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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影响遍及现代社会学的各个领域。他是当时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之一，在政治上也很活跃，1918年后曾担任德国议会议员。他关于宗教社会学的书研究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以及宗教、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宗教是文明的重要推动力。他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从1904年到1906年分不同部分出版，并多次重印和翻译，是他的作品中被引用最多的一本书。
韦伯提出了一个许多人在他之后都会问的问题：怎样解释西方的兴起？为什么现代力量所有建立在理性主义进步基础上的构成要素，如科学、技术和工业等，是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发展起来？他的回答挑战了卡尔·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当时马克思对政治和社会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德国。马克思把政治、文化，特别是宗教视为经济的“上层建筑”，由统治阶级操纵，以捍卫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韦伯试图证明，宗教、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可能与马克思所假设的相反，至少在一个重要的案例（即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是这样。一种新的宗教可以通过引发彻底的精神变革来产生一种新的文明，从而重塑社会和经济状况。
反之亦然，正如韦伯在对中国和印度的分析中所证明的那样。在这些情况下，一个古老的宗教扼杀了精神和物质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一个文明的衰落。韦伯强调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不是金钱的积累，而是新精神的发展。 2 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欧洲资本与货币市场中心佛罗伦萨发展起来？韦伯预料到他的一些批评者后来会指出天主教意大利是现代银行业许多工具的发明者。这些工具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因素是马丁·路德的“对内在世界的职业活动的伦理评价”，这是“宗教改革的最有预兆的成就”之一。 3 “禁欲的理性主义”的新精神随着加尔文主义和一些新教教派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激进，清教徒在宗教生活和世俗行为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他们把有着深厚基督教根源的禁欲主义理想和生活方式从修道院转移到了职业生活中。他们创造了一种“世俗”的宗教， 4 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这种精神包括职业责任的思想和崇尚理性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与习惯。收获和工作成了生活本身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满足日常需要的一种方式。 5 这种精神的一部分是热爱储蓄和节俭，拒绝奢侈。通过赋予这种追求以积极的宗教意义，清教主义回应了一种紧迫的精神需求。天主教通过对教会圣礼的信仰担保了灵魂的救赎，但宗教改革已经从普通人身上消除了这种保证，并促使其寻找其他可以证明自己得到拯救的迹象。这就是为什么世俗的成功成为宗教救赎一个明显的衡量标准。诚然，当被视为个人的态度时，理性追求经济利益的精神并不局限于西方。然而，个人无法独自建立一套新的经济秩序。这样一种秩序只能起源于一大群人共同的生活方式，只有宗教的群众运动才能产生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韦伯提供的证据表明，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出现之前，新世界就存在着一种以宗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是物质条件的“上层建筑”。韦伯承认，其他因素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但如果没有新教伦理，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就永远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起源于新世界和欧洲的一些区域，最终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韦伯的博学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发现挑战了许多知识传统和范式。对他的著作的批评讨论始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1904年第一部分公开后的几个星期，并持续了一个世纪，至今仍未减弱。韦伯论文的局限性被讨论者提出，一些错误也被纠正了，但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却很少能如此长久地成为热门话题，产生如此多的思想发酵。以往对韦伯论文的表述的一个主要反对意见是，他被“误解了”，他并不想用一种新的精神决定论取代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决定论。 6 韦伯在书的结尾处确实强调，他不希望这样的结果，物质的和精神的历史解释都是可能的。然而，在他的书中却频频出现反对“天真”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论战。 7 他认为宗教思想的原始根源总是精神的，不能追溯到经济，但经济可以对宗教思想后来的历史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至少在一种情况下，一种新的宗教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秩序。韦伯期待着重量级的批评，并知道它会从何而来：他认为，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宗教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细节和民族性格的巨大影响。 8
中国的宗教
《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1916）
是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他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正如中国学界权威和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至今认为的那样。韦伯问，为什么王朝时代的中国甚至连现代技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都没有。毕竟，中国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国人的勤奋和商业头脑，还有儒家的理性主义、自制力和清醒的头脑，这些都与新教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这些有利因素被消极因素所压倒，其中一些消极因素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结果，而另一些消极因素则深深扎根于儒教思想本身。
儒教提倡适应自然，这与新教提倡的理性统治世界不同。它不重视能够更好地了解自然运作方式的科学研究，并且怀疑技术和经济创新。基于家庭纽带宗教意义的亲属团体保护其成员免于经济困境，并阻碍理性的工作程序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此外，儒教学者阶层，亦即这个国家的精英，鄙视商业活动，对经济政策没有兴趣。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一致认为，儒教思想——可能还有每一种宗教——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障碍，应该摒弃。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The Religion of India The Sociology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1916）
是韦伯关于宗教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印度教关于永恒不变的轮回周期的世界秩序的观念，对世俗世界的贬损，以及根植于宗教的种姓制度都阻碍了经济发展。韦伯无法预见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被称为“后儒家”社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它们的成功将要求人们对宗教之于亚洲经济和文明的影响有更复杂的看法。就目前而言，所有亚洲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模仿和改编：迄今为止，亚洲自身的文化和宗教传统里还没有出现完全不同的形式，因此马克斯·韦伯还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
马克斯 · 韦伯与犹太人
韦伯关于宗教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是《古犹太教》（Ancient Judaism，1917年出版，他1920年死后又出了增订版）
。韦伯非常重视犹太教的研究，因为犹太人“创造了高度理性的社会行为伦理。……没有魔法和任何形式的关于拯救的非理性的诉求”。这种伦理仍然是所有西方和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世界对犹太人的历史兴趣就建立在这个事实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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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韦伯提请人们注意犹太教在世界文明形成中的先锋作用。
但韦伯强烈反对犹太教对资本主义的创立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的观点。他的《古犹太教》是对他的同事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观点的颇具争议的回应，后者曾在其被广为阅读的《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1911）
一书中为这一论点辩护。韦伯认为犹太人是印度语境意义上的“贱民”。他们自愿选择将自己与环境分开，形成了一种二元道德观，一种是内部使用的道德，另一种是外部使用的道德，据说这使得他们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使用不同的商业伦理。另外，与新教徒不同的是，犹太人并不以寻求物质上的成功作为神圣恩典的标志，尽管成功总是受到欢迎的。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他们显然没有发挥可以与新教徒相提并论的经济作用。韦伯关于古代犹太教知识是从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旧约》学术中汲取的，他不读希伯来语，对拉比犹太教的知识（拉比犹太教是犹太经济伦理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来源）也知之甚少。他把犹太人描述为具有双重道德的“贱民”，引起了学术界的许多批评，此后又有更多严肃的历史研究致力于探讨犹太人在西方经济中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尚未完成古代犹太教经济伦理的著作便去世了。
就像对新教和儒教的研究一样，在对犹太教的研究中，韦伯最大的优点也许不在于他那些不完整的发现，而在于他提出的问题具有独创性。他指出，宗教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们可以鼓励或阻止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