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雅各布·布克哈特（瑞士，1818—1897） ¹

雅各布·布克哈特出生于瑞士巴塞尔，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他以艺术史学家的身份开始研究工作，被后世称为“文化史之父”。他是这一领域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并帮助将文化史确立为一门学科。布克哈特也是19世纪伟大的文化悲观主义者之一，就像尼采一样。当他和尼采都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授时，他和尼采有着思想上的联系。他认为欧洲文化正在急剧衰落，并预言更糟的情况还会出现。他拒绝接受“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后者用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论来处理历史。随着他不断发现历史上的相似性和重复的典型模式，布克哈特自己也成了某种历史哲学家，尽管他是一个务实和谨慎的哲学家。在他对未来的态度中可以发现另一个矛盾。他警告说，“提前知道未来是荒谬的”， ² 然而他的作品充满了对未来趋势的先见之明。所有这些预见都是悲观的，但许多都实现了。

布克哈特关于兴衰的观点可以在他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中找到，这两本书确立了他的国际声誉，并一直是19世纪以来最受欢迎的历史著作之一。此外还有他死后发表的《世界历史沉思录》 ，这本书的内容是基于他在1870—1871年的公开演讲。总的来讲，自从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出版以来，文化史，特别是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获得了复兴，因为文化再次被当作世界历史的原动力。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布克哈特的回归”的文章，暗示人们对他重新产生的兴趣将使“高等文化”的历史再次出现。 ³

布克哈特对文化的概念是流动性的，没有严格遵守德语传统，这种传统将高贵的“文化”与不那么有名的、技术—经济性的“文明”分开。他的文本包括了文化中的经济、农业、工艺甚至技术。 ⁴ 然而，更为狭义的文化，即一个社会持久的艺术、知识、文学和音乐创作，以及道德、习俗、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才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强调的是个体文化之间的联系。因为文化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文化史研究中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解析某个单元，以便单独考察各个组成部分。在德国哲学中，整体单元的概念由来已久。斯宾格勒后来把这个想法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形式。布克哈特则随意用了一下。例如，他展示了艺术史如何提供隐喻来阐释一个时代的总体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有一章“作为艺术品的国家”，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发明”了现代国家，就像创作一件艺术品一样，是一种“有计划、有意识的创造”。 ⁵ 另一章分析了“作为一种艺术品的战争”。

历史的 “ 未知数 ” 与史学家的主体性

布克哈特一直强调，我们对历史的深层次了解非常少，试图找出其因果关系非常危险。例如，古典时代晚期越来越关注死后世界，人们给出的原因有很多，但最终“这种新趋势从无法探究的深度中汲取了它们的基本力量；它们无法从之前的情况中推断出来”。 ⁶ 另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公众对教会滥用权力的厌恶与德国公众一样强烈，但是为什么意大利从来没有产生马丁·路德式的人物。有一些很好的解释，但最终“精神运动，它们的突然爆发、扩张以及终结，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或那个驱动力，但从来没有了解全部”。 ⁷ 大多数“潜在力量”都在我们面前隐藏了起来。

历史的未知数与历史学家主体性的问题更为复杂。布克哈特深知史学不可能完全客观。每位历史学家都处于一个决定自己判断的时间和地点。他谦虚地预测，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有一天会采用与他在某一特定时期收集的数据完全相同的数据，并描绘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当我们把一个文明当作“母亲”文明时，主观判断尤其不可避免，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之于布克哈特。历史学家不可能像马克斯·韦伯后来所要求的那样是“不带价值判断的”，在历史学中，没有任何一个分支比文化史更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因为文化要表达的就是价值和道德。布克哈特是保守的人文主义者，但不是民主派。他对暴政、暴力和残忍感到厌恶。他承认他的文化价值观是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他对残暴统治者罪行的谴责是无情的，有时甚至是呵斥。他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是“最可怕的怪物”，皇帝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令人厌恶和不知所谓”。 ⁸ 即使是最有名的人物也逃脱不了他的谴责。他谴责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查理五世的军队所犯下的“暴行”：“两人都了解自己的爪牙，但仍然纵容他们。” ⁹

