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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德国,1880—1936) 1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est,在英语世界被错误地译为《西方的没落》) 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成的,并于1922年以定稿出版。早在1912年,斯宾格勒就想到了这个主题,当时西方的统治精英们仍然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无法撼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的终结》成为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讨论最广泛的书籍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的悲观情绪,虽说它的风格凝练难懂。这本书对许多思想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例如,阿诺德·汤因比后来写道,当他开始读这本书时,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他决定把余生献给历史研究。汤因比在其作品中经常提到,斯宾格勒是他一些主要思想的来源。 2 相比之下,学院派的历史学家抨击斯宾格勒的非传统思想,并责怪他作品中大量的史实错误。更糟糕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认为是右翼极端分子,帮助纳粹铺平道路。后者当然希望斯宾格勒能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没有:斯宾格勒在死前一直远离纳粹。

斯宾格勒在一开始就宣布了他的目标:他的书是预测未来历史的第一次“科学的”努力。 3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每一种文化(德语“文化”[kultur]一词在其他欧洲语言中有“文明”的含义,如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所述)都是一个有机体。所有的文化都必须经历同一个周期:就像一种植物或动物(此书副标题“世界历史的形态学概述”借用了生物学的“形态学”一词)的生长和死亡一样。“文化是有机体。……中国文化或古代文化的非凡历史,在形态学上与个人、动物、树木或花朵的简史完全可以相提并论。” 4 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有机的或周期性的历史理论。歌德把文化比作有生命、能生长的有机体,斯宾格勒提到歌德的次数比其他任何诗人都多。但歌德把这一思想发展成诗歌隐喻,而不是僵化的历史学说。斯宾格勒认为,在一种文化中发生的事情必然发生在所有其他文化中,包括德国的文化。通过研究早期文化的兴衰和消亡,我们能够准确地预测我们的文化将会发生什么。比较是“了解我们自己未来的关键”。 5 这种演变,包括每一种文化不可避免的终结,都是不可改变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更好地认识到这一进程的无情性质和我们在其中的地位。斯宾格勒看到了八种重要的“高级文化”,每一种都持续了大约1000年,其中大部分已经死亡。它们具有相似的结构和相同的发展轨迹。每一种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都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与其他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艺术、音乐、宗教、科学观念、治国方略、军事组织,甚至数学等,都是由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所生发的,这种精神只是单一文化及其“灵魂”的典型特征,而不是其他文化的。

这些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纯属巧合且无关紧要。“世界历史”的概念,即一部全人类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人类没有单一的历史和目标。只有个别文化才有历史,它们的历史没有联系。当然,这是他理论中最令人怀疑的方面。所有历史都显示了不同文化之间不断的取舍: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更改。但斯宾格勒的教条和怪癖并不妨碍他许多伟大的见解,也不影响他对艺术和文学的敏感。他对被他视为所有西方文化的最高点的欧洲古典音乐的讨论,至今仍然令人着迷。 6

最后,文化的一个终极阶段叫作文明,它表现在独裁、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物质主义和大城市中。每一种文化都以文明结束,西方世界的文明即其文化的终结状态已经开始,并伴随着西方的衰败。它在许多方面可与希腊晚期文明相媲美,后者预示着古代世界的终结。西方世界的终结将在大约200年内到来(自从斯宾格勒撰文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这意味着终结将在22世纪的早期)。在这一时期之后,任何西方文化或民族都不会以其目前的形态和构成而存在。斯宾格勒非常谨慎,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来取代西方,但他表示,阿拉伯文化似乎非常牢固。他完全无视中国和印度,但他并不是他那代人中唯一一个无视它们的人。如果斯宾格勒能在2013年重获新生,也就是在他确信西方正在走向历史尽头的100年后,他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他的预言迄今为止是正确的,而且再过100年几乎肯定会实现。

斯宾格勒对西方最后一个时期做了一些直观的预测,结果证明这些预测离目标不远。他预见到,西方出生的孩子会越来越少,他们的人口数量也在减少,就像古代晚期的情况一样, 7 他们将住在1000万人口或更多居民的城市的巨型建筑中。 8 科学研究将不再以“可见的世界”为目标,这些研究将被无形的和无限微观的研究、数学和想象所取代。他还预测,独立的科学学科将越来越趋同。 9 文明的最后一个时期将出现“第二种宗教性”, 10 因为人们会再次希望“有信仰”,而不是“解剖”。军事机构将废除义务征兵制,取而代之的是小型的、志愿的和专业化的军队 11 ——这是一个惊人的猜想,要考虑到斯宾格勒得出这个猜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后不久。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22年或之前所作的预言,即1919年的和平会议只不过是下一场战争的前奏。 12 媒体(斯宾格勒时代只有报纸)对大众的影响力,以及它们操纵公众舆论的能力,将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以至于完全扭曲了“言论自由”的意思。媒体也将能够对不受欢迎的新闻实施“沉默审查”, 13 这将比过去所有的宗教和政治审查更加有效。

