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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势者奕訢”与“论理者奕譞”的冲突，让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在1870年进退失据。
曾国藩自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是在1868年。彼时，这次调动带给曾国藩的最大感受，是朝廷对他显露出了一种强烈的猜忌之心。此时太平军与捻军俱已被镇压，湘军与淮军已成为一种让清廷芒刺在背的存在。亲信幕僚赵烈文曾问他：两江满目疮痍，民气反侧不安，朝廷却将他这样一位“人心胶固之重臣”突然调往直隶这样的“闲地”，究竟是怎么考量的？曾国藩先以一段长久的沉默回应，然后才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惶恐：“去年年终考察，吾密保及劾者皆未动，知圣眷已差，惧不能始终，奈何？” 17 ——去年底我秘密推荐和秘密弹劾的人，全都没有回应，我很担忧自己与爱新觉罗氏的君臣关系不能善始善终。
曾国藩的感受没有错。
将他从两江调往直隶，相当于强迫他离开被湘军亲信环绕的状态，去一个朝廷触手可及的地方。当然，这种防范猜忌还远没到鸟尽弓藏的地步。太平军与捻军差不多没了，但洋人还在且相当强大。清廷将曾国藩调来直隶，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他，那就是为朝廷编练一支新军队。
晚清的军事改革始于咸丰末年的“练军”，主持机构是总理衙门，兵部起协助作用。由总理衙门主导，不难看出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引进洋人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只是改革的进度实在太慢，成效也很有限，以致1868年中英修约即将到来时，朝野内外仍是人心惶惶——导致京城失陷、咸丰皇帝仓皇逃亡热河的“庚申之变”，即肇端于英法两国要求修约，上至两宫太后与恭亲王，下至地方督抚与关心时局的在野士绅，许多人对此仍记忆犹新。清廷于此刻调曾国藩北上担任直隶总督，固然有就近控制他的用心，也有借湘军领袖坐镇京畿以安定人心、预防战端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曾国藩入京后，慈禧太后三次召见，其中两次嘱咐他在直隶好好练兵。1869年初，曾国藩离京前往保定就职前向慈禧辞行，慈禧的问话内容也全是练兵与设防；曾国藩则回应说：自己到了保定后，第一件要抓的事情就是练兵。 18 孰料，上任仅数月，兵尚未来得及练，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就发生了。
直接负责处理天津教案者，原本应是时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朝中“慷慨激昂派”的攻击对象也主要是崇厚。崇厚是奕訢的心腹，攻击崇厚就是攻击奕訢；崇厚被扳倒，自然也就意味着奕訢失势，意味着总理衙门的改革路线破产。为了脱离旋涡，崇厚于教案发生后立即给总理衙门呈递了一份情况汇报，敦请朝廷派直隶最高长官曾国藩前来主持大局。随即便有谕旨命曾国藩前往天津。曾当然也明白此中玄机，他给崇厚去了一封信，表态愿意协助他办理此案，愿意与他“祸则同当，谤则同分” 19 。只是，奕訢与崇厚要的不是“曾国藩前来协助”，而是“曾国藩前来主持”。于是，在奕訢的运作下，崇厚很快被任命为赴法钦差离开了天津，处理教案的重任，遂全部压到了曾国藩的身上。 20
1870年的曾国藩已经59岁，右眼失明、肝病日重，长期遭受眩晕病症的折磨。他在该年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家信中说，自己“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 21 ；在日记中，他也说自己时常感到“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 22 。天津教案发生前夕，曾国藩似乎已觉察到自己大限将近。他让李鸿章帮自己运来建昌花板做棺材，以备后事。结果花板与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保定。谕旨里殷切关怀他身体如何，又意味深长地问他是否能够处理这场教案。这询问实是一种提醒：教案发生在直隶境内，曾国藩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深感此案难以善了，不会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曾国藩遂给长子曾纪泽写了遗书，里面说：自己反复思考“殊无善策”，只能抱着“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 23 的心态去处理。
