许多贴有各国标签的行李,但我们发现的是游客,不是世界主义者。
请您随我构想这幕景象——桌子是大理石台面的,沿墙摆着一大片皮面软座椅,放浪的友伴们,穿着极其华丽也极其轻薄的女人们,以显而易见的优雅齐声谈论着品味、经济、财富或艺术;男孩们 做作而又多情,乐队打劫了作曲家,在演奏时抖机灵,只为取悦在场的所有人;欢声笑语——另外,如果你想喝点,还有维尔茨堡啤酒,透过高高的玻璃杯,你的唇的形象扭曲了,像一只熟樱桃在鸟喙下摇摆。一位来自茅其丘克 的雕塑家告诉我,眼前这一幕堪称真正的巴黎风尚。
我的这位世界主义者名叫E.拉什莫尔·科格兰,据其本人所说,下一个夏天他就在康尼岛了。他向我宣告,他去那里,是要创办一家全新的“魅力会所”,向人们提供帝王级的消遣。然后,他的话语就沿着经线和纬线,一圈又一圈地飞旋起来。他天马行空,把地球玩弄于股掌之中,可以说是无所顾忌、玩世不恭,仿佛一切都大不过搭配套餐的一颗酒渍樱桃的子儿。他在口舌之间调侃了赤道,从一个大洲跳到另一个大洲,嘲笑了每一条气候带,用他的餐巾抹过了每一片海。他会对你说起海得拉巴的某个巴扎 ,边说边摆手。那气味!他会带你去拉普兰 滑雪。那动静!眼下,你又该和凯拉卡希基的肯纳卡人 一起乘风破浪了。那速度!他拽着你穿过阿肯色州的一片长满星毛栎的沼泽,再去他在爱达荷州的牧场,花点工夫,在碱土平原上把你晒干,然后,旋风似的把你卷进维也纳大公们的社交圈。到下回,他又会告诉你,他在冰封的芝加哥湖着了风寒,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斯卡米拉怎样用一剂楚楚拉草熬成的热汤药治好了他。你会觉得,寄信时,只需在地址栏里写“宇宙,太阳系,地球,E.拉什莫尔·科格兰”,就一定能递到他手上。
我确信自己终于找到了亚当之后唯一一位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一边听着他纵贯天地的演说,一边生怕自己会从中发现某些地方性的论调,表明他其实只是一个满世界跑腿的。不过,他的意见总是不偏不倚;对于各个城市、各个国家、各个大洲,他公平得就像风或者万有引力。
在E.拉什莫尔·科格兰畅聊这颗小小星球的时候,我满怀欣喜地想起了一位伟大的准世界主义者,他为全世界写作,为孟买献身。在一首诗里,他说世间的城市都自以为傲,彼此之间像在进行一场竞赛,“由它们养育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捍卫自己的城市,就像孩子总拽着母亲的衣角”。而且,只要走在“喧嚷的陌生街道”,他们就会想起家乡的城市,“无与伦比的忠诚,近乎愚蠢的深情;仅只呼吸着她的名字就让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有些得意,因为我抓住了吉卜林 先生的疏忽之处。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并非由泥土塑造的男人,一个从不狭隘地夸耀自己的出生地或国家的人,一个即便必须吹牛也只向火星生物和月球居民吹嘘他的整颗地球的人。
E.拉什莫尔·科格兰就这些主题发表的高论,在我们这张桌子的第三个角上积了厚厚一层。在他向我描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地形时,管弦乐队就势驶进了一支绵连的串曲。结束曲目是《迪克西》 ,旋律令人兴奋。掌声如雷,在每张桌边响起,几乎淹没了那些正跌宕起伏着从空中掠过的音符。
在这里,很有必要插上一段,说说每一个夜晚,在纽约这座城市的许多咖啡馆里都能见证的这类不可思议的场景。为了解释这不可理喻的一幕,人们干掉了成吨的酒水。有种不负责任的猜测,说城里的所有南方人一到夜幕降临,就要把自己赶到咖啡馆里去。在一座北方的城市,为一支“叛军”的曲子响起一阵掌声,的确让人有些迷惑;但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同西班牙的战争,多年以来被慷慨奉上的薄荷和西瓜,寥寥几个在新奥尔良的田径场上爆冷获胜的运动员,以及由构成了北卡罗莱纳社交圈的印第安纳和堪萨斯公民举办的豪华宴会,使得南方元素在曼哈顿风行一时。给你修指甲的姑娘会温柔而含混地对你说,你的左手食指令她想起了里士满的一位绅士。噢,对了。现如今,许多女士不得不出来工作了——因为这场战争,你懂的。
就在《迪克西》被奏响的时候,一个黑发年轻人不知从哪里跳出来,挥舞着他的软檐帽,像个莫斯比 游击队员那样大喊大叫。接着,在重重烟雾中迷路,失足掉进了我们桌边的那张空座,掏出一把香烟递给大伙儿。
夜晚已经进行到一个酣畅淋漓的阶段。我们中的某人吩咐侍者上了三杯维尔茨堡啤酒;那个黑发年轻人明白自己也有份,微笑着点了点头。我匆忙向他发问,因为想证实我的一个观点。
“能否和我说说,”我开口道,“你是不是来自——”
E.拉什莫尔·科格兰一拳砸在桌子上,让我不得不噤声。
