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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春，清帝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回英国结婚。
赫德向总理衙门请了六个月婚假，表示愿意带几个中国人随自己一同去欧洲，让他们亲眼看看近代世界是何模样。此时的清廷尚无任何官员有出洋经历，也没有对外派驻外交官。
在为清廷工作的十余年里，赫德一直试图说服清廷向欧美各国派驻外交官。说服的方式包括与总理衙门大臣私下交流、向总理衙门呈送公文说帖、翻译《万国公法》中与外交官权利有关的章节、撰写《局外旁观论》讲述派驻外交官的好处 1 ……恭亲王奕訢很愿意听取赫德的种种改革意见，但对向海外派驻外交官这项建议，奕訢的回答始终是“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 2 。
清廷之所以宁愿承受消息闭塞之害，也不肯派外交官出国，主要是因为“礼节一层，尤难置议” 3 。多年来，同治皇帝与两宫太后一直回避接见欧洲国家派来的使节，原因是他们不肯行跪拜之礼，而大清又没有能力强行让他们下跪。如果大清派了外交官去欧洲，就会面临一个困境：这些外交官对欧洲君主行跪拜之礼，便是有辱大清体面；他们入乡随俗行握手鞠躬之礼，又会成为欧洲国家的驻华外交官拒行跪拜之礼的理由。如此这般衡量得失后，对外派驻外交官一事，遂迟迟难有动静。
与赫德提议带中国官员游历欧洲大略同时，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也向清廷呈递了一份改革建议书，题为《新议略论》。这份文件原本是据威妥玛为新任英国驻华大使的阿礼国准备的一份备忘录。阿礼国上任后，觉得该备忘录颇有价值，遂命人将其译为中文，让威妥玛送了一份给恭亲王奕訢。
这是一篇五千余字的长文。主要内容是劝清廷兴办铁路、电报、采矿等事业，也建议清廷改革教育体制，创设新式军队。文章还力劝清廷对外派遣“代国大臣”，也就是设置驻外公使。威妥玛说，向外国派驻公使对清廷是有大益而无害的事情，既有助于联络清廷与各国之间的感情，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也可牵制在京的外国公使势力，还有助于消弭不必要的外交争端。最重要的是可以让清廷更好地融入世界，否则“中国独立，不与邻邦相交，各国未免心寒”。 4
奕訢收到威妥玛的建议书后，便命总理衙门将其下发给地方督抚讨论。
督抚们的回奏中有许多反对意见。比如改革科举不再用诗文取士这条建议，遭到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的严词反驳，理由是历史上科举出身的“名臣贤相”数不胜数，中国自古以来做大臣者有个优良传统就是“问钱粮不知”，威妥玛希望官员懂钱粮之事，说什么“诗文无用”，实乃“坐井观天之见也” 5 。派驻外交官这条建议也招来了许多疑虑。江西巡抚刘坤一觉得，派遣驻外公使相当于将国家的“柱石重臣弃之绝域”，这些国之重臣很可能会被洋人“挟以为质”。浙江巡抚马新贻也认为，洋人很可能会借控制驻外公使来操纵大清内政，万万不可上当 6 。
当然也有赞同者。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即将调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就很支持对外派驻使节。可惜的是，支持者普遍面临如何处理跪拜礼节这个问题，如果提不出让朝野满意的解决办法，其支持便没有力量。崇厚提不出解决之法，只能在回奏里讲车轱辘话——他一面说派遣外交官是应该做的事情，一面又说做之前须将清廷使节与各国君主相见的礼仪确定下来，必须做到不损大清国体。如此来回横跳，等于将问题原地推入了死胡同。
地方督抚针对威妥玛的改革建议书讨论不出结果，赫德的提议却仍让恭亲王奕訢见到了一个变通的小机会。
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奕訢说：既然赫德愿意带人随他去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不妨从同文馆里选几个学生出洋游历。这些学生都是身份低微的八九品官，与隆重派遣使节是两回事，自然不会有多少涉及礼仪的活动。有赫德一路照料，也会少许多麻烦。再找个老成之人做领头的管束这些学生，就万无一失了。
总理衙门选中的老成之人叫作斌椿。
斌椿是旗人，以前做过山西襄陵县知县，后被调往赫德的总税务司“办理文案”，也就是做一点文书工作。因为斌椿年已六十三岁，他的儿子广英也获准随行，以照料老父的起居。广英原在内务府做“笔帖式”，负责满文与汉文之间的翻译工作。受斌椿管束的同文馆学生共三名，名叫凤仪、张德彝与彦慧，也全部是旗人。这五个人，组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支官派出洋考察团。
考察团全部由旗人组成，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旗人这个身份对清廷而言意味着忠诚；其次，相比让汉人去开眼看世界，奕訢更期望旗人的见识跑在时代的前面。他之前创办京师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时，便特别强调同文馆学生须“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 7 。奕訢不放心让汉人学外语，觉得他们很可能会与洋人勾结，损害清廷的利益；但他信任旗人，觉得让旗人学好外语有助于清廷了解真实的外部世界，有助于维护满人的天下。让老旗人斌椿率四名年轻旗人游历一趟欧洲，也存有相同的考量——即便如此，总理衙门于考察团出发之前仍然审查了一番斌椿的思想状态，结论是斌椿自幼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 8 ，确实老成可靠，不会被蛮夷所惑。
为了将与跪拜礼相关的风险降至最低，清廷没有给考察团下达任何政治任务。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听从赫德的安排，在两位海关职员——英国人包腊（Edward Bow ra）和法国人德善（Des Champs）——的导游下，去观览异域的山川河流与风土人情，再将所见所闻“带回中国以资印证” 9 。所以，这支考察团实际上更像是旅游团。
以斌椿为团长，让驻华外国使节们颇有一点失望。许多人觉得斌椿官职太小，一辈子碌碌无为，能力平庸，担忧他即便到了欧洲，也缺乏足够的阅历和学识来获得正确的认知。熟悉清廷的英国外交官弗里曼·密福特（Freeman M itford）告诫欧洲各国说，斌椿只是个小官员，此行不过是奉命旅行游历，招待他的规格不可过高，否则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我只希望不要过于盛情优待之，否则中国人会误读你们。他们马上会说：“瞧，我们民族多么伟大，我们一个私人旅行者到你们国家都能受到如此礼遇，皆因你们知道我们聪明，智慧超过你们，而你们夷人，即使大臣来此也不会有如此优厚待遇。” 10
密福特提出的“不要过于盛情优待”的告诫，其实也是清廷中枢最期望发生的结果——欧洲各国的君王与政府首脑最好不要接待斌椿使团，那样最利于清帝国继续回避跪拜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