兴起 、 衰落与转型

兴起、衰落与转型的问题如同水印一样，贯穿了布克哈特的全部作品。布克哈特免除了历史学家对文明起源和兴起进行推测的必要性，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文艺复兴的文化起源进行精彩描述。文艺复兴的根源——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之前几个世纪——是个人主义的发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以及关于世界、自然和人类的发现。文艺复兴的辉煌是短暂的。后来的观察者倾向于将这一时期和类似的时期理想化，这些时期被错误地视为“幸福”的，并主要根据它们对自身文化的持续影响来判断它们：我们认为自己比实际重要得多，布克哈特这样指出。相比兴起，他对衰落更感兴趣，尽管他对我们探测其原因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但他一直在寻找原因。

外部原因可能会起作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都以当时的政治状况为内容展开了大量的章节，这些章节惊人地相似。这两个时期的特点都是无能、邪恶和残暴的统治者，以及分裂、流血、战争和普遍的不安全感。同样的条件能解释第一种情况下的文化衰落和第二种情况下的文化兴起吗？正如吉本所暗示的那样，布克哈特问道，好的统治者是否能够阻止晚期罗马帝国及其文明的衰落，但他对“最好的统治者的善意和智慧是否能够治愈老态龙钟国家最积重难返的弊病”表示了怀疑。 ¹⁰ 然而他承认，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分裂成许多小型专制国家和共和国，是早期意大利和后来欧洲个人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他不强调外因，经济原因也不在其中。布罗代尔后来批评说，遗漏经济因素是布克哈特的主要缺点之一， ¹¹ 但这种遗漏是故意的，而不仅仅是由于缺乏数据。文化的终极驱动力是文化。如果能够确定的话，文明兴衰的最深层次原因，不在经济或政治运动中，而是在精神、文化，特别是宗教运动中，而这些运动可能可以解释，也可能无法解释。《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都以对当时宗教状况的长篇大论而结尾。在这两种情况下，旧信仰正在衰落或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义和迷信、魔法以及占星术的泛滥。君士坦丁大帝在将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新国教时，对新的宗教形式和内容也有着强烈的形而上学的渴望。这是古代文明终结的开始。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文化的终结也有重要的宗教原因：信仰的普遍退化和动荡，随之而来的是反宗教改革的开始及其对知识自由的反对。

从长远来看，这两个“终结”都是真正的转型。君士坦丁大帝的公元4世纪是一个转型时期，它塑造了基督教1500年的历史；意大利辉煌的公元15世纪首先被打断，但随后又发生了一场转型，诞生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布克哈特对文明的长期存在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一个世纪以后的布罗代尔，他和布罗代尔一样想了解控制我们生活的力量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开始的，是什么支撑了长期的趋势，以及如何能用古代历史解释今天的历史。然而，他的回答却不同于布罗代尔。

权力与国家

人们常常忘记，布克哈特不仅是一位文化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看重强权的历史学家。他对修昔底德的崇拜超过了对其他历史学家的崇拜，这绝非巧合。他认为现代国家包罗万象的权力和“自私”是文艺复兴的直接遗产，但“没有犯罪就没有权力产生”，“权力本身就是邪恶的。……这是一种渴望，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欲望”。 ¹² 布克哈特认为，我们的未来将由权力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决定，国家将越来越多地控制文化。

历史性的伟大

像所有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一样，布克哈特认为，好的或坏的领导人可以决定国家的成败。他提到了许多伟人，但只分析了君士坦丁这一位伟人。布克哈特对“这个凶残的利己主义者” ¹³ 的性格没有任何幻想，然而，君士坦丁也是高瞻远瞩的杰出政治家。君士坦丁塑造了接下来几个世纪的未来，因为他抓住了基督教的重要性，征服了罗马世界，使之与新宗教和解，并在各个重要方面重组了罗马世界。布克哈特不相信可以“培养”出伟人，他知道“真正的伟大是一个谜”， ¹⁴ 但他还是列出了杰出领导者所需的所有优点：综合分析突出问题的非凡能力，心无旁骛，在其他人感到困惑时有清晰的视野，完美的现实感和力量感，不受日常杂音的影响，对干预时机的准确预期等。所有文明国家都需要伟人。伟大有一种“神奇的运作方式”，千百年来一直对我们起作用。

