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国，1902—1985） ¹

费尔南·布罗代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法国历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强调大规模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编年史学派的领袖。布罗代尔成为他那一代结构史学或计量史学的主要支持者。他视历史为“科学女王”，并积极参与起草法国教科书和向成人普及历史。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有三本巨著脱颖而出：《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 被认为是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另外还有《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67—1979） 和未完成的《法兰西的特性》（1988—1990） 。 ²

布罗代尔的历史哲学

布罗代尔的历史哲学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

（1）过去解释了现在——不仅是最近的过去，而且是许多的过去，包括非常古老的过去。如果能很好地理解过去的深层次趋势，就有助于预测未来。

__（2）现在不是由“事件”、著名领导人和其他人制造当下新闻的结果，而是可以追溯到几百年甚至数千年前的长期、深层次发展的结果。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梳理出这个“长时段”，并将其与那些只是历史长波中的“泡沫”的偶然事件区分开来。对于传统的政治史学家来说，一天或一年是恰当的时间尺度。而对于一个研究“长时段”的历史学家来说，并非如此。只有“长时段”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现在，也许还能解释未来。

（3）一切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历史事件都有物质基础。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经济条件对掌握历史至关重要。随着时间推移，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非常缓慢地变化，这就解释了历史的“长时段”。文明史学家必须非常关注数量：地质、地理、气候、人口的数量、领土的大小和位置、距离、贸易和移民等。真正的历史是缓慢的，因为它的物质构造是深层次的，在很长的时期内逐渐变化。

布罗代尔揭示了他的个人生活对他的历史哲学有多么深刻的影响。他于1902年出生在一个有200名居民的小村庄，这个村庄几百年来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这确实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他在一所建于1806年的房子里长大，从此再也没有搬过家。他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40年，当时他还是一名法国士兵，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的五年时间里，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写下了杰作《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没有查阅任何图书馆或其他资料。1940年以后，他再也不想听“事件”了。他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坦率承认：“去他的‘事件’，尤其是当它们很烦人的时候！” ³ 1940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选择了“长时段观察”作为他的“藏身之地”。他研究了地中海，因为其历史上的“永恒”和“崇高的静止”使他着迷。

长时段

布罗代尔主要强调的不是兴起或衰落，他几乎没有使用这些术语。吸引他的是文明如何生存、自我改造、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和重新出现。他有本书中专辟一章写阿拉伯文明在12世纪后的停滞或衰落，紧接着是伊斯兰文明生存了下来， ⁴ 接着又有一章是关于伊斯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复兴。让布罗代尔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罗马帝国的没落和衰亡，不如说是它在欧洲文明中的恒久和存续，直到14世纪民族文学的出现。 ⁵ 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确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长周期。这种循环发端于12世纪，并在15—18世纪主导了欧洲经济，持续了大约500年。《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用数百页的篇幅讲述地中海世界的气候、文明、经济和人口结构，但只在最后一部分“事件、政治和人民”中才提到那位统治几十年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这本书的末尾，我们才看到他躺在临终前的床上！ ⁶

文明

如果说布罗代尔对兴衰的概念不感兴趣，那么“文明”的概念确实引起了他的兴趣，而且非常感兴趣。他不遗余力地用各种语言解释了这个词的不同含义，讨论了它最初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它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它如何与“文化”区别开来。布罗代尔还对一些重要的文明史学家，包括雅各布·布克哈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等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了他们的作品。 ⁷

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布罗代尔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处理表明，他从根本上贬低历史上的伟人。他的第二本关于地中海的书是死后出版的，其中有一章“大人物：地中海文明”。 ⁸ 这一章的标题揭示和表达了他的哲学核心。文明决定历史，理应称得上伟大，而短暂的国王则不配。在谈到伯里克利（Pericles）时，修昔底德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至关重要，而布罗代尔却在书中说：“相信伟人手中掌握着命运，而事实上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被命运冲昏了头脑，这难道不是一种幻觉吗？” ⁹ 虽然低估伯里克利不会使布罗代尔在当代人中树敌，但类似的历史判断却使他卷入了与法国研究反犹主义史的犹太历史学家利昂·波利亚科夫（Leon Poliakoff）的争论。布罗代尔谈到了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将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但他为统治者们辩护，反对波利亚科夫指控他们是反犹主义者。“在西班牙的那种情况下，我自然站在犹太人一边。但是这种感觉……与基本问题无关。让我再次强调经济形势，一股盲目的力量……必须承担责任。当他们在1492年驱逐犹太人时，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并不是以个人身份。……文明和经济一样，有着长期的历史：它们容易发生群众运动，……在历史的重压下前进……” ¹⁰ 西班牙犹太人的领袖唐·以撒·阿巴伯内尔（Don Isaac Abrabanel）非常了解他的国王，他试图阻止驱逐，但徒劳无功。他确信费迪南可以“以个人身份行事”，撤销驱逐令。布罗代尔在讨论20世纪的历史时并没有放弃他的立场。当他写20世纪的欧洲和法国时，对维希政权和希特勒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他曾经提到过后者，说他与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样，这三位欧洲著名的统治者都深知，他们无法用武力统一欧洲。 ¹¹ 这三个人和希特勒是一类人吗？即使布罗代尔的目的是强调历史的深层次力量，而不是强调个别统治者，这种比较仍然令人不安。布罗代尔一生的理论深受法国社会和学术界的好评。在这些年里，法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忘记维希时期，或者把它解释为一个由压倒性力量而不是由法国自己的领导人带来的黑暗时期。

