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约翰·赫伊津哈（荷兰，1872—1945） ¹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从学习语言学、梵语和人类学开始学术生涯。1915—1942年，他是荷兰莱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纳粹在占领这个国家时，知道赫伊津哈的威望，但也知道他对他们的敌意，所以在战争最后几年，他们将他拘押起来，他死于拘押期间。赫伊津哈是近代文化史的奠基人之一。他经常和雅各布·布克哈特一起被提起，他很欣赏布克哈特的作品。他和布克哈特一样热爱艺术，但也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深感悲观，1933年以后尤其如此。

他的著作量不大。其中对兴衰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有两本书：一本是他的伟大经典著作《中世纪的秋天》（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首次出版于1919年；另一本是1941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17世纪的荷兰文化》（Dutch Cul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007年，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称《中世纪的秋天》是“20世纪上半叶文化史上的杰出作品”， ² 而《17世纪的荷兰文化》的地位后来被乔纳森·以色列的杰作《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所取代。 ³

一个时代的写照

赫伊津哈写文化史的目的是描绘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和思想情感特征，及其在艺术、文学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赫伊津哈对历史事件及在位国王的决定和敕令不感兴趣，但他并不忽视统治者。统治者们与无数的艺术家、诗人、编年史学家、牧师和不法之徒一起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们的轶事点缀在他的书中，作为那个时代典型模式的例证。

布克哈特从描述意大利各城邦及其统治者的性格和政治入手，阐释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的兴起背景。赫伊津哈并非如此：《中世纪的秋天》的前两章描述了“生活的紧张”——中世纪晚期人们的情感和观念中的巨大矛盾以及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都是推动中世纪晚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深层力量，而不是日常政治。与布克哈特不同，赫伊津哈懂得大量的人类学知识，能够提供快速的道德判断。他警告读者，中世纪的许多心理矛盾在现代是不可理解的，不应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也不应被视为虚伪的迹象。最纯真的爱和最粗俗的淫秽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并行不悖；对一些想象中的在地狱中燃烧的可怜灵魂的含泪悲悯和对现实生活中的公开拷打与行刑的欢呼雀跃，也可以并行不悖。仔细观察会发现，赫伊津哈描述的一些明显不连贯的心理状态在今天仍然能找到。第五章“英雄主义和爱情之梦”表明，中世纪骑士精神的理想强调禁欲主义（或剥夺性欲）和对英雄式的死亡的渴望。赫伊津哈认为年轻人的这两个特征在心理上是紧密相连的，这一见解在今天仍然有效，尽管已经不适用于基督教的领地。

赫伊津哈既是布罗代尔的镜像，又是布罗代尔的对位，后者也在寻找历史的深层结构和“长波”，并在文明的经济基础和其他物质基础中发现了它们。赫伊津哈的作品中没有提到后来才开始出版作品的布罗代尔，但是他参与了大量的论战，指出对历史的经济解释存在不足，而经济解释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很有影响力。“文化史必须处理对美的梦想和对高尚生活的想象，这两者丝毫不亚于人口统计和税收。” ⁴

在一个例子中，赫伊津哈对“事件”的漠不关心简直让读者难以置信。在第十一章“死亡的形象”中，他写道：“没有哪个时代像中世纪晚期那样如此重视关于死亡的思想。‘记住你会死’（memento mori）的呼喊在生命中无休止地回响。” ⁵ 然而，这一丰富多彩的章节竟然没有提到黑死病，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流行病之一，它自13世纪40年代末起席卷欧洲。赫伊津哈不可能相信在那个时代引起共鸣的“记住你会死”单单是源于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与黑死病这一“事件”没有任何联系。那他为什么会选择忽视黑死病呢？

转型而非断层

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是对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一种尊重但又具有批判性的回应。赫伊津哈反复强调，布克哈特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界限划得太过清晰，没有出现断层，许多文艺复兴的特征在中世纪已经存在，而许多中世纪的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仍然存在。“每当人们试图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划清界限时，边界线就会后退。” ⁶ 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不会消亡：它将转型为一个新的时期，并保留它的许多元素。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序言中，赫伊津哈已经担心，“秋天”这个词——确切地说是荷兰语herfstij，可能会被误读为对衰落和死亡的隐喻。这并不是他想说的。相反，他的意思是，秋天和冬天总是为新的春天铺路。 ⁷

