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司马迁（中国，约公元前145—前90） ¹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中国的史学之父。他的《史记》回顾了比他早2000多年的传说中的黄帝直到他自己时代的历史。

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几乎与汉武帝的统治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重合。武帝是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最具活力和意志力的统治者。他在位54年，在中国王朝史上是第三长的。他几乎把中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并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一种国家学说和道德准则。他的许多成就持续了2000多年。他面临的最严重的外部问题是游荡在中亚大草原上的突厥匈奴部落，他们可能是匈人的祖先。公元前166年，匈奴骑兵的突袭几乎到达首都，在最后一刻才被遏制，入侵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资源和士兵损失惨重。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以和约、赏赐和统治家族之间的联姻安抚匈奴，但也使用武力。汉武帝宁愿通过征服而不是防御来解决边境问题。为了确保通往中亚的道路，他对匈奴进行了激烈的消耗战。他的战争、奢侈消费和腐败一度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力并损害了经济。在统治后期，汉武帝似乎变得更加暴力和反复无常，这也许是一种偏执狂的迹象。在现代观察家看来，他的个性充满矛盾。汉武帝博学，喜欢文学和诗歌，偶尔也写写诗，但他还是一个暴君。他求贤若渴，但他的许多官员都因犯了一些小错误或莫须有的错误而被处决和株连。 ² 在官方层面，他拥护儒家理性世俗的教义，但对追求长生不老非常痴迷，不惜把大量财富挥霍在方士和炼金术士身上。这让他的儒家官员们感到沮丧。后人对汉武帝的评价就和皇帝本人一样矛盾。 ³

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他的父亲司马谈曾是汉武帝的太史令，负责掌管帝国典籍和历法。司马迁曾在父亲临终前答应继续他的工作，即《史记》的编撰。他从公元前109年开始写作，后来成为一名高级官员，为汉武帝治国谏言献策。公元前99年，他卷入了一个有争议的事件。当时李陵将军在与匈奴部落进行的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失利后向匈奴部落投降。其他政府官员为了安抚愤怒的皇帝，都谴责李陵，司马迁却独自为他辩护，认为李陵没有做错任何事。皇帝非常生气，把司马迁交给了廷尉，廷尉判处他腐刑。司马迁没有钱为自己赎罪——这在当时的法律上是可行的。受他对已故父亲的承诺的约束，他也不能像其他许多遭遇类似情况的人那样自杀。在经历了磨难和三年的牢狱之灾后，他再次得到了皇帝的任命，这次他有了一项新的“特权”：作为宦官，他现在甚至可以在后宫里会见皇帝。他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大约一年后去世，比汉武帝早去世三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如何影响他对汉武帝的判断。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汉武帝统治的描述在导言一段之后就停止了，也不包含奉承之词。他间接地阐明了他对皇帝及其统治的看法。在与孔子毫无关联的一章结尾处，他出人意料地评论说，哲人孔子在书写早期君主的统治时是坦率的，但写到他自己的时代时却“辞微而指博”。 ⁴ 每一位中国读者都立即明白，司马迁不是在说孔子，而是在说他自己。

总的来说，司马迁的传记把他放在中国和东亚的历史与史学语境中。本书则把他与书写文明兴衰的西方历史学家和阿拉伯历史学家相提并论。司马迁并不认识外国的历史学家。当时的中国人与任何非中国人缺乏已知的思想联系，因此中国人与《圣经》或希腊人对历史进程抱有相似见解的地方就非常令人着迷了。如本书第一部分第四章所述，这些相似性可能是因为“轴心时代”在中国、希腊、以色列和印度留下了可比较的精神和道德遗产。童世骏最近引用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断言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确实有着共同的古老精神遗产，并在这一背景下提到了司马迁。 ⁵

司马迁将他的《史记》分为130篇，但它们并没有遵循由远及近的时间顺序。有些篇描述过去或现在的自然或经济状况、境外部落的民族志、官方的祭祀仪式、音乐、商业等。许多篇都是对过去或现在的重要领导者、文职官员、将军和包括妇女在内的王朝成员的批判性传记。司马迁有时会将两个人物并列比较，这一点与普鲁塔克（Plutarch）的做法如出一辙。另一些是集体传记，涉及跨时代比较，或同一时代不同人物之间的比较。