曾国藩抵达天津的时间是7月8日。13天后，他呈给朝廷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引爆了朝野舆论，“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城湖南会馆悬挂的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会馆还将曾的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 24 昔日的道德圣人，瞬间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昔日的中兴名将与旷代功臣，瞬间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25 的汉奸，“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26 。
这种结局，一半来自现实的无可奈何，一半来自朝廷的刻意算计。
所谓“现实的无可奈何”，指的是此案无法按曾国藩内心的期望去处理。他关心洋务，但他的思想旨趣介于倭仁与奕訢之间，这从他对二人的评价中即能看出。曾国藩评价奕訢是“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认为奕訢有手腕有见识，但欠缺安身立命的理学修养；评价倭仁则是“朝中有特立之操者……然才薄识短”，认为倭仁的理学功底深厚，但对时事洋务所知甚少。 27 曾国藩对自己的期许是要兼二人之长，既懂时事洋务（聪明），又有理学修养（立足）。
可惜的是，这种自我期许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无法共存。曾非常在意的“夷夏之防”告诉他，不应该严厉处分天津道周家勋、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和天津县知县刘杰。在理学层面，他们都是为朝廷“抗夷”的志士良吏。然而，迫于洋人势大的现实，曾最终又不得不将这三人撤职，交给刑部治罪。身在旋涡中的曾国藩，往往刚做完“迫于势”的决定，“基于理”的良心便开始纠结。比如他先是在奏折里说根据调查，洋人不曾挖眼也不曾剖心；然后又在日记里说，奏折里那些话虽是事实仍“语太偏徇”，恐被人指责偏袒洋人，“将来必为清议所讥” 28 。他也很后悔，认为自己不该在奏折中写下“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 29 这类言辞，他很清楚这些话是在挑战朝野的既定认知（慈禧太后与倭仁、宋晋等人均倾向于相信挖眼、剖心、制药这类流言），也很清楚冒犯众人的既定认知定会招来舆论的激烈责难。
所谓“朝廷的刻意算计”，则是指让曾国藩来处理教案，是朝廷深思熟虑后的刻意设计。
1870年是慈禧垂帘听政的第九个年头，天津教案必然使她想起十年前的旧事。那一年，英法联军以使节被扣遭受虐待为由兴师问罪，攻陷北京城，又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只得带着慈禧一众人等仓皇逃去承德，然后窝窝囊囊地死在了那里。天津教案的情况远比当年严重，被打死的是包括法国领事在内的五国之人；前来问罪的是七国而非两国。昔日的痛苦体验为慈禧太后提供了一个基本认知：慷慨激昂的话不妨多说，与洋人开战这种事却轻易做不得。如何处理天津教案，她在大方向上早有定见。这定见之一，是在言语上支持奕譞这些“慷慨激昂派”，将反驳的任务留给奕訢。如此既维护了自身形象，又打击了奕訢这个政敌。定见之二是让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来为朝廷的决策背书。曾是理学名臣，也是中兴功勋，声望之高无人能及。由他来消弭中外冲突，远比由崇厚这类人与洋人达成妥协，更能堵住朝廷上下的悠悠之口。
这期间最意味深长的一件事情，是朝廷在公布曾国藩关于案情调查的奏折时，刻意删去了他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曾在奏折中说，根据他的调查，教堂“挖眼剖心”之说不真，自称卖迷药给教堂的证人也靠不住。但他同时也说，天津民众如此激愤情有可原，主要是五条外部因素激发而成：
一、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设有地窖，当地民众难免生疑。
二、有些中国人到仁慈堂治病，然后留在堂内工作。部分民众不理解，怀疑这些人是被药物“迷丧本心”。
三、仁慈堂常收留病重孩童，赶在他们去世前为其做洗礼。民众不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遂揣测教堂在残害儿童。
四、仁慈堂院落广阔，孩子们在前院集体抚养，母亲多住后院；还有些母亲住仁慈堂，孩子住河楼教堂。民众不理解这种习俗，于是就往其他方面猜想。
五、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城内发生过拐卖人口的案件，当时又疫病流行，仁慈堂收留的儿童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亡率高。再加上教堂平日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端常选择在夜间掩埋尸体，棺材不够，有两尸三尸埋在一棺的情况。尸体被野狗拖出后，民众遂为之哗然，将之前的猜想全视作事实。 30