未来

1960—1962年，布罗代尔试图运用他的原则，根据当代主要文明的“长时段”历史，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轨迹。 ¹² 他看到“阿拉伯复兴”正在形成，并用一句俏皮话描述了阿以冲突的本质，这句话比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解释更具洞察力：“上帝的两个民族同时出现，这让外交官和将军们哪能吃得消！”他预测，未来非洲将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化，而中国可能因他所谓的文化停滞而步履蹒跚。如果不包括更大的文化和宗教统一，欧洲的统一仍将是脆弱的。美国将面临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种族关系和孤立主义方面，但是苏联站在向“幸福”社会和“了不起”的物质成就的伟大转型的开端，它有着“巨大”的未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布罗代尔的预测没有一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回顾过去，他所看到的一些“长时段”的力量似乎是同时代法国思维习惯和戴高乐主义外交政策目标的一面镜子。

布罗代尔与犹太人

布罗代尔的原则在犹太人历史上的应用尤其困难，因为犹太人生活的物质基础经常发生变化，而且远不如其宗教史那般为人熟知。当布罗代尔说“文明，无论大小……总能在地理地图上找到”， ¹³ 他似乎排斥了犹太人。此外，每一种文明都应该有经济基础。在一本几百页的遗作中，布罗代尔比较了古代中近东、希腊和罗马的地中海文明。关于古代以色列，只有不到半页的篇幅，其中提到所罗门王的圣殿和铜矿。最后出现了这句奇怪的话：“没人能预见到……未来对于以色列的精神信息所起的神奇作用！” ¹⁴ 事实上，没人能像他一样看待所罗门王的铜矿。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物质基础与以色列日后对世界的影响无关。

布罗代尔可能在思考是否存在犹太文明，以及他的理论如何适应这个问题。当他被告知有些事实不能证实他的历史哲学时，可以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形容他的心情：“事实太糟糕了！”在犹太人的案例中，布罗代尔确实承认历史事实，即使这些事实一眼看上去融不进他的哲学。他反省的结果是他在那本关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的杰作中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一章：“一个同所有其他文明对抗的文明：犹太人的命运”。 ¹⁵ 通过对16世纪和17世纪的思考，布罗代尔最终确定了犹太文明的物质基础。他发现犹太人“形成了世界上领先的商业网络”，由此维持着他们的文化以及宗教福祉、社群自治和政治影响力。布罗代尔做了一系列详细的观察，它们超越了菲利普二世时代，因为这些观察也指向犹太人在其他时代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1）犹太人是不同文明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人，他们懂多种语言，印刷第一批书籍，传播科学技术甚至是军事技术。

（2）为了缓解分散和人数少的问题，犹太人通过旅行、信件和书籍建立了强大、连贯的网络。他们人数很少，但这对他们的效率不存在任何障碍。

（3）犹太人适应当时环境的能力极强。

（4）与异族通婚频繁，这通常对犹太教有利。

（5）当犹太人能够做到下面这一点时，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打击或威胁其敌人：他们成功地组织了几次对敌对城市的经济抵制活动。

犹太文明的本质特征，以及犹太人苦难、力量和生存的本质特征是，他们的文明正朝着与其他文明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其他文明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时，它对此提出了异议和蔑视。犹太大流散是一个“单一的命运”，它的“剧场就是整个世界”，“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现代命运”。

他似乎想消解早先的疑虑，就像汤因比一样，布罗代尔现在向犹太文明致敬：

犹太文明毫无疑问是有的，它个性十足，以至于不总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文明。然而，它施加了影响，传播了某些文化价值观，抵御了其他文化价值观，有时接受，有时拒绝：它拥有我们定义文明的所有品质。诚然，它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在概念上扎根于任何一个地方，它不服从任何稳定和不变的地理规则。这是它最原始的特性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特征。……（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运动的文明，当然不是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化石般的”和惰性的文明。恰恰相反，它既警惕又好斗，不时被奇怪的弥赛亚观念的爆发所席卷，特别是在近代早期。早在斯宾诺莎之前，它就被理性主义和无神论所分裂，理性主义导致一些人走向怀疑论和无神论。另一方面，群众倾向于非理性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以色列的命运、它的力量、它的生存和它的不幸，都是它拒绝妥协、拒绝被稀释的后果，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忠于自己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天堂和地狱。 ¹⁶ MT04FzG//E9j5tGPsaWS7PsyrpBJ5jwetuw6nn7t6D5YqO5WqW2b5InHOVK+Pm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