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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谈及晚清“开眼看世界”的先驱，通常第一个会想到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而非徐继畬与他的《瀛寰志略》。
其实，《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这两本著作，几乎同时完成于19世纪40年代。前者的成书时间是1842年（50卷本）、1847—1848年（60卷本）、19世纪50年代（100卷本）；后者的初稿完成于1844年，初刻本问世是在1848年。两书作者魏源与徐继畬也相当于同龄人，魏源的生卒年是1794—1857年，徐继畬的生卒年是1795—1873年，魏只比徐大了一岁。
这两个同时开眼看世界的同龄人，看到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
比如，魏源接受了“大地如球”的新学说，不再坚持“天圆地方”的传统认知，《海国图志》里也载有来自欧洲的新式半球图。但他拒绝按新式地图将地球划分为欧、亚、美、非、澳五大洲（南北美洲合一，缺南极洲），反援引佛典“考据”称地球只有四个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与北俱庐洲。亚欧非是南赡部洲，美洲是西牛贺洲，东胜神洲与北俱庐洲在北极之海与南极之海，还未被发现。他还论证说，南赡部洲是“四洲之冠”，中国是南赡部洲中最尊贵的“东方人主”，印度是“南方象主”，蒙古是“北方马主”，西洋是“西方宝主”。他们全都不如“东方人主”尊贵。 3 这种牵强附会的考据背后，隐约可见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
最能体现魏源这种文化优越感的，是《海国图志》里的“夷狄”一词。魏源说，自己编纂此书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夷人之所长仅在技术层面，文化礼教万万不及中国。基于这种理念，他在书中考证认定“西洋教”乃是杂学，其教义最初抄袭的是佛教，后来又抄袭了儒学：
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利玛窦等传教士）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 4
此外，他还援引中文世界的各种道听途说，将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描述为以邪术惑人。说教民入教前要吞吃一枚药丸，日后若泄露邪术，就会排泄出一个“女形寸许、眉目如生” 5 的东西。又说传教士会拿小刀挖取教徒的眼睛，用来炼银：
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唯其银必华人睛点之乃可，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6
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里，没有这么多基于盲目优越感而产生的偏见。尽管徐也说过“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 7 这样的话。但他没有像魏源那般主动撰写长文去论证这一点。据徐与友人张穆的通信，他写下这种句子的目的，是希望规避一些不必要的现实风险——张穆收到《瀛寰志略》书稿后写信劝徐，要他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收进书中且放在卷首，因为这幅地图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张穆告诫徐：千万不要忘记明代徐光启、李之藻的历史教训，他们当年没有这样做，“遂负谤至今” 8 ，直到今天仍遭到清帝国知识分子的鄙夷与批判。徐采纳了张穆的建议，在卷首放了一张“拱极朝宗”、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地图。
《瀛寰志略》也极少使用“夷”“胡”“狄”这类带有文化贬损含义的词。这是徐继畬不断修正自身认知后产生的结果。该书的早期手稿《瀛寰考略》里，原本存在许多“夷”字，如“英吉利”一节2429个字中就有21个“夷”字。经修订后更名为《瀛寰志略》出版时，英吉利一节增至7620个字，“夷”字却被全部删除。徐继畬有意识地使用了“泰西”“西洋”“西国”这类中性词，来取代晚清知识界惯用的“夷狄”。那时的清帝国官场惯用“夷酋”来称呼外国来华官员，徐继畬也有意识地将之改成了“英官”这类中性词。 9
附带一提，“夷”字在晚清正式被弃用的时间是1858年。中英两国于该年签订《天津条约》，内中第五十一款规定：此后公文言及英国官民时一律“不得提书夷字” 10 。这是魏源去世的第二年，《瀛寰志略》出版后的第十年。可见徐继畬是一个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与魏源执着于将基督教论证为抄袭佛教与儒教的杂学不同，徐继畬对基督教没有太多抵触情绪。在比较过佛教、基督教与儒学后，徐继畬说：儒学自然是好东西；佛教“以慈悲为主”也是好东西；那摩西十诫“虽浅近而尚无怪说”，同样是好东西；西教讲神迹，但“无恶于天下”，主旨是“劝人为善”，与摩西十诫差不多，当然也是好东西。徐受了几十年的儒学教育，对儒学有很深的文化自信，所以他又说：传教士来中国“特欲行其教于中华，未免不知分量”，想用基督教取代儒学未免太过不自量力。 11 简单概括起来，魏源的文化心态是“你的东西虽好，却都是从我这里抄过去的次品”，徐继畬的文化心态则是“我愿意承认你的东西很好，也自信我的东西不错”。
这种心态，也见于徐继畬对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盛赞。在《瀛寰志略》第九卷《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中，徐继畬说，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 12 ，实在是伟大，像极了中国传说中才有的天下为公；他还说，该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实在是古今未有的制度，很神奇 13 。魏源的百卷本《海国图志》，摘抄转录了《瀛寰志略》对美国的介绍，却删除了徐称赞华盛顿这一节。这种删除或许并非刻意为之，但它至少说明，魏源对徐的这段论述缺乏共鸣。
《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存在这样的区别，主因大概是魏源与徐继畬的人生履历大不相同。
1844年之前，魏源长期给人做幕僚帮办。1844年，魏源中举之后，也只做过知县、知州。他欠缺与洋务的直接接触，编纂《海国图志》也主要是在做一种资料汇编类工作。徐继畬则不然。1843年时，徐已是福建布政使，以朝廷专员的身份负责办理厦门、福州两个开放口岸的对外通商事宜。直接负责办理涉外事务的官员，自然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究竟是何种模样，《瀛寰志略》一书正是基于这种需要而搜集资料撰写出来的。此外，与魏源埋头于大量似是而非的中文材料不同，徐继畬与雅裨理（David Abeel，美国人）、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英国人）、阿礼国（时任英国驻福州领事）等来华外国人士有密切交往。徐不断向他们求教、索取外部世界的资料与信息，并做交叉求证。当然，这并不是说魏源与外国人士毫无接触，只不过与徐继畬相比，他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实在是太过有限了。 14
徐继畬是一个孜孜于获取外部世界信息的人。雅裨理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徐继畬的这种状态：
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很明显，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了解世界各国状况的愿望，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热切得多。他画的地图还不够准确，他不仅查对经纬度以便标出确切的地理位置，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关于各国的一般性知识上——版图的大小、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商务关系，特别是同中国的商务关系。他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考察比对其他国家更为认真仔细。 15
直接交流无疑会胜过所有的间接听闻。一个负责具体涉外事务的实干派官员，基于现实工作需要而展开的资料搜集与整理，要比文化人在书斋中做的资料汇编更客观也更理性。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也正是这种客观与理性，给徐继畬与他的《瀛寰志略》带来了迥异于魏源与《海国图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