这些文字承认民众对仁慈堂有偏见，但落笔的重点是这种偏见并非单方面所致，仁慈堂方面也有责任。可是，邸报与官报房在公布奏折时将这些文字全删掉了。这种删减破坏了奏折的平衡，给阅读者留下了曾国藩在袒护夷人的深刻印象。其实，即便是完整版奏折，曾国藩呈递之时也觉得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引起朝野清议的不满；经过删减的奏折当然只会造成更坏的结果，只会是“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删减的用意，或许是慈禧太后担忧“庚申之变”重演，故尽量不刺激洋人；也许是要刻意打击曾国藩如日中天的声望；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或许，这当中还存在更深层次的算计：朝廷需要一个严重偏袒洋人的曾国藩。将曾国藩派往天津之前，朝廷其实就已经定下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庚申之变”的悲剧。删减曾国藩奏折中为民众辩护的内容后，再将奏折公布，相当于给曾戴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也相当于给朝廷的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间——许多人的好坏善恶全靠同行衬托，许多事件的舆论风评也往往取决于同类对比。有曾国藩恶劣的“卖国行径”在前，朝廷的和解措施将会很自然地变得可接受，甚至值得赞美。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下面这些情节：与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同日，朝廷召集会议就如何处理教案进行了讨论，慈禧在会上表态说，“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31 。同日，慈禧还以同治皇帝的名义给曾国藩下旨，内中对处理事件的具体方案一字未提，只反复强调朝廷的期望是“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32 ，要曾国藩做到既不与洋人开战也不能失了民心。也是在这一天，朝廷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公开披露。随后，曾国藩被朝野舆论骂成了“卖国贼”。
自称“我等不得主意”的慈禧，其实早已打定了主意。“和局固宜保全”是高调的口号不妨多喊，与洋人开战则万万不行；“民心尤不可失”是朝廷不能直接表态说要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但这个事要做且不妨交给曾国藩来做。
曾国藩进退失据。他既承认“天津士民皆好义”，是爱地方官爱朝廷的好百姓，又痛恨他们“徒凭纷纷谣言”，搞出打杀洋人的事端给朝廷添乱 33 。他既承认天津一干地方官以“风闻”煽动民意是在力挺朝廷，想要用送出天津避风头的方式保全他们，又不得不在朝廷与列强的压力下将他们弄回来重新惩治。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官员方面，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流放黑龙江；民众方面，冯瘸子、刘二等20人被判处死刑，小锥子、王五等25人被判充军（后来李鸿章接手善后，有4名被判死刑者改为流放）。
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国藩说这样的处置结果不符合自己的理学本心，可谓“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然而形势紧迫，必须有人出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但使彼族不再挑斥，虽一身纵毁，而大局尚得保全，即属厚幸，孱躯暮齿，实难久点高位”——只要能消弭战争，使和局得到维持，我这衰老残躯成为众矢之的也算值得。 34
针对民众的死刑，是在1870年10月19日凌晨5点钟左右执行的。
法国驻天津的军队，本计划派一名舰长携带翻译前去刑场充当监督者。新任天津知府马绳武告诉法国驻天津领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以英国领事身份兼法国领事），“由于情绪激动的居民有可能滋事，总督希望在今天日出以前处死已判处死刑者”，他建议法方的监督者“夜间乘小轿子由他派遣的五十名警卫士兵护送下前往刑场”，以免引起民众注意。李蔚海反对这样做，但鉴于天津知府“在他自己的衙门里感到如此忐忑不安”，甚至一度要求转移至法国领事馆去讨论死刑的执行事宜，李蔚海也只好做出让步，不再坚持派法国军官前往刑场，改为要求知府衙门“提供一些确实执行死刑的证据”，同时让领事馆里的一名信差去刑场观看执行情况。 35
这名信差自县衙监狱一路跟随至刑场，目睹了死刑执行的全部过程，带回了“系在那些囚犯尸身上的死刑执行令”。他向李蔚海报告说：
大约二百名巡勇和兵丁从监狱将囚犯护送到知县的公堂，在那里他们被依次排列，一共是十六名。没有一个肯下跪就缚，尽管被喝令这样做……在前往刑场途中，尽管是凌晨，群众早已云集。犯人们向一批批群众高声叫喊，问：“我们面可改色？”大伙立刻齐声回答：“没有！没有！”他们控诉当官的把他们的头出卖给洋人，叫人们用“好汉”的称呼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人们当即同声高呼。被判死罪的这些人的亲友一路跟随前进，放声恸哭，泪流如注。到达西门外刑场时，罪犯们开始拉长了嗓音高唱，听到这歌唱声，执法官协台下令将他们斩首。罪犯们伸颈就戮，毫无惧色。刽子手共五六个人，都是南方的兵勇，行刑很快结束。 36
李蔚海在给法国政府的汇报中说，据他听闻的信息，处决这些民众无助于改善法国传教士在清帝国的境遇，“反而有可能加深他们（清朝民众）对洋人的敌对情绪。这些被置于死地的人，无疑在民众心中被视为烈士。我担心，恐怕在当局的心目中也是如此。”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