长期趋势与历史周期

汉代早期哲学认为存在天人感应。司马迁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宫廷占星家。他根据星象、地理事件或灾异，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人类与历史和自然的进程息息相关。根据古老的中国式人文主义，星象并不像古代其他东方居民和希腊人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人的命运。相反，根据这个古老的中国观点，星象预兆表明帝国或统治者出了问题。“天命论” ⁶ 解释了天与人的关系。当他们失去了道德上的统治权时，王朝就垮台了，这是上天赋予的一种压倒一切的宇宙力量。

司马迁没有提出明确的大历史观，但在他看来历史是有模式、有规律、有法则的。变化是普遍而不可避免的，但它的深度和长度并不是注定的。兴衰令司马迁念念不忘。在他看来，中华文明本身没有问题，它比历史更古老，而且将持续下去。但朝代、王国和国家兴衰更替不息。必然是这样吗？如果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找到了原因，就能保持幸福和防止衰落吗？历史中的许多力量是深刻而持久的。我们永远不会明白所有这些力量：“明道若昧……大音希声。” 7对于司马迁来说，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长波”或“历史长时段”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例如，他指出，早期统治者的“美德”，即他们所传授的伦理、艺术和技能，对他的那个时代仍然有益。他相信他能察觉到传说中第一个王朝夏朝（约公元前2100—前1600）的统治者的美德，因为两千年以来，夏王朝的影响一直存在于他们居住地区的居民性格特征中。 ⁸ 然而，在两个时代之间的漫长时期里，王朝的历史是周期性的。历朝历代都经历了相似的兴衰交替。“每一个新王朝开始之初的统治者，从来没有不带着敬畏和崇敬的态度行事的。但是，他们的后代却一点一点地陷入懒惰和虚荣之中。” ⁹ 司马迁用变化的公式解释兴衰，每一个都增加了一个新的解释元素：“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¹⁰ 当统治者比较优秀时，周期可以很长；当统治者异常邪恶时，周期也可以很短。司马迁把缓慢衰落比作“瓦解”，把一个王朝的突然垮台比作“土崩”，汉之前的秦朝因其残暴而在几年中就“土崩”垮台了。因此，决定历史循环的不是生物法则、星象或是天意，而是人类的本性。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同样的人类态度一次又一次地产生同样的历史结果。

历史由人创造 ： 领导与治理

司马迁把历史从神话中抽离出来：“学者多言无鬼神。” ¹¹ 在他对兴衰的解释中，有一个结论在各种表述中反复出现：“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¹² （重复强调了两遍）。出于谨慎，司马迁在这里没有提“贤君”，但他清楚地知道，“存亡在所任”。 ¹³

与孔子一样，司马迁也认为高官具有劝诫统治者的重要作用。他称赞那些因诤谏而受到惩罚的正直官员，至今这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他通过引用其他官员的诗歌或言论间接地批评了汉武帝。例如有一位勇敢的官员 抱怨皇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¹⁴ 第二种方法是泛泛地说，“将欲治人，必先治己”。 ¹⁵ 从理论上讲，他只是回忆了孔子的一句话， ¹⁶ 但他脑海里可能还有其他无法直接提及的东西：汉武帝的易怒性格。中国古代讽谏的第三种方法是批评前朝的皇帝——在这里是批评秦朝的帝王——以警告当下的统治者。司马迁问道，什么样的人是好皇帝？一个像备受敬仰的汉朝开国者一样“礼贤下士”的人， ¹⁷ 一个“不恶切谏以博观”的人， ¹⁸ 一个追求的不仅仅是自己世代的“赞许与喜悦”的人，一个能为远近带来和平的人，一个“从衰败和毁灭中扭转垂死的时代”的人。 ¹⁹ 换言之，伟大的皇帝在位长久，确保国家的崛起，扭转其衰落。在司马迁看来，汉武帝有没有这样做呢？这位史学家对汉武帝给予了肯定，因为他“外攘夷狄，内修法度”， ²⁰ 把儒家思想奉为唯一的国家哲学和道德准则，他还寻找了最优秀的人才来为他的政府服务。司马迁的判定很复杂，并非完全肯定。他知道汉武帝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但不能为了确保一个人的伟大而忽视这么多人的苦难。

