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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2月，清帝国的第一支正规外交使团自上海出发。6月抵达华盛顿；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劳累过度的蒲安臣骤然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
使团的人员构成是这样的：美国人蒲安臣被清廷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是使团的领导者；英国人柏卓安与法国人德善被任命为左右“协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穀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
由欧美人士率领一支清廷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可谓鲜见的外交奇景。组建这个奇特使团的决定是在1867年底公布的，当时北京外交界为之哗然。蒲安臣本人也有些意外，在清廷的正式任命发布之前，他并没有接收到很明确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
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发表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 10
查《赫德日记》可知，他不是此事的直接提议者，但可以算间接的推动者。因为他长期敦促总理衙门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节，总理衙门也曾就蒲安臣使团一事征求过他的意见：
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11
赫德赞成此事，是因为他一贯主张清廷应尽快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多在国际上主动发出声音；清廷必须在欧美各国的首都设置使节，以便及时准确地将意见转达给欧美各国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地由驻北京的欧美国家使节代为转达。这些意见，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訢产生了共鸣。
但赫德与总理衙门的这种共识，并不足以将美国人蒲安臣推上清廷使团领导者的地位。造成这一奇特任命的根源，是清廷基于“华夷秩序”的另外一层考量。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了清廷与欧美各国可以互派使节。但多年来只有欧美国家单方面对华遣使，清廷没有任何动静。这种毫无动静，正是为了维护“华夷秩序”而采取的鸵鸟政策。华夷外交在礼仪上强调“天朝上国”的荣耀（跪拜），近代外交在礼仪上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握手鞠躬）。不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节，就回避了礼仪冲突。回避了礼仪冲突，也就回避了近代外交对传统华夷秩序的挑战。清廷以各种软性手段来抵制欧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皇帝与两宫太后”，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一方面，为了应付修约，必须对外派遣使团；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华夷秩序下的天朝荣耀。于是，让外国人来作清廷使团的领导者，就成了二者兼顾的最好办法。正如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所言：
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12
为什么用外国人就不为难？原因很简单：一、让清廷子民做团长出访欧美，自然不能跪拜欧美各国君主与政府首脑，否则就是丢了天朝上国的脸面；但清廷子民在欧美不跪拜，清廷这边也就不好再要求欧美驻华使节以跪拜之礼觐见清朝皇帝。二、让欧美人士做团长出访欧美，行跪拜之礼，无损天朝上国的荣耀；他不行跪拜之礼，洋人们也没法拿来说事，因为清廷也可以说该行为不代表天朝上国的意志。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清廷都有话可以说，都有理可以占，都能保住面子——清廷不认为这只是面子问题，总理衙门在奏折里用了“国体”一词，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对清帝国而言，皇帝的面子也是国体的一部分。
为避免纠纷，清廷还给使团拟定了诸多训令。在“礼仪问题”上有如下具体指示：
一、可免行礼者尽可能免，待将来谈判落定再说。
二、须按照欧美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须提前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清廷制度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
三、蒲安臣因欧美人身份受到各国礼仪上的“优待”时，希望蒲能“将中国体制先为声明”，以免将来各国跑来责备大清“无报施之礼”，要避免各国使节借机拿“我们都没让蒲安臣跪拜”来说事。
四、“无论何项大小事件”，蒲安臣都必须告知志刚和孙家穀二人。清廷还给蒲安臣、志刚与孙家穀各发了一枚木质关防，赋予他们分别向清廷汇报情况的权力，以互相牵制。总理衙门还告诫志刚和孙家穀：到了海外后，要尽量避免觐见各国君主，不小心偶然遇到也尽量不要行礼。总之，不能给那些驻华外国使节抓到把柄。 13
蒲安臣对这些训令颇不以为然。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欧美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回避跪拜与鞠躬之争。蒲安臣在美国却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并向其亲递国书，递交国书时行的也是鞠躬握手之礼。之后在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皆是如此。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穀，倒也不觉得握手鞠躬太过丢脸。志刚在日记里宽慰自己：“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 14
事后来看，以洋人为钦差大使这一奇策，在维护天朝上国的面子这件事情上，确实收到了奇效。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于1869年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以蒲安臣使团在欧洲行握手鞠躬之礼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也以握手鞠躬之礼觐见同治皇帝。总理衙门的回复是：一是蒲安臣是洋人，他的行为没有可比性，现实仍是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亦不同；二是皇帝年幼，太后摄政，不方便接见。 15
这番气定神闲的回复，颇能给人一种“山人早已料定”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