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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兴起”或“衰落”的时期，以及“繁荣”（尽管该术语不常使用）这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时期，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揭示了观察者的来历。个人主观性的问题如影随形。但兴衰不仅仅是价值判断。它们通常是客观的历史趋势，可以通过目击证人和其他同期记录加以谨慎地证实，并且能更可靠地通过统计数据和（或）考古发掘加以证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兴起或衰落总是容易被识别。如果所讨论的时期比较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那么历史学家搜集证据比搜集遥远时代的证据要容易得多。例如，我们会在下文讨论到乔纳森·以色列，他搜集了大量详细的记录和统计数据，证明了荷兰共和国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在经济、军事、文化和艺术领域的非凡崛起以及随后的衰落。 1 他的论述无可置疑。另一个例子：罗马帝国的衰落从一开始就被当时的人们记录下来，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挑战了传统的叙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和平的“过渡”和“转变”的故事。通过大量新近的考古发现，布莱恩·沃德-珀金斯（Bryan Ward Perkins）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解释，这些发现表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确实是一场血腥和灾难性的崩溃。 2 但在其他情况下，证据要么含混，要么难以获得。一个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会受限于他本人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以及受到他一生中影响他生活的事件或不久之前发生的事件的影响。本书研究的历史学家知道他们个人参与了历史，这在某些情况下降低了主观性的风险，但并非全都如此。“兴起”与“衰落”这两个术语适用于以上列举的所有实体，不仅包括文明，还包括文化、帝国、国家等。对于所有这些实体来说，决定兴衰的原因都是相似的。
除了自身的主观性之外，历史学家还必须应对现有资源的主观性，这也会阻碍客观判断。有以下五种类型的问题：同一历史时期相互矛盾的趋势、当前或过去的意识形态、视觉失真、自我感知的困难以及从衰落到转型的过渡。
相互矛盾的趋势
在同一个文明中，经常有相互矛盾的趋势。兴起和衰落可以同时发生在同一地理空间。最著名的矛盾类型是在政治衰落、国内动乱或军事失败期间或之后的文化和艺术生活。事实上，这些案例频繁发生，足以引发关于这两种趋势之间是否存在隐藏的因果关系的合理性问题。外部灾难是否刺激了文化创新和创造力？这方面的例子既有古代史的也有近现代史的。中国人认为蒙古人摧毁大宋王朝是一场可怕的国难，将蒙古人创立的元朝（1271—1368）视为巨大的耻辱，但元朝却在中国艺术特别是绘画和陶瓷领域展开了一场巨大的创造性复兴运动。几个世纪以来，元代的风格和创新一直具有权威性。这是兴起还是衰落？同样地，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的管理形式、文化、自我意识和方言的城邦与小文明，威尼斯从16世纪开始衰落，这是因为它不得不让位给其他更强大的新崛起的海上力量，而且国际贸易路线也发生了变化。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威尼斯逐一失去了所有的贸易、政治和军事势力，但却发展出许多令后世景仰的美妙的文学、艺术和精致的生活。这是兴起还是衰落？同样在这几个世纪里，奥斯曼艺术和文学蓬勃发展，而同时期奥斯曼军队却节节败退，帝国急剧衰落。近现代的例子包括，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战败以及随后的国内流血事件后不久，法国文学、音乐、印象派绘画、建筑和其他艺术呈现出惊人的繁荣，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灾难之后，德国文学、艺术和戏剧的蓬勃发展。
意识形态
历史学家必须注意政治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会给某些时期打上“兴起”或“衰落”的标签。在这种情况下，兴起和衰落这两个术语对价值观的依赖性是明显的。兴衰意识形态的捍卫者通常都信誓旦旦地说，与他们不一致的证据永远不会出现。古代帝国和近现代独裁政权都是这门语言艺术的大师。意识形态上的“标签”可以从相关时期开始，或是从许多代人以后开始，在那时，古代历史作为一种工具被用于政治和宣传目的。在许多情况下，后续的世代还会把标签切换到相反的位置。纳粹宣称，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崛起始于1933年，但结果却证明是最大的衰落。虽然有许多例子，但大多数都没有德国的例子那么醒目。
即使没有政治审查或宗教审查，文明也并不总能在各自的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自身及其过去的理解。对当代人来说是荣耀和成功的东西，可能会让他们的后代回想起来觉得是衰败的开始，反之亦然。当彻底的变革（例如帝国统治的终结、外国占领、革命和内战）在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留下持久的不和谐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参加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法国人把这个时期看作是一个兴起和强大的时期。接下来的几代人，特别是复辟王朝时期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判断就不那么积极了。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相反的案例。按最客观的标准来说，强大的汉武帝（约公元前156—前87）长久统治时期是一个崛起的伟大时期。中国领土扩大，精英的物质文化显著发展，儒家思想以及艺术和诗歌也蓬勃发展。但当时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却并不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期。他注意到经济的枯竭，战争之后百姓的痛苦，以及许多官员的腐败和惨无人道。