“不好意思,”他说,“但我一向不喜欢听人提出这种问题。人家来自哪里又有什么关系?以一个地址来判断一个人,这公平吗?为什么?我见过讨厌威士忌的肯塔基人,祖上不是波卡洪塔斯土著的弗吉尼亚人,没写过小说的印第安纳人,不穿缀了一溜银币的丝绒裤的墨西哥人,花钱大手大脚的北方佬,冷酷的南方人,小心眼的西部人,还有忙得没空在街上站一小时,看独臂的杂货铺店员往纸袋里装蔓越莓的纽约人。人就是人,别用任何一种标签来框住他。”
“请原谅,”我说,“但我的好奇并不全是因为闲来无事。我了解南方,而且在乐队演奏《迪克西》的时候,我总在观察。我确信,会卖力地为这支曲子喝彩,表现出一种片面的忠诚的人,常常不是来自新泽西的锡考克斯,就是来自本市默里山文化宫和哈莱姆河之间的那块区域。我正在向这位先生求证,就被你用你的——我得承认——更宏大的理论打断了。”
那黑发的年轻人与我交谈,很明显,他的思想也按自己的那套路径来运行。
“我想做一朵长春花,”他神秘兮兮地说,“待在山顶上,呜里哇啦地歌唱。”
这显然是莫名其妙,我只好又转向科格兰。
“我绕着这个世界走了十二遍,”他说,“我认识一个乌佩纳维克的因纽特人,他去辛辛那提买领带;我见过一个乌拉圭的牧羊人,在美国巴特尔克里克的一次早餐食品猜谜游戏中得奖。我在埃及开罗和日本横滨各订了一间可常年居住的客房;上海的一家茶馆为我备好了拖鞋,随时候着我;在西雅图和里约热内卢,我不必告诉厨师该怎样为我煎鸡蛋。这个古老的世界实在很小。吹嘘自己来自北方、南方、山谷里的旧庄园、克利夫兰的欧几里得大道、派克峰、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郡、流氓公寓或者任何别的地方,又有什么用?当我们不再只因为自己出生在那里,就为了某个发霉的小镇或者十亩沼泽地而犯蠢,世界会更美好的。”
“你似乎是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钦佩地说,“但你似乎对爱国主义颇有微词。”
“那是石器时代的遗存了,”科格兰热情洋溢地说,“我们都是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生活在考河流域的人。终有一天,对于自己的城市、州、地区或国家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骄傲会被消除掉,我们都是世界的公民,就像我们理所应当的那样。”
“但当你在世界各地漫游的时候,”我继续坚持,“难道不会想念某个地点——某个亲切的——”
“没有这种地点,”E.拉什莫尔·科格兰草草打断我,“这个以泥土为主要行星物质,呈两端稍扁的球状,被称之为‘地球’的东西,就是我的住所。在这个国家以外,我遇到过许多小家子气的美国公民。一个月夜,我碰见几个芝加哥人坐在威尼斯的凤尾船上,吹嘘他们家乡的排水渠。我见过一个南方人,在被引荐给英国国王的时候,眼也不眨地说自己母亲的姑妈嫁到了查尔斯顿的帕金斯家。我知道有个纽约人被阿富汗土匪绑架了,在他的家人交过赎金以后,他和代理人一起回到喀布尔。‘阿富汗怎么样?’当地人通过翻译跟他说,‘发展得不算太慢吧,你觉得呢?’‘我不知道。’他说,然后就谈起第六大道和百老汇的出租马车来。这些观念不适合我。我没法被安放在任何直径八千公里以内的东西上。就让我只做E.拉什莫尔·科格兰,只做一个地球公民吧。”
我的这位世界主义者动作夸张地与我告别,离开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从烟雾与喧嚣中穿过的人,一个他有可能认识的人。于是,我被留在了想成为长春花的那一位身边,他在啤酒中枯萎了,无力再表达在山顶上栖息和歌唱的心愿。
我坐着,想我那位显而易见的世界主义者,想知道那位诗人为何会遗漏了他。他是我发现的,我对他深信不疑。怎么回事?“由它们养育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捍卫自己的城市,就像孩子总拽着母亲的衣角。”
E.拉什莫尔·科格兰可不是这样。他与整个世界同在——
我的沉思被巨大的噪声和咖啡厅另一边的一场冲突打断了。越过顾客们的头顶,我目睹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交战双方是E.拉什莫尔·科格兰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在桌子之间像泰坦巨神那样恶斗,打碎了不少玻璃杯,男人们刚捡起他们的帽子就被撞倒在地,一个黑皮肤女人尖叫着,一个金头发女人唱起了一首叫《儿戏》的歌。
我的那位世界主义者维护着地球的尊严和名誉,在侍应们以他们那著名的楔形飞行编队包围这两位斗士,把他们往外轰的时候,也没有退让。
我招呼一位名叫麦卡锡的法国男孩过来,向他询问冲突的起因。
“那个系红领带的人(也就是我的那位世界主义者),”他说,“因为另一个家伙说了他们那里的人行道和供水系统的坏话,就发火了。”
“怎么会,”我大惑不解地说,“那人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世界主义者——他——”
“他说,他原是缅因州马塔旺基格的人,”麦卡锡继续讲着,“他还说,他见不得有人瞧不起那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