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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蒂里姆·阿历克赛德洛维奇·索罗金出生于俄罗斯农村的一个芬兰少数民族社群。他10岁或11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城镇，并学会了读写。1906年，他作为一位反沙皇的革命活动者被捕。1917年革命后，他成为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一员，并建立了一个俄国农民苏维埃，但很快被共产党人驱散。1918年，他又一次站出来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两次被捕，然后被判处死刑。1922年，他被列宁赦免，并被驱逐出境，移民美国。1930—1955年，他在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皮蒂里姆·索罗金作为高层积极参与他那个时代的暴力动乱，这使他可以与修昔底德、司马迁和伊本·赫勒敦相提并论。除了这四位，本书中没有一个学者有如此资历，可以声称个人参与了重大的历史性世界事件。冒着生命危险但输掉了赌注的索罗金转向写作和研究历史的兴衰。索罗金的前辈们的个人经历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强权政治的现实和陷阱。索罗金的情况并非如此：经验使他更加虔诚。
在现代有关兴衰的理论家中，索罗金是罕见的。他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备受赞赏，但在今天却很少被提及，这表明即使在20世纪，在学术的外衣下，“兴起”“繁荣”和“衰落”的定义也可能完全取决于宗教标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基督教的标准。和汤因比一样，索罗金也受到斯宾格勒和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但与汤因比的比较不能走得太远。汤因比调适并修正了斯宾格勒的教条主义结构：他知道太多的历史，不能接受所有这些观点。索罗金采纳了其中的一些，补充了更多他自己的观点，并试图用来源不明的统计数据来支持他的理论。汤因比的宗教背景是基督教新教。索罗金信仰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但他的信仰包含了强烈的末世论，这一信念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在那之后，人类或其遗骸将全新和完全净化地复活。尽管这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主流神学的一部分，索罗金却秉持这种信仰，这与犹太弥赛亚主义有很多渊源。
索罗金的书试图把世界历史写成一个单一的、支配性原则的表现形式。他宏大的历史框架是精神上的。他的作品的关键在于，所有“文化”的表现形式（像斯宾格勒一样，他用“文化”来表示文明），换言之，所有的思想、制度、生活方式、艺术等都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之一。一种是精神上的或理想主义的（用索罗金的话说是“理想的”［ideate］，或被精神支配的），另一种是肉体的或物质主义的（用索罗金的话说是“感官的”［sensate］，或被感官支配的）。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混合的或中间的范畴，精神理想主义成分通常占主导地位。索罗金的理论假定身心完全分离，这是一种由基督教和柏拉图等哲学家传播的二元论，但不再得到现代科学和医学的支持（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信息，见本书第四部分第二章）。他不遗余力地证明这种分离是历史事实。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一个就是按照“文化心态”对教皇、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进行分类，据说这些人都属于上述三类之一。索罗金统计了42—1932年在位的256位教皇，并计算得出其中14．6%是物质主义者，40．1%是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者，45．3%的人是混合型，总体上还不错。相比之下，938—1793年的32位法国国王的得分就不佳了：62．5%是物质主义者，只有25%是理想主义者，12．5%是混合型。俄国沙皇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索罗金曾与其中最后一位斗争过：在1290—1918年统治俄国的32人中，索罗金认为59．3%是物质主义者，只有15．6%是理想主义者，这一比例甚至比臭名昭著的法国的比例还要糟糕，还有25．1%的人是混合型。奥地利国王的情况稍好一点，而英国国王的情况则不佳。 2 我们对早期教皇和国王的私密生活与内心信仰一无所知，而对后来的教皇和国王又知之甚少，因此这些数据只反映了索罗金强烈的禁欲主义倾向和偏见。为了证实他的理论，他在研究政治、文化和科学的世界历史时提出了类似的数字游戏。但这并不是布罗代尔和他的学派在呼吁“计量史学”时的想法，即基于可量化的地理、经济和社会数据的历史。
索罗金理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是，文明（“文化”）可以与生物有机体相媲美，就像斯宾格勒的比喻一样。文化是“鲜活的统一体”，它们的所有组成部分，如艺术、音乐、科学、哲学、法律、伦理，甚至社会、政治、经济组织，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上保持和谐、同时发生变化的。它们不是随机并排放置的独立隔间的集合体，而是显示出所有要素的“内在一致性”与“整合”。 3 索罗金承认，经济状况与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可能不那么紧密。社会文化变革只来自制定的法律，而不是外部挑战。一种文化“本身就有其变化的原因”。 4 索罗金反对“外部主义”的变革理论，比如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模型。文化“凭借自身力量而改变。……即使它的所有外部条件都是不变的，它也不能不改变”。 5 这个想法是对斯宾格勒理论的模仿，他常常引用斯宾格勒的思想。
索罗金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历史动力学理论。历史自我重演，没有连续的线性趋势，只有周期。历史是在“变化”或“交替”中运动的，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文化时期相互交替。一个波动可以持续几十年或几百年，然后潮流开始转向。在索罗金看来，过去的500年，也就是威廉·麦克尼尔所说的“西方的兴起”时期，实际上是西方的衰落时期。这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被不断增强的物质主义波动所主导。这在政治上是显而易见的：“谁是我们的领导人？成功的赚钱者。怎样赚钱没什么关系。除了少数例外，他们都是‘社会’的顶端。……与此相一致，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可出售的。” 6 但这股浪潮现在已经到了“路的尽头”， 7 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物质主义危机。西方正走向“生命中最深刻、最重要的危机之一。这场危机远比寻常的危机大，它深不可测，结局也不可知”。 8 然而，不可避免的崩溃并非终点。在这一点上，索罗金与斯宾格勒的观点不同，斯宾格勒曾预测过西方的末日。当索罗金描述刚刚开始的末日前景时，他听起来更像是一位传统的恫吓式的美国传教士，而不是社会学教授。“被灾难的严峻考验净化过的西方社会将被赋予新的魅力，并随之复活。” 9 一种新的精神理想主义文化将从这场磨难中诞生。
索罗金很少使用“兴起”和“衰落”两词，但他的意图是明确的。“兴起”相当于“理想”，而“衰落”则相当于历史的“感性”波动。前者由思想支配，后者由感官支配。从19世纪至20世纪的历史都在衰落，包括文艺复兴、科学革命、“西方兴起”，以及人类历史上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增长最快的时期，也包括人类已知的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和革命。什么时候是伟大的创造时期？那就是基督教早期，从6世纪至12世纪。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是精神性的，它的目的和需要是非物质的。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说法。索罗金没有讨论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物质文化的灾难性崩溃，没有讨论伴随外来入侵而来的苦难和流血，也没有提到公元9世纪至11、12世纪期间物质条件的改善和欧洲人口的三倍增长。他的标准不同于其他学者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索罗金的著作是一个例外，但同时也提醒读者不要忽视伴随“兴起”和“衰落”两个词的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索罗金很少提及犹太人，也没有给犹太人的兴衰带来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