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马歇尔·霍奇森（美国，1922—1968） ¹

马歇尔·G．S．霍奇森是芝加哥大学的伊斯兰史和世界史学者。他的三卷本的伊斯兰文明史在他那个时代享有盛名，至今影响尚存。重要的阿拉伯学者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受到了此书的启发，称赞这是“不寻常和独创性”的书，可与伊本·赫勒敦的作品相媲美。 ² 霍奇森是对宗教有着深刻理解的贵格会教徒。他非常想公正地对待伊斯兰教，但也强烈地意识到，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完全客观地看待一个不受自己文化和宗教教育影响的外来文明。霍奇森清楚地意识到所谓客观性的局限，并能够对文明做一些重要的总体性观察。

兴起和衰落是相对的概念

对霍奇森来说，兴衰的概念是相对的，通常是主观的，并且依赖于一个文明的自我形象。文明的定义“只是部分地由数据本身给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调查者目的的一个功能”。他写道：“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范围，就像每个宗教有自己的范围一样。” ³ 伊斯兰教为其文明定义的范围是包罗万象的，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最高的。《古兰经》曾向穆斯林承诺，他们将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好的社群。穆斯林可以合理地相信这一承诺几乎实现了，但无法理解——用伯纳德·刘易斯的话来说——“错在哪里”。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时期从10世纪持续到13世纪，但即使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前，伊斯兰文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将全人类团结在其理想之下”， ⁴ 并保持着自己的创造性。伊斯兰教的早期兴盛使其后续发展在我们和他们眼中看来显得衰败，但这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部分是由我们关于罗马衰败的记忆而引起的，罗马的衰败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伊斯兰教的案例中，正如其他案例一样，真正特殊和需要解释的不是晚期的明显衰落，而是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什么会在早期同时繁荣。

外部环境下伊斯兰教的兴起

伊斯兰文明的兴起、繁荣和衰落是霍奇森感兴趣的中心。他认为文明的兴衰并不是一种自主的现象，而是一种基本上由世界历史塑造的发展，世界历史为文明的兴衰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霍奇森把伊斯兰文明的兴衰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考察，这在今天和他那个时代一样是热门话题，为一般的兴衰理论增添了一个独到的视角。外部因素对文明兴起的间接但决定性的影响，显然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初就起作用了。霍奇森指出，伊斯兰教在6世纪形成于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空白地带，一个既没有希腊传统也没有梵语传统的“残余”地区。不管有没有伊斯兰教，这个地区无论如何都会改变，落入其他人手中。例如，它本可以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影响，但萨珊王朝被削弱，以致它自身也落入阿拉伯侵略者手中（634—651）。这个地区最初的文化空白，加上波斯的衰落，给了阿拉伯人很大的机会。接下来的“哈里发鼎盛期的古典文明” ⁵ （622—1258）是一个拥有伟大的文化创造力和创新力的时期。伊斯兰教在经济扩张的浪潮中成为一种大众宗教。

伊斯兰教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繁荣

霍奇森坚持反对当时广泛流行的一个论点，即在14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后，伊斯兰世界进入了一个持续至今的停滞时期。诚然，蒙古人的挑战要比基督教的挑战更严峻，此外，黑死病的大流行导致1300—1450年的经济严重萎缩，伊斯兰世界受到严重削弱。然而，在许多已知的世界各地，包括欧洲、非洲和中国，也可以同时观察到类似的收缩和人口下降。1500年后，伊斯兰教的复苏使伊斯兰教进入了一个政治和文化辉煌的新时期。三个伟大的帝国出现了，每一个都发展了自己的伊斯兰文明形式：波斯萨法维帝国（繁荣于1503—1722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繁荣于1526—1707年）和奥斯曼帝国（繁荣于1517—1718年）。在这两个世纪里，伊斯兰教继续在欧洲、亚洲和非洲扩张，直到它的人数占世界人口的20%左右，这一比例与今天的比例相同。在这三个“火药帝国”建立之时，伊斯兰教达到了政治权力的顶峰，并最接近西方即将接管的世界主导地位。