历史的有机循环理论早在斯宾格勒之前就已出现。在古代和许多其他文明中,它们支配着历史思想。更接近斯宾格勒的是18世纪那不勒斯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与斯宾格勒相比,维柯在他那个时代鲜为人知,但他对历史的看法在许多方面与斯宾格勒相似。令人惊讶的是,斯宾格勒在书中没有提到他。维柯说:“尽管各国的风俗习惯千差万别,但它们在三个不同的时代里始终保持一致。”他接着解释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人性、习俗、自然法则、政府、语言、符号和权威,它们彼此联系紧密,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表现形式。 14 斯宾格勒坚持了维柯的“不变的一致性”的理念,并和他一样坚信“时代”(对斯宾格勒来说是“文化”)的所有表达都有机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两位思想家对未来的看法完全不同。维柯和许多启蒙哲学家一样,是乐观主义者。他看到了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好人和可敬的人”成为统治者,开创了“由神圣的天意所决定的永恒的最佳自然联邦”。 15 而斯宾格勒那里当然没有这种美好的乌托邦。

斯宾格勒与犹太人

斯宾格勒对犹太人非常感兴趣和同情。他的书中有许多参考资料和两个关于犹太人的小章节,证明了他对犹太历史和文学的了解。 16 他对哈西德主义创始人巴阿尔·谢姆·托夫(Baal Shem Tov)表达了最深的感情,斯宾格勒把他比作耶稣。斯宾格勒认为不存在独立的和孤立的犹太文化。他把它们放在他所谓的“阿拉伯”文化或有时是“亚兰语”文化中。这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亚兰人、波斯人、早期基督徒、早期拜占庭人和其他民族。汤因比后来采纳了这一观点,但用更模糊的术语“叙利亚语”取代了“亚兰语”。斯宾格勒的“阿拉伯”文化的显著标志是它的“魔力”(德语中是magisch)性质,他经常将这一特征应用于犹太人。他将此与“浮士德式的”(即不断探索和扩展西方文化)形成对比。他坚持认为犹太人无疑构成一个民族,因为民族是一个心理单元,与语言、种族或出身完全无关,这不啻是斯宾格勒的一个小小挑衅,至少对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是这样。

犹太民族这种概念是一种默契的共识, 17 这解释了犹太人“无声和不言而喻的凝聚力”。 18 这种默契的共识是没有土地和地理限制的。它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人们深信不疑,但并不是基于理性或可测量的标准:“一种完全无意识的形而上学的驱动力,一种即时的魔力情感的表达。”“这种无声的凝聚力包含了一个‘魔力’民族的理念,它同时是国家、教会和人民。” 19 虽然犹太人有独特的品质,但他们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斯宾格勒提到了印度的帕西人、东南欧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换言之,其他散居海外的人。但欧洲启蒙运动腐蚀和毒害了“共识”(斯宾格勒常常简单地说“共识”,而不是“犹太人”)。“对犹太教来说,启蒙运动意味着毁灭,而不是别的。这个充满魔力的民族,连同隔都和它的宗教,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它已经失去了一切形式的内部凝聚力,只剩下针对实际问题的凝聚力。” 20 斯宾格勒预测犹太人的前途是严峻的,他带着明显的悲伤宣布:犹太人的消失在历史上将是不可避免的。斯宾格勒声称,西方犹太教统治着所有西方犹太人,它与西方文明纠缠得太深,将随西方文明一道消亡。“犹太教的命运已经完结了。”斯宾格勒不了解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也不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潜力。他只在书中提到后者一次,并讽刺说这是一场“弱智的少数人”的运动。 21 在1914年以前,大多数德国犹太人都会欣然赞同这一污蔑。 ikh0FJUE7vbbAhPvF/vEd/gSZ4+fY6qg1CspC+lY/yH3KBCw5yUYDkdAg01L0D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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