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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夭折了三四十人之多。天主堂神父与修女“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大范围流传开来。
据时任天津知府张广藻说，流言是这样冒出来的：
有人于黑早见仁慈堂洋人抬小棺埋葬东关义冢地内殆非一次，偶为群犬刨出，见有一棺数尸者，于是津民哗然，谓此必洋人杀害小儿取其心眼，为端午节合药之用，否则奚为一棺而有数尸也。 1
当时的天津时常有拐卖儿童之事发生。建于1869年的天主教仁慈堂为收养孤儿，常向孤儿的掌控者支付一定费用。但当时鲜少有父母或掌控人愿意主动免费将孩子送给慈善机构抚养，遑论是洋人成立的机构，故仁慈堂不得不以支付费用来收养孤儿。有时候，仁慈堂还会收养垂死的儿童，旨在为其做宗教洗礼以拯救灵魂。这种做法既刺激了不法之徒去迷拐儿童，也给流言的产生提供了捕风捉影的依据。
不久后，有两名人贩子被捕，官府在告示里暗示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舞与煽动，开始四处抓捕有嫌疑之人。群众公审之下，一名叫作武兰珍的迷拐犯不得不迎合“民意”，供称他作案所用的迷药正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提供 2 ——曾国藩后来在奏折里说，武兰珍“指勘所历地方房屋与该犯原供不符” 3 ，现实中找不到武兰珍口供里的案发地，可见他是迫于“民意”不得不胡乱编造作案情节。
在武兰珍招供的当下，“铁证”如山，民情沸腾。乡绅们集会于孔庙，书院也停课声讨。号称有万余人之多的愤怒民众群聚在教堂之外，或与教民口角相争，或向教堂抛掷砖石。仁慈堂的修女本想请民众选派代表，进入堂内调查，以廓清真相，但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大业不愿与愤怒的民众直接交涉，6月21日，他前往三口通商衙门与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官崇厚、张光藻调兵弹压民众。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争论过程中，丰开枪恫吓，射死了刘杰的家人刘七。民愤遂被彻底点燃。百姓们先是打死丰大业及其随从，然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共计20人（包括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1名英国人）、中国雇员数十人，纵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多座英美教堂。
此即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1862年，江西巡抚沈葆桢呈递给总理衙门的一份情报，颇有助于理解底层民众为何对天主教堂怀有如此深重的疑虑和敌意。当时，江西境内一再发生民众与教堂之间的纠纷。沈想知道这些反教百姓究竟是怎么想的，遂命人乔装成平民去基层，与反教百姓面对面聊天探听消息。
下文是探子与反教民众部分对话的原文照录：
问 ：你们纷纷议论，都说要与法国传教士拼命何故？
答 ：他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来占我们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挟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
问 ：我等从上海来，彼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岂不是好事？
答 ：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而且长毛都是奉天主教的。他们必定要在城内，及近城地方传教。譬如勾引长毛进来，我们身家性命不都休了？
问 ：你们地方官同绅士主意如何？
答 ：官府绅士总是依他。做官的止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只做我们的事。
问 ：譬如真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与他打仗么？
答 ：目下受从教的欺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长毛来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拼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问 ：你们各位贵姓？
答 ：我们看你是老实人，与你闲谈。连日官府都在各处访查，你是外省的口音，我们姓名，不能对你说的。 4