外部环境下伊斯兰教的衰落

霍奇森承认，伊斯兰社会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繁荣时期开始发展出过度的保守主义。文明在既定的传统路线中流动，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富有创造力的发展方式大不相同。在这一时期末期，很难发现任何伊斯兰的创造力：在18世纪，伊斯兰教，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在文化上变得贫瘠”。 ⁶ 此外，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激烈争吵正在终结伊斯兰的世界主义。1700年后，以宗教保守主义为主的社会文化生活普遍萧条。1800年后，伊斯兰教的世界地位急剧下降。霍奇森用“衰败”（decadence）一词来形容这种衰落，指出有许多负面的发展同时出现，但他坚持认为，这种显然是不可阻挡的衰败之所以是致命的，只是因为它发生在欧洲进入一个长期的、具有杰出的创造力的时期。欧洲的扩张开始于15世纪末，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就暴露在葡萄牙人畅通无阻、所向披靡的印度洋航海中。这是第一波非常痛苦的政治和经济打击。然而，用霍奇森的话来说，真正“削弱”伊斯兰教的是欧洲的“嬗变”及其“压倒性的突如其来”。 ⁷ 霍奇森认为这种变化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现象。在文艺复兴前，伊斯兰教和西方都是以相对“悠闲的步伐”前进的，霍奇森论证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之前欧洲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并不比伊斯兰教快 ^[2] ，伊斯兰世界不需要跟上欧洲来保持其优势。他也认识到，与西方相比，16世纪和17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创造力不足，但这仍然是伊斯兰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约翰·赫伊津哈和其他欧洲历史学家会强烈反对霍奇森关于欧洲历史的陈述，因为他们认为文艺复兴是不迟于14世纪开始的漫长发展过程的高潮。在他们看来，欧洲的兴起并不是那么突然，而是有着更深远、更古老的根源。

伊斯兰危机与20世纪

霍奇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了这本书，当时其他观察家，包括费尔南·布罗代尔 ⁸ 等都相信阿拉伯的统一或伊斯兰的全面复兴已经迫在眉睫。相比之下，霍奇森对伊斯兰危机的严重程度没有任何幻想，并为之深深忧虑，因为“任何文明的希望、成功和失败都关系到我们所有人。在人类的道德经济中，它们也是我们自己的希望和失败”。 ⁹ 如果伊斯兰想要兴起并再次繁荣——霍奇森也希望如此——那就需要一个新的“愿景”。 ¹⁰ 霍奇森对政客们和媒体提出的传统问题几乎不感兴趣，例如伊斯兰是否能够“现代化”，能否获得西方技术，能否赢得与敌人的战争胜利或采用民主制。相反，他看得更深，叩问伊斯兰教是否还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以对整个人类和未来世界做出贡献。他没有发现什么令人鼓舞的东西。他注意到许多穆斯林对纳粹德国的同情，并将其与反犹狂热联系起来。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个坏兆头，因为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巧合。他对“建立在伊斯兰教义中的历史形象根深蒂固的不足” ¹¹ 表示遗憾，并呼吁穆斯林重新评估其宗教传统的含义。霍奇森早前便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在当时各大文明中独一无二的”信仰很难办到这点，因为这种信仰“未能保持该地区早期有文字记录的传统。而在其他地方，公元前1000年的杰作仍然是知识生活的起点”，但是“伊斯兰的到来标志着对文化延续性的破坏，这在各大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 ¹² 如果伊斯兰教希望再次兴起，就必须改变其传统的历史观；这样，它就可以改善新的伊斯兰复兴所需的条件。在这一点上，霍奇森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且大胆的建议，使他从其他西方伊斯兰专家中脱颖而出。他呼吁彻底改变穆斯林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穆斯林的主要困扰。

霍奇森与犹太人

霍奇森同情伊斯兰的文明和历史，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犹太教和犹太历史（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在内的新旧历史）抱有同样的同情。霍奇森在他的三卷本著作中都提到了犹太人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在伊斯兰历史上的重要性。当犹太人拒绝穆罕默德时，他们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威胁，因为“作为一神论的解释者，犹太人无疑比穆斯林更有资历”。 ¹³ 因此，他们被驱逐出麦地那就是“承认失败”。

霍奇森认为，伊斯兰教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未来态度，对于伊斯兰文明本身的未来，以及对伊斯兰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性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坦率和创造性地看待伊斯兰教对其伊朗-闪米特（Irano Semitic）传统的依赖，尤其是对犹太传统的依赖。毫无疑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精神悲剧之一，尤其对后者而言就是未能与犹太人保持积极和重要的对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可以被视为是从希伯来先知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穆斯林拒绝希伯来《圣经》……不尊重希伯来语的学习……是一场灾难。” ¹⁴ 禁止穆斯林阅读希伯来《圣经》是一个历史性的宿命限制，他们所知道的希伯来《圣经》只有走样的、传奇性的只言片语。霍奇森的劝诫与穆斯林的兴衰有关，而不是与犹太人的兴衰有关。他看到了犹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想象中的犹太人——在当代伊斯兰进程和危机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X0CevjuuFQvDFnzuvoBFMAynQX14uduynU5zKcSZ+vg54sd36mlx3F3JenItTc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