视觉失真
第三个问题是视觉失真，它产生于兴起、繁荣和衰落概念的时间相对性。这三者中的每一个之所以成为它的样子，都是因为它与其他两者的关系，三者都是时间的函数。与之前或之后相比，兴起是上升，衰落是下降。当一个文明或一个国家的衰落导致其崩溃和衰亡时，情况似乎很清楚。但有些案例并不清楚，特别是当被后人视为衰落的时期是漫长的过程时。黄金时代的视觉影响对此后的所有时期都是不利的：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变成“衰落”时期。对于吉本来说，罗马帝国的衰落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但这一过程中也包括拜占庭几个世纪的军事胜利和经济、文化与宗教的繁荣。
对伊斯兰文明也有类似的观察。许多人认为，自13或14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持续衰落。正如马歇尔·霍奇森所言，这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伊斯兰历史都拿来与之前的哈里发帝国黄金时代做了错误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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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漫长而持续的历史时段中，视觉失真和断代困难的问题尤为严重。“西方社会消亡后……西方的历史将只会以一个整体展现。”汤因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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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历史也是如此。每一代人都可以重新解读它，并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待过去的兴衰，而大多数文明史都是在其即将终结时，或是在终结之后很久书写的，诚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
只有在黄昏降临后才展开翅膀。”
自我感知的困难
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或国家能够完全客观地审视自己，就像任何人都做不到这点一样。虽然错误的自我感知也可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但自我感知的困难与意识形态或视觉失真并不相同。意识形态包括为政治或宗教目的而故意改写和歪曲历史，而错误的自我感知并非是故意的。视觉失真会困扰那些观察遥远时代文明的人的观点，而错误的自我感知则是一个同时代的、内在的问题。一个文明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衰落，因为这个过程缓慢而不易察觉。吉本指出，生活在2世纪和4世纪之间的罗马人是幸福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文明正在衰落。 5 但罗马人并不是唯一犯错误或自满的人。
当一个文明达到权力和繁荣的顶峰时，它就无法理解衰落的可能性。帝国时代的中国在18世纪中叶达到了这样的高峰，但从那个世纪末开始，它就陆续受到国内叛乱、外国干预和经济危机的打击。它的统治者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有意识到中华帝国正在瓦解，直到19世纪末，他们还自以为中国面临的只是暂时的灾难。
衰落促成转型
在一个有着开放未来的持续历史（例如犹太历史）中，包含了一个超越兴衰的重要问题：历史性转型的问题。未来的未知事件将决定下一代如何评价历史，例如评价20世纪的犹太历史。它是否包括了自第二圣殿被毁以来最大的灾难和漫长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否被最后的巨大努力和短暂的希望延迟了短短几十年？还是说自第二圣殿倒塌以来最大的灾难导致了犹太民族近2000年来所知的一次彻底的变革和最长时间的民族文化崛起？是衰落和灭亡，还是转型和新崛起？如果观察者在经历重大的历史性转型后立即回顾过去，会更容易看到衰落、断裂和灭亡，而不是看到转型。它可能需要一个更敏锐的历史眼光和更长的时段来发现旧有的、持久的特点以新的形式重新融合。即使时隔多年，当尘埃落定之后，历史学家也会有不同的观点。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是对过去的一种突破，是我们近现代世界的开始。 6 约翰·赫伊津哈反驳他的观点，并不断重复说，在从中世纪走向一个新时代的过程中，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有的只是一个衰落时代缓慢而深刻的转型。 7 历史性转型有几种类型，有的缓慢渐进，有的快速激进。犹太历史两者兼而有之。第五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将讨论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与20世纪的土耳其这两个相对近现代的案例中快速和彻底变革的驱动力。这里应该明确指出，由相互矛盾的趋势、意识形态、视觉失真、自我感知问题和转型问题引起的困难，并不会使兴起或衰落的客观本质失效。相反，它们指出了历史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避免的陷阱，如果历史学家注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