就这段对话所透露出的讯息来看，19世纪60年代的江西民众反教，主要受到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天主教育婴堂与本土育婴堂之间存在冲突，即所谓的“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二是教民与非教民之间存在冲突，因“官府绅士总是依他”，非教民在冲突（官司）中居于不利地位。三是教堂的行为模式与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大不相同，民众无法理解时，会倾向于将其与“采生折割”这种恐怖的民间传说联系到一起。四是太平军（“长毛”）在江西的所作所为，让当地百姓心有余悸。天主教拜上帝，太平军也号称“拜上帝教”，民众分辨不了二者的区别，于是产生了一种笼统的认知，“长毛都是奉天主教的”，认定传教士会“勾引长毛进来”。
显然，底层民众的反教行为是一种集合了经济冲突、文化冲突与制度冲突的复杂产物，不宜以“愚昧”二字简单指斥。就沈葆桢提供的情报而言：经济冲突指的是争育婴堂与赔银子；文化冲突指的是民众不能理解教堂的慈善模式，也不能理解传教士与太平军的区别；制度冲突指的是传教士的治外法权，会对地方官府造成压力，使其出于保乌纱帽的利益考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治理上出现偏袒教民的倾向。当然，愚昧与不开化这个问题也一直存在，比如民众仍然相信“采生折割”。
回到天津教案。
事发后，法、英、美、德、俄、比、西七国，联合向清廷发出照会抗议。法国军舰更开往大沽口鸣炮27响示威。如何处理此案，成了摆在清廷高层面前的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4岁的同治皇帝年轻气盛，没见识过真正的近代军队。他对老师李鸿藻说：越将就洋人，就会越出乱子，“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口，不难尽歼此辈”。这种雄心勃勃与“词气甚壮”，让他的另一位老师，同样没见识过近代军队的翁同龢深感欣慰，将之载入自己的日记之中。 5 显然，小皇帝并不了解，在十年前的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的“雄兵”完全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连给英法联军造成有影响的创伤都做不到。
同样激情澎湃的还有内阁中书李如松。他告诉小皇帝，此次事件错全在洋人，始于“教匪迷拐幼孩”，激化于“丰大业向官长开枪”。他还说，国家的安危全看民心的向背，此次事件把民众的爱官爱朝廷之心全部激发了出来，“不期而集者万余人”，这些百姓“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只知道为朝廷效忠，丝毫不顾及自身安危。这充分说明，我们对洋人硬起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6
李如松觉得，即便不能杀光京城里的洋人，不能烧尽他们的房屋，也要对法国实施正式断交来作为惩罚。
监察御史长润完全赞同李如松的意见。他上奏说：这次天津出事，“实乃天夺其魄，神降之灾”，实是苍天要惩罚这些邪恶的洋人。我们“正可假民之愤”，借助民众的愤怒将允许洋人入华传教这一规定彻底废除。对传教士“迷拐幼孩”“以眼炼银”之说，长润深信不疑。他自小道消息听说天津百姓曾从教堂内搜出“人眼人心等物”且交给了通商大臣崇厚，而崇厚的奏报中没有这些内容。于是长润怀疑有人（虽未点名但自然是指崇厚）消灭了罪证，要求朝廷下旨让曾国藩“认真详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崇厚是恭亲王奕訢的心腹，攻击崇厚消灭洋人的罪证，其实是将矛头暗暗指向奕訢与总理衙门，要给他们扣一顶袒护洋人的大帽子。 7
慷慨激昂者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醇郡王奕譞。他在给小皇帝的奏折里说，这一次“该酋被戮，教堂被焚”，理全在我们这边，“虽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励我百姓”，虽然没法和外国狗羊们讲道理，但正好可以借此激励我大清百姓，“民为邦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民知捍卫官长，岂非国家之福”，对参与打杀洋人的天津百姓，切不可问罪诛杀，百姓懂得保卫自己的父母官，那是朝廷之福。 8
左宗棠也主张强硬。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密函里说，不要害怕事态扩大，要知道洋人最喜欢“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最爱玩威胁地方官，再由地方官来钳制民众这种把戏。相比之下，他们反倒不太敢直接做那些“拂舆情，犯众怒”的事情。左宗棠还说，此次事件是由“迷拐”而起，虽然用迷药拐卖小孩之事没有证据，但“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总不会是毫无来由吧？“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如果洋人“志在索赔了结”，那还不妨答应他们，如果他们要求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则万万不可，因为这些人是“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拿他们给洋人抵命，会失了天下人心。保护这些百姓，才是大清走向振兴的关键。左宗棠鼓励总理衙门：
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