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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3月23日，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写了一封信。内中说，游说清廷引进铁路与电报的努力，截至目前已经全面失败了：
从各个口岸寄来许多建议，一致认为在内地，除轮船航运外，还有必要添设铁路和电报……但我也必须加一句，我和我在北京的同僚（他们是既热忱而又持续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并没有说服中国政府。 1
五口通商之后，清帝国与世界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贸易联系。来华的洋商们很快发现，清帝国交通建设落后，既无铁路，也无货轮，通商口岸吞吐货物的能力有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直接影响到进出口货物的总体量。
故此，1863年7月，上海的27家洋行联合向江苏巡抚呈文，请求修筑自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同年，英国工程师史蒂文森来华，在英国怡和洋行的支持下，也向清廷提议修筑以汉口为中心的铁路网络。1865年，又有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小型铁路，试图通过实物展示的方式引起清廷中枢的兴趣。洋商们期待通过铁路将更多的洋货销往清帝国内陆，再将更多的土货从清帝国内陆运往欧美。
但洋商的利益未必符合清廷的利益。总理衙门担忧修了铁路之后，中国的山川险阻将失去效用，“洋人可以任便往来” 2 ，等同于门户大开自毁国防。于是上述提议全部遭到拒绝，宣武门外的小铁路也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毁。
1866年，又有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局外旁观论》，威妥玛向总理衙门呈递《新议略论》。两份文件均建议清廷修筑铁路。清廷将两份文件下发给部分督抚与通商大臣讨论。湖广总督官文说，洋人表面上是想谋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但很可能另怀有政治方面的隐秘图谋，“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江苏巡抚刘坤一说，修了铁路后“我之隘阻尽失”，国防可能会崩溃。两江总督马新贻说，铁路有利于夷人“任便往来”，将使得大清境内处处“皆有该夷之兵，皆有该夷之民”，然后处处都有冲突，祸患无穷。 3
一再碰壁之后，洋商们将期望放在了1868年的中英修约。只要修约后英商被允许在清帝国修筑铁路，依据最惠国待遇条款，其他国家的商人也能获得相同权利。清廷为了应付修约，也在1867年给各省将军督抚下发了文件征求意见。其中一项重要讨论内容，就是应不应该兴办“铜线铁路”（铜线即电报系统）。陕甘总督左宗棠、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广总督李鸿章、江西巡抚刘坤一、山东巡抚丁宝桢、船政大臣沈葆桢、江苏巡抚李翰章等共计18人参与了讨论。
讨论持续了近三个月，结果是几乎无人同意修筑铁路。如左宗棠认为：铁路是为火轮车服务的，我大清没有火轮车，自然用不着铁路这个东西。曾国藩的看法是：修铁路必然破坏马车夫、人力车夫、轿夫与旅店的生意，这些人没了生路，一定会闹事。总结起来，抵制的理由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破坏关隘与风水，会对“民情”造成冲击；二是破坏传统的车、驴、旅店等行业，会对“民生”造成冲击；三是不能让洋人来修路，那样只会让洋人得利并冲击大清的财政收入。 4
李鸿章是第三类意见的代表人物。他承认铁路是个好东西，可惜的是“公家无此财力，华商无此巨资”，大清的官与民皆无财力自主修筑铁路。官与商合作又容易发生隔阂闹出矛盾，同样很难成事。所以，不如“待承平数十年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到那时国家有了钱，铁路就不必再由洋人来修，“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简言之，李鸿章的立场是铁路应该修，但只能自己修，不能交给洋人修；现在自己没钱修，所以宁可不修，宁可推迟几十年等有钱了再修。他还给总理衙门出了一个主意，用来婉拒洋人的诉求：
换约时若再议及，只有仍执前说，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彼若以自能劝导防守为词，强欲增入约内。我则必以百姓抗争拆毁，官不能治罪赔偿等语载入约内。彼族最多疑虑，自当废然思返。 5
大意是：如果洋人非要将修筑铁路一事写进条约里，还声称他们可以劝导百姓接受铁路并保障铁路的安全，那么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讲，有一项规定也必须写进条约：如果有百姓群起抗争拆毁铁路，不能要求大清官府去抓捕百姓来治罪，也不能要求我大清提供赔偿。
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记载，曾国藩在1870年问李鸿章有何应对洋人的办法，李的回复是“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6 。他1868年提供给朝廷的这段主意，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痞子腔”。
李鸿章的意见被采纳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稍后即对英国人说，“我们给予使节（指出使欧美各国的蒲安臣使团）的唯一训令，是不让西洋强迫我们建设铁路和电报，我们只希望这些事情由我们自己来提倡” 7 。所谓由自己来提倡，按李鸿章的办法就是短期内不搞，等过个几十年有了钱再说。
此时，距离英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已过去40余年，伦敦已在运行大都会地铁。美国、法国、德国与俄国的铁路建设均已持续了30年之久。这一年，美国的铁路通车里程已达到46844英里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