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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汤因比写了一部世界文明史。他的《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
分为12卷，历时30多年完成。前五卷（1934—1939）包含了使他成名的文明理论。后六卷（1954—1961）涵盖了许多不同的问题，如历史理论、普世国家和教会、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西方的未来等。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再思考”很少为人阅读，这一卷是针对他的批评者的，包含了自我批评地重新审视他的一些论文，特别是收回了他早先对犹太教的敌意（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五章）。汤因比的知识世界是广阔的。他的参考资料表明，他从《圣经》、希腊神话和歌德那里获得了很多灵感。斯宾格勒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历史哲学家，影响他的其他历史学家还有吉本和伊本·赫勒敦。汤因比是基督教新教徒，基督教支配着他的思想就像伊斯兰教支配着伊本·赫勒敦的思想一样。他还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憎恶战争和现代科技文明中的许多其他东西。他的书充满了价值判断。很少有历史学家会像他一样公开反对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科学必须“价值无涉”的假设。
无论汤因比宣扬的伦理价值观是什么，他对当代政治事件和人物的判断都是出了名的差。1936年，他去柏林见了希特勒，回来后深信纳粹独裁者真诚热爱和平。 2 毫不奇怪的是，他不喜欢丘吉尔，支持内维尔·张伯伦。同年，他对斯大林表达了深深的敬意。1939年，当莫斯科审判、大规模清洗以及数百万人被驱逐到古拉格的报道面世之后，他仍然写道，“斯大林的动作很微妙，他也许是一位先驱”， 3 并祝愿这位红色独裁者因为他“卓越的政治顺势疗法”而“以政治家的身份成名”。汤因比并不是他那个时代唯一同情希特勒或斯大林的英国知识分子，尽管他是唯一一个同时同情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最激烈的时候，他把美国（以及六日战争后的以色列）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而不是苏联。
汤因比统计了21种文明（后来改为23种），其中大多数已经灭绝，但仍有5种（后来改为7种）仍然存在：西方、伊斯兰教、远东（主要是日本和韩国）、印度教和东正教。在1939年以前出版的书中，汤因比没有把犹太教、现代中国、非洲或奥斯曼土耳其算作真正的文明。他公开展示了对这些文明的偏见，也表达了对黑人的偏见，认为黑人“未能积极参与文明事业”。 4
汤因比认为，文明受制于某些基于共同行为模式的历史规律，但这些规律不是强制性的，也不一定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在与他尊崇的导师斯宾格勒的核心思想进行长期的内部斗争过程中，他形成了一些最深刻的信念。即使斯宾格勒的名字没有出现，人们也能认出他的影子。当汤因比在他的著作开头断言“我们看不到未来”时， 5 他显然是在回应斯宾格勒著作的开头，斯宾格勒曾断言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文明不是封闭的单位，它们相互影响，它们之间有“内在的相似性”， 6 因为文化成果是从一个文明传递到另一个文明的。汤因比驳斥了斯宾格勒的“有机”决定论，认为人总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死去的文明不是死于宿命，一个活着的文明也不是注定要……加入大多数同类的行列……走向灭亡。” 7 因此，对汤因比来说，西方的终结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确实和斯宾格勒一样，对西方的未来抱有普遍的悲观情绪。马克思主义是他一生反对的另一种历史理论，不是反对部分而是反对全部。他认为文明的进步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同样，一个文明的衰落和崩溃不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而是由政治错误和精神变化引起的。
与许多其他人相比，汤因比对文明的兴起和发展非常感兴趣，而不仅仅是对它们的衰落感兴趣。他最值得纪念的贡献仍然是他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
文明的起源和 “ 挑战与应战 ” 理论机制的运作