17 世纪荷兰文化的兴起与黄金时代 ⁸

《17世纪的荷兰文化》是194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是荷兰知识分子反抗德国占领的行为。旧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衰太过突兀和壮观，无法用“转型”来解释，就像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那样。荷兰的兴起是一个“奇迹”，在争取独立的斗争开始后，荷兰的权力和文化迅速达到顶峰，其发展轨迹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建立在一块非常小的领土上。赫伊津哈称，这些事态发展的“最内在特征”无法用社会经济和（或）政治因素来解释。然而，他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物质因素也涉及其中。他回顾了有利于荷兰兴起的条件：国土面积小，海洋，河流，通航和贸易能力强，城市占优势，没有巨大的社会差距，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荷兰人民的特点，即简单、清醒和节俭。赫伊津哈提到了荷兰的贸易实力、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但没有像乔纳森·以色列在他1995年的书中所说的那样，将这些作为压倒一切的驱动力。

加尔文宗的作用

赫伊津哈断言，加尔文宗对荷兰的兴起和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它给了荷兰文化“增长的力量”；它给了荷兰人民“信仰、勇气、信任和坚定”， ⁹ 这是该国政治、军事和经济成就的最终基础。因此，宗教和文化因素有助于解释物质上的成功，维持文化的主要不是物质因素。以色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他并不完全相同。他不认为加尔文宗是荷兰成功的一个非常突出和独特的因素。他承认加尔文主义为早期荷兰改革运动的教条和组织提供了一套有序的结构，并缓解了它的碎片化，这非常重要， ¹⁰ 但他也谈到加尔文宗神职人员的不宽容，这在文化上非常具有制约性。

领导和治理的作用是什么 ？

赫伊津哈不认为领导和治理是兴起和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使他与本研究中的其他历史学家形成了对立，除了布罗代尔和一些稍后将要讨论的美国历史学者之外。赫伊津哈的异议引人注目，与其他历史学家相反，他不相信历史的长期经济决定因素。荷兰政府及其政策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程度和永久性的支离破碎助长了赫伊津哈的疑虑。当他将17世纪的荷兰与周围的大国进行比较时，他发现欧洲专制统治者及其集权官僚机构的强力意志、虚荣心和冒险精神为他们各自人民带来的福祉，远不如荷兰体系为其人民带来的福祉。以色列也对荷兰政府的混乱和支离破碎发表了大量评论，但他相信，如果没有非凡领袖的意志力和远见，荷兰共和国至少会两次招致灾难。 ¹¹ 另一位历史学家将赫伊津哈对领导和政府权力的严重不信任归因于他的宗教遗产与他的祖先，他的家族祖先从16世纪起就一直是再洗礼派的传教士。 ¹² 再洗礼派是激进的、改革派的清教徒异见者，他们原则上拒绝参与政府或公共服务。

衰落与末日

18世纪的荷兰思想家用震惊和悲伤的笔触，描述了他们的国家实力以及黄金时代的衰落和崩溃，并为这种衰落寻找道德原因。在赫伊津哈对荷兰衰落的分析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震惊和悲伤。他注意到了“真正的民族愿望和灵感的减弱”和“品位与能力的削弱”，并问道：“什么时候力量减弱了，花朵凋谢了？” ¹³ 在精神上，荷兰似乎“干涸并沉睡了”，荷兰人是否失去了一些最基本的特征？赫伊津哈认为，18世纪的荷兰人与17世纪一样富有，他可能错了，只有荷兰人民新的“对和平与宁静的渴望”才能最终解释黄金时代的结束和国家的衰落。赫伊津哈试图捕捉衰落的文化原因的迂回曲折的说法，充其量只是隐喻，解释不了多少实际情况。诚然，赫伊津哈没有获得乔纳森·以色列的研究将在60年后提供的大量经济、贸易、金融和人口相关数据，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对荷兰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的急剧崩溃却无话可说，也没有说到城市的迅速贫困化、许多高技能精英的移民、令人震惊的军事失败或者大学的智识退化，而这些都足以充分解释荷兰的衰落。

赫伊津哈与犹太人

《17世纪的荷兰文化》中有一小段关于犹太人的文章，这段话很有意义，因为赫伊津哈在1941年纳粹占领荷兰期间发表了这篇文章。赫伊津哈说，犹太人对荷兰的崛起和成功并不重要；以色列已经证明赫伊津哈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犹太人确实为荷兰共和国的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赫伊津哈赞扬了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为许多犹太人提供了和平、宽容和某种程度的尊重，而这在欧洲其他地区是没有的。然而，来自德国的17世纪犹太移民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尊重，赫伊津哈站在他们一边。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们不得不“遭受无法形容的对以色列的诽谤”。 ¹⁴ 9nMk3W5P4gvgmdx6obnaAQRSQFL1KXgKNbC6emXIX7WTvsPFyEAwl4CJ/o2EQO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