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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痞子腔”最后并没有用上。
因总理衙门实施的种种改革，包括创办同文馆、派斌椿率队出洋、重新起用徐继畬，以及请美国人蒲安臣率外交使团出访欧美，清廷在19世纪60年代渐渐在国际上树立起一种正努力走向更加开放的好形象。这其中，又以蒲安臣使团的宣传最为有力。
这个趋向开放的形象，在1868—1869年的中英修约过程中，给了清廷不小的帮助。
先是在1868年7月，美国驻华代办卫三畏将曾国藩的反对意见，也就是“修铁路必然破坏马车夫、人力车夫、轿夫与旅店的生意，这些人没了生路定会闹事”的说法，完整翻译转述给美国国务院。在文件中，卫三畏也提供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那些靠沉重体力劳动谋生的“船夫、车夫等亿兆中国人”，如果生计忽然被轮船或铁路所夺，跌入走投无路的困境，确实很有可能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会“成为他们的统治者的严重灾害和真正的危险”。他提醒美国政府必须明白一点：对清廷来说，在当下修筑铁路“是否安全确实是一个问题”。卫三畏希望美国政府慎重考虑此事。 9
卫三畏的立场，多多少少受到了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的影响。
此时的蒲安臣正率领清廷的首个外交使团在美国访问。他代表清廷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内中规定：美国不认同“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治之事”，美国不干预、过问中国的内政，“即如电线、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美国所能做的是：如果清廷需要技术和人才方面的帮助，美国愿派出“精炼工师”。清廷方面则有义务保护这些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并给他们提供公平的酬劳。 10 同年9月，美国政府训令其驻华外交官：可以“劝告和诱导”清廷对外开放内河航运并建设铁路与电报，但“不能用危及中国现政府的稳定或内部的和平与安谧那样的紧张手段来压迫行事” 11 ，也就是不允许其驻华使节以武力或其他手段威慑清廷开放铁路与电报建设。
大略同期，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也接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指令。该指令认为：英国商人要求在清帝国内地修筑铁路，且希望将这一诉求写入中英修约之中，这种策略是有问题的。随后，阿礼国告诉英国在华商人：只有使清廷“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不受列强和它们的外交及领事人员的令人愤慨的干预” 12 ，才有可能达成在清帝国修筑铁路的目的。他还说：“关于铁路和电报，不能作为一种条约的权利来提出要求，开始应该以实验的方式介绍进来，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总的计划，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着手进行。” 13
这意味着，基于“对清廷实际国情的体谅”，美英两国放弃了以外交手段强行将铁路与电报引入中国的做法。
类似的“体谅”与“放弃”（从主权角度来看，这种“体谅”与“放弃”无疑都是不平等的），也见于中英修约谈判中的其他问题。除了铁路和电报，英国商人还希望通过修约得到在清帝国内地居留、设立货栈的权力。清廷对此持强烈抵制立场。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总税务司赫德给阿礼国送去一封密信。赫德在密信里告诉阿礼国，清廷不会在“内地居留和设栈问题”上退让，因为清廷在担忧两件事：
一是洋人拥有治外法权，允许他们进入内地居住，意味着清廷治下的内地民众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外国人可以不遵守大清律令。这会带来很恶劣的影响，会损害政府与官员们的威信。而这种威信是清廷维持统治的重要基础。
二是因为最惠国待遇的存在，清廷与英国之间的谈判，其实相当于清廷与全部有约国之间的谈判。一旦赋予英国商人在内地居住和设栈的权利，即相当于赋予全部有约国商人这种权利。为了维护统治稳定，清廷不会轻易同意这件事。 14
随后，阿礼国在“内地居留和设栈问题”上选择了让步。
基于这种“谅解”，修约谈判进入1869年后，铁路与电报问题已大体退出谈判内容。最后拟定的《中英新修条约》里，没有了关于铁路修筑的任何内容。1869年2月，奕訢代表总理衙门就修约之事向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做情况汇报，其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又铜线铁路两事，另经臣等历次舌战，甫关其口……而节略后开款目五条，亦并未提及铜线铁路之事。 15
经过长达一年的艰难谈判，总理衙门终于成功地将铁路与电报拒于大清的国门之外。
鉴于清廷已呈现出的开放迹象，阿礼国与英国政府将建设铁路的希望寄托在了未来，寄托在更深层次的改革上。阿礼国说：“对于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是宽容政策以及逐渐的改革。” 16 英国政府先是指示阿礼国说，铁路的修筑权不如留待以后与法国、比利时等国一同争取；然后又放弃了批准《中英新修条约》，决定将所有问题延缓到同治皇帝成年亲政之时，也就是将希望寄托在18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