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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的这种自信，不是突如其来的。
早在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等传教士携西学来华，知识分子们便喜欢以“老子化胡”式的想象来理解西学，以保持对中学的自信。比如黄宗羲曾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 22 ，他发现传教士输入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与中国的勾三股四弦五之术相通，遂认定是西方人“窃”了中国的勾股之术。黄无视了“各自独立发现”的可能，也忽略了理论提炼与现象觉察之间的差别。
类似的论调，也见于与黄宗羲同时代的王夫之、方以智、王锡阐等人。王夫之在谈论西洋历法时，曾说“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可守也” 23 ；方以智说，西方历法虽然精准，“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其实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只是后人不争气失传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才被夷人捡了去发扬光大 24 。王锡阐则称，西方历法的创新优异之处“悉具旧法之中”，老祖宗的旧法里其实都有，“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25
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这些人，都是无权无势的在野学者，影响力终究有限。真正让“西学起源于中学”这个说法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成为举国知识分子必须信奉的常识的人，是康熙皇帝。
众所周知，康熙皇帝曾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过数学、地理与天文历法等知识。但康熙的“好学”并非对知识本身存有兴趣，而是缘于强烈的政治目的，扼要说来，就是为了折辱汉人知识分子，以消灭他们在“学问”方面拥有的对满人的心理优势。故此，康熙自传教士处学得一些天文历法知识后，转头就会将李光地等人召来，要当着这些汉人知识分子的面，证明《尧典》之类的古籍是错的；康熙自传教士处学了如何以数学方法计算河水流量的知识后，也会转头召集群臣当场示范，使群臣们“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而达到折辱汉人知识分子的目的。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如此总结康熙这种做法造成的最终局面：
至康熙后期……学术领域中的领袖，也只有玄烨一人。他自恃周知万物，又无书不览，学术已凌驾汉人之上，意得志满之态往往难以掩饰。……玄烨虽不承认自己生而至圣，但学而至圣，他是当仁不让的。 26
借传教士的学问来打击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康熙又以“西学起源于中学”来打击传教士。他亲自参与写了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明确宣称西方历法起源于中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西人学到之后，代代增补修缮，所以才会比中国本土所传要精密一些。其论文原话是：
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 27
上有康熙负责给出“正确结论”，下面自然会有御用学者负责“摇尾论证”。于是，“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便成了康熙时代不容挑战的常识。号称康熙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便是“摇尾论证”者之一。梅得到李光地的开示 28 ，先是热烈歌颂康熙的见解，说皇帝的研究独步古今，此前历代学者“皆所未及” 29 ；然后又全力帮助皇帝“论证”西方天文学即中国古代的“周髀盖天之学”，还脑补出了一条“合理”的文明西传之路 30 。梅一再向人表态，说自己对皇帝提出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拜服得五体投地：
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大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 31
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 32
同样必须佩服至五体投地者，还有宫中的传教士。据梅文鼎之孙梅瑴成说：“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传。” 33 ——无远弗届、不容置疑的皇权高高在上，面对“你们的历法学问来自哪里？”这样的问题，传教士们除了重复康熙的御定结论，很难有胆量给出别的回答。
内有“学术界”拥护，外有传教士认同，“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很自然地成了康雍乾嘉时代的主流论调。该论调囊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不再仅仅局限于历法。比如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兼具学者与官员身份的阮元，便宣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哥白尼地动日心说有可能源自张衡的地动仪：“张子平（张衡）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 34 按阮元的理解，张衡的地动仪并不是用来测试地震的，应该是一种“地动天不动之仪”，与传教士蒋友仁带来的“地动说”是一回事，后者或许源自前者，或许是各自独立发现。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的邹伯奇，则“论证”得出了“西学源出墨子”的结论：“西方天学……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墨子》俱西洋数学也。……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 35
邹伯奇的这项“发现”俘获了众多晚清知识分子。光绪年间出使西方各国的薛福成，即认定“泰西耶稣之教，其源皆出于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学、力学与机器船械之学来自《墨子》，连“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与“千里镜、显微镜”，都不出《墨子》的范围 36 。薛福成还说，西方的星算之学，也源自中国的《尧典》与《周髀》；西方的火轮船，则是中国的“木牛流马遗法” 37 。大略同期，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陈炽等人，也均宣扬过“外人晚于中国，必定拾我之牙慧” 38 “西法固中国之古法” 39 “西法之本出乎中” 40 等论调。当然了，较之康熙、阮元和邹伯奇这些人，这批晚清知识分子高喊“西学源于中学”，多了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以此来论证向洋人学习，也就是“师夷长技”是具备合法性的——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向洋人学习也就不存在什么“以夏变夷”了，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 41 ，这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也正因为部分晚清知识分子刻意将“西学源于中学”之说与改革的合法性关联了起来，所以道咸同光时代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较之康雍乾嘉时代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又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后者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层面，前者却已扩张至思想文化与制度建设层面。比如出使日本的黄遵宪，虽认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于墨子”，但他论述的重点已扩展至“天赋人权”这种理念。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源流全在墨子，讲人权源自墨子的“尚同”；讲“爱邻居如爱自己”源自墨子的“兼爱”；讲上帝和灵魂则源自墨子的“尊天明鬼”。黄的原文如下：
余考泰西之学，其源流皆出于墨子。其谓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 42
再如出使欧洲的薛福成，他对西方近代政治架构有颇为直接的了解，遂在日记中宣称，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是民主制度，“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的古代传说即“今之民主规模也” 43 ；西方的学校、医院、监狱、街道，均存有中国的“三代以前遗风” 44 ；上下议院制度也可以在中国古代找到源头。总之，西方政教凡“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 45 ，国家都很强盛，反之则乱象频生。
从康熙式的自大到王闿运式的狂妄，清帝国的知识分子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与整个外部世界是脱节的。冯桂芬、郑观应与薛福成们反向利用“西学源头是中学”之说，来为改革拓宽空间，也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之术——正因为大多数晚清知识分子仍坚信“西学源头是中学”乃不容置疑的真理，冯桂芬、郑观应与薛福成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试图“以魔法打败魔法”。
及至甲午年洋务改革破产，严复痛定思痛，终于撰文《救亡决论》，正面痛批“西学源头是中学”这种谬论。他说，某些人自居名流，对西学并非真的了解，只凭着转述耳闻，再从中国古书之中搜猎相似言辞，就敢放言说什么“西学皆中土所已有”。这种人实在是“其语近诬，诬时讨厌”，不但可笑，还说明中国的民智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严复在文章里仰天长叹：
有此种令人呕哕议论，足见中国民智之卑。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