现代性的先兆

布克哈特渴望探索塑造我们现代世界的力量的起源，这给了他惊人的洞察力。佛罗伦萨是现代欧洲的“典范和最早的显现”。 ¹⁵ 佛罗伦萨在各个领域的成功，包括不断增长的财富，都与佛罗伦萨的大学和学校密切相关。除政治影响之外，美第奇统治者对佛罗伦萨的最大影响在于他们在推动教育方面的领导作用。在15世纪，没有哪个地方像佛罗伦萨那样，把教育作为最高的公共目标而孜孜以求：教育成为文艺复兴繁荣时期的伟大的平衡力量。更具先见之明的是，布克哈特发现，现代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和数学的进步息息相关。他在关于“意大利自然科学”的一章指出，现代科学研究可能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而在15世纪末，意大利在科学和数学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¹⁶ 十年后，在1870—1871年，布克哈特重申了他的主张：数学的发明是历史上最非凡的事实之一，科学和数学是“衡量当时天才的关键标准”， ¹⁷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它们日益重要的地位将如何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个命运相互作用！

布克哈特发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创造力的另一个条件与现代性的源泉：女性的崇高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将女性视为等同于男性，给予她们同样的教育，并允许她们弘扬同样的个人主义。布克哈特不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改善了犹太妇女的地位。

布克哈特与犹太人

布克哈特是本书这项研究中唯一持反犹主义态度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在他自己出版的书中并不明显：其中为数不多的提到犹太人的几处还算中立和客观。他的真实想法流露在他给朋友的信中，这些信是在他死后未经他事先同意而发表的。在这些信中，他重申了反犹主义的陈词滥调，说犹太人拥有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支撑着他们恶意势力，还说犹太人拥有90%的德国报纸——这是个荒诞的说法。1872年，他预言欧洲对犹太人的敌意将越来越大；1880年，他预言“自由主义者”不会总是继续为犹太人辩护，给予他们平等权利的法律将会改变，犹太人将不得不为他们“无理干涉一切”付出代价；激进的反犹变革可能来得相当突然，德国人民将在1882年以自由公投的方式用压倒性多数票赞成驱逐犹太人。 ¹⁸ 事实上，布克哈特所有的预言都会在半个世纪后实现。

布克哈特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可能持续存在但通常是隐藏的“高级”反犹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犹太教对他们口口声声珍视的价值观的贡献。布克哈特对人文主义者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的崇拜超过了对任何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的崇拜，并大量引用了皮科在1486年发表的《论人的尊严》演讲，他称之为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高贵的遗产之一”。 ¹⁹ 皮科的演讲引用了许多希伯来《圣经》和拉比犹太教神秘主义作品。皮科非常尊重犹太人和犹太教。犹太学者伊利亚·德尔·梅迪戈（Elia del Medigo）向他介绍了希伯来语和《圣经》相关文献，包括《塔木德》、卡巴拉，也许还有米德拉什。 ²⁰ 布克哈特知道皮科与犹太人的联系，但他对此唯一的评论是“皮科拥有一个博学的拉比的全部《塔木德》和哲学知识”，这是极度的夸大其词。 ²¹ 所有的功劳都归于皮科，犹太人却没有。这位持怀疑态度的巴塞尔学者鄙视群众的粗俗，却爱上了当时最庸俗的偏见。他曾谴责查理五世在1527年“洗劫罗马”（Sacco di Roma），却在一篇讲稿中为中世纪屠杀犹太人的行动辩护，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论点：若没有屠杀，犹太人将从7世纪或8世纪开始统治基督教世界。 ²² 布克哈特没有犹太裔熟人，也从来没有直接遭遇过他所幻想的神话般的“犹太力量”。瑞士是最后一个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的欧洲国家（1866），布克哈特对此表示反对。他的反犹主义是他敌视周围巨大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的一部分，这些变革使他年轻时舒适的贵族世界变得无关紧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巴塞尔从一个拥有1．5万名居民的后中世纪城镇发展成了一个拥有18万人口的工业移民城市。布克哈特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厌恶现代性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作为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实现了犹太人解放的政治自由主义。像后来的汤因比一样，他从来没有摆脱过童年时代新教教育带来的反犹仇恨。他的主要传记作家沃纳·卡吉（Werner Kaegi）认为，布克哈特不能为他死后发表的私人信件负责，更不用说为纳粹未来的罪行负责了。 ²³ 这是对的，但他对为纳粹打下基础的思想氛围做出了贡献，阿尔伯特·德布鲁纳（Albert Debrunner）所提供的证据表明，至少一些著名的纳粹分子阅读并喜欢他的信件。 ²⁴ ECrlEzLnkzoeMeQGKjOHZV/bINfzWPJe979sYtJ3KuLEwTeb1sF21pw5SHL3Sm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