一个新的文明以“分离”或“分化”的形式出现， 8 而早期文明已经失去了它的创造力，因此也失去了许多成员的凝聚力。文明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一个民族的任何遗传倾向，或是由于宜人和诱人的自然条件，而是作为对五个外部或内部挑战的回应。这些挑战可能来自恶劣的自然生活条件、迁往新国家（通过征服或移民）、外来的打击和侵略、外部压力以及出于宗教或社会原因的内部迫害或歧视。挑战越大，刺激就越大。然而，这一原则有其局限性。太严峻的挑战会破坏一个社会。挑战的严重性不可能无限地增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文明反应方面的“回报递减定律”就成立了。一些文明被挑战所压倒，毫无反应，从而消失了；其他文明则以另一种不同的、常常被削弱的形式幸存下来。因此，有一条“中庸之道”， 9 它被定义为在太弱的挑战和过于严重的挑战之间的中间地带。最具刺激性的挑战就在这条中间地带。
文明昌盛 、 反复的挑战 、 创造性的领袖和少数人的工作 ， 以及 “ 退出 — 回归 ” 运动
有些文明诞生之后从未成长。用汤因比的话说，它们成了“被捕者”（arrested）或“盲巷”（blind alleys）。在“盲巷”中，有斯巴达、爱斯基摩人（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为因纽特人），还有被汤因比视为“败类”的奥斯曼土耳其。 10 一个文明要想发展，需要的不只是单一的刺激；应对挑战时的松懈可能导致停滞和衰落。一定有一种“生命冲动”（lan vital）——汤因比喜欢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发明的这一美丽但不易翻译的术语——将运动进一步推进，并将运动转化为一种“重复的周期性节奏”。如果一个文明在成功应对外部一系列挑战后继续繁荣发展，“挑战与应战”的行动领域将从外部环境转向内部环境。在这次转移之后，主要的挑战将是内部的。
兴起和繁荣有特定的社会学驱动力。这些驱动力只能由极少数有创造力的派别和人物来解释，而追随他们的多数派被汤因比轻蔑地称为“懒散的后卫”。 11 他是一个精英主义者，对有创造力的个体的经常出现很着迷。汤因比认为，“退出—回归”（withdrawal and return）运动对这一进程至关重要，许多政治和宗教领袖都经历过这一过程。未来的伟大领袖需要脱离并暂时退出他们的社会环境，然后脱胎换骨重新回到同样的环境中。为了实现潜力，他们必须暂时摆脱各自的社会环境和制约。这似乎促进了后来的创造力。世界上许多伟大领袖的传记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理论。
文明的崩溃和 “ 创造性 ” 少数派向 “ 主导性 ” 少数派的转变
汤因比拒绝对衰落做确定性的解释。文明的消亡是由于自身的错误。“文明崩溃的道义责任在领导人身上。” 12 那些成功应对一个挑战的人，往往在下一个挑战到来时失败，因为他们满足于自己的荣誉。在曾经有创造力的个人和少数派的灵魂中，创造力会丧失，这是一种“创造力应得的惩罚”。 13 然后这些人就变成了仅仅是“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派，凭借武力统治。其他相互关联的原因包括旧制度拒绝必要的改革、军国主义和“对胜利的陶醉”， 14 这可能导致胜利的国家和宗教犯下严重错误。汤因比没有提到经济或生态因素的崩溃，甚至没有提到外来侵略和战争的失败。
文明的解体与分裂
在精神和社会机体中，文明的崩溃不一定导致它的解体。它只会导致文明的僵化，就像古埃及一样。 15 解体是文明生命的最后阶段。当不同的、矛盾的行为和情感模式出现时，人们的精神就会产生分裂或深刻的分野。值得注意的是，汤因比选择了“分裂”（schism）这个带有贬义的宗教术语。它来自教会历史，指的是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汤因比不仅不喜欢公开的战争，而且也不喜欢一般的冲突和对抗。在汤因比的思想中，冲突中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这是其他历史学家肯定会拒绝的判断。汤因比像斯宾格勒之前所做的那样，发现了西方文明瓦解的所有症状。他用“野蛮化”“庸俗化”“标准化”等术语来描述自己的时代。 16 费尔南·布罗代尔甚至可能对“解体”一词提出质疑：他假设，长期存在的文明并不是简单地解体和消失，而是发生变化，其组成部分在新的地点、以新的形式出现。
汤因比认为，精神与宗教力量——而不是科学、技术和工业——正在推动历史发展，并应继续推动。他对科学、技术和工业知之甚少，并对它们在现代世界中占据的重要性表示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文明的未来感到担忧，主张建立一个普世性的国家或世界政府。在他看来，精神上的恢复和宗教的回归对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至关重要。
汤因比与犹太人
没有其他任何一位现代非犹太文明史学者，像汤因比那样对犹太人和希伯来《圣经》如此感兴趣。关于犹太历史的章节和段落遍布他的作品，可以填满几百页。 17 在汤因比之前，还没有哪位世界史学者关于犹太教的言论能在他那个时代如此广为人知，并引发了如此激烈的辩论，特别是犹太人自己也参与了辩论。这些言论产生了大量的回应文章、公众辩论、学术书籍和出版物，汤因比在其著作的最后几卷中精心记录了这些内容。从他对犹太人及其历史的评论里，可以发现20世纪以前许多传统的反犹主题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表达，但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彻底改变了主意，雄辩地表达了对犹太民族重新崛起的美好希望。
汤因比的态度一开始就不合逻辑，这只能归结于他的基督教偏见。他称犹太人为“化石”，可以与印度的帕西人相提并论，这成为他除了“挑战与应战”之外最著名的一个术语。他拒绝在真正的文明之林中给予犹太文明地位。但是，在他的12卷著作中，为什么每隔几页就会回到他的“宠物”化石上？而帕西人只被提到一两次，然后就从他的故事中消失了。汤因比认为，即使在《圣经》时代，犹太人也没有一个真正真实和独立的文明；它们是一个笼统的、被模糊描述的“叙利亚”文明的一部分。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后，它们成了“废墟”，“在世界上漂流至今”。 18 他满怀敬佩地提到约哈南·本·扎卡伊（Yohanan Ben Zakkai）拉比，后者在这场灾难后改变了犹太教，并帮助犹太教得以生存，但其中存在一个矛盾：汤因比承认犹太人非凡的适应和生存能力，但不想承认犹太民族和文明的持续性与长期性。他认为，犹太人性格的形成主要源自对歧视的反应。汤因比认为，犹太人强烈地意识到他们与他者之间的差异，而且满怀“不可估量的优越感”——这在他的笔下是一种可疑的恭维之词。 19 当汤因比讲到20世纪时，他用20世纪50年代所能听到的最严厉的言辞来谴责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犹太大屠杀。他发出这一声音是在艾希曼审判之前，当时欧洲正试图忘记大屠杀这段令人不快的插曲，而有关这一事件的少数几本书也没有销路，几乎无人知晓。汤因比警告西方，它将因自己的罪行而活在“永远的耻辱”中。半个世纪后，纳粹大屠杀在世人的良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汤因比似乎是极少数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料到这一点的人。但随后他转过身来，以同样强烈的语气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不公正罪行。他对以色列的生存权表示质疑，他对以色列在驱逐巴勒斯坦人方面的过错的指责，常常与针对美国和那里的犹太游说集团的攻击如出一辙。他这方面的措辞几乎与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新一波西方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一模一样。
但与此同时，在1961年他的《历史研究》的最后一卷出版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他推翻了许多旧的信念，即使没能改变他那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他对犹太人的重新评价与以往截然不同，这一转变很难找到任何解释。在这本著作的最后一卷中，他第一次承认，他从小就有反犹偏见，这扭曲了他的判断。犹太人不再是“化石”；他们现在受到称赞，被认为创造出不亚于中国模式或希腊模式的另一种文明模式。犹太人首先展示了一个民族在被连根拔起后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活着的一代人和我们的后继者”需要犹太人的流散模式：“这一先驱成就已被证明是未来的浪潮。” 20 汤因比预计，未来还会出现许多其他的“流散”，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惊人的远见，因为当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国家边界仍然关闭。而更多“流散”将会出现。
汤因比呼吁犹太人寻求皈依者，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使之犹太化。这将是“犹太教命运中的成就”，因为“犹太教是为全人类而存在的”。 21 他希望有一位犹太先知能够让犹太民族相信他们肩负着普世的使命：“2500年来，全世界都在等待这位先知。”这是否意味着这位老迈的英国新教徒不再相信耶稣就是这个先知？无论如何，在20世纪，犹太人从来没有想象过比这更高的要求和更崇高的世界使命。当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出版时，犹太人几乎毫无反应。他们可能已经不读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