然而，单靠皇帝并不能创造帝国。他有一个朝廷和许多官员。他制定政策，而官员和内廷有执行政策的巨大权力。司马迁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鄙视其中许多人。《史记》第119卷《循吏列传》介绍了中国的好官员，随后的第122卷《酷吏列传》介绍了糟糕的官员。 ²¹ 前一章所说的“循吏”都生活在远古时代，而后一章中的“酷吏”都生活在他自己所处的汉武帝时代。酷吏阿谀奉承，只为个人荣誉而奋斗，而且苛刻、专横、狡诈、腐败。同样糟糕的还有那些无才无德、察言观色，而且“舞文巧诋”（这个抱怨非常令人惊讶，因为它写于2100年前！），但对政府的滥权却束手无策的官员们。好官员宽宏大量，拒绝贿赂，对任上犯下的错误负责，“不徇私情”。 ²² 司马迁也知道，好的政府不仅取决于少数人的素质问题，还取决于执政体制和执政能力。他没有提供一个全面的治理理论，但他的传记和轶事包含了这样一个理论的许多要素。他写的一些故事令人难忘，也表明了他本人对善治的看法，比如他引用了一位雄心勃勃、胆大敢言的高级官员的话，这位官员 告诫皇帝：“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²³

地理与经济 ： 历史的物质暗流

司马迁对地理和经济条件有敏锐的洞察力。单独来看，它们并不能解释兴起或衰落的原因，但它们在两者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司马迁注意到许多地理细节，并用整整一章（《史记》第29卷《河渠书》）的篇幅论述江河和堤防，因为离开了江河，就无法了解中国的国运。这就是为什么他亲自去江河边：“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²⁴ 司马迁注意到各州郡的行业活动和经济产品，记录了通货与财富创造，当他写到皇帝对官员的任命时，有时会加上新官员的薪俸水平和其他报酬，因为这些细节并非无关紧要。

军事、外交扩张和腐败导致的经济枯竭是王朝没落与衰亡的主要原因。司马迁不赞成汉武帝为了战争和奢侈品所需而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经济调控政策。他解释说，一个繁荣的帝国需要繁荣的经济。为了实现繁荣，他呼吁制定今天被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社会需要农民、工匠和商人，“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²⁵ 当然，只有中央控制的经济才能给汉武帝提供充足的战争资源和奢侈品资源。司马迁并没有这么说，他的自由市场哲学背后隐藏的原因，会不会是想限制皇帝的资源？当他解释说创新和创造性思维是致富的最可靠途径时，他似乎最具现代感。他断言，最富有的人的钱不是从封地、政府或犯罪中获得的，而是来自对未来形势的精明猜测。他们“设智巧，仰机利”“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 ²⁶

战争与外交关系

司马迁和中国的古典哲学家一样，憎恶无序和混乱。只有和平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力量的自由流动才能防止混乱。司马迁并不认同其他前现代统治者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即战争是正常的，即使不是有益的现象，也是朝廷事务的合法组成部分。司马迁认为，和平是正常的，而战争不是。统治者的最高使命是带来和平。司马迁参加了汉武帝的一次军事战役，知道战争的可怕代价。他清点士兵、牲畜、金钱和劳工的损失，记录人民的痛苦，并点名提到被敌人俘虏和斩首的官员。战争源于错误的政策，导致经济危机，摧毁王朝。在他看来，攻击匈奴部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分布太广了。“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 ²⁷ 他引用一位志同道合的官员 的话这样质问皇帝。

司马迁毫不怀疑中华文明优于其他一切文明，并且认为非中国人也有这种看法。汉朝派遣使者到中亚后，“（西域各国）见汉之广大，倾骇之”。 ²⁸ 但《史记》并不蔑视任何人。它有几章是关于境外地区和部落的，其中一章是关于匈奴的。它提供了这些境外民族和敌人的客观的地理、民族志和政治细节，并讲述了战争和谈判。但是没有一句辱骂可怕的敌人的话，这与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在描述打败犹太人的作品中所写的那些话不同。司马迁被错误地比作塔西佗，至少在他对待敌人的态度上跟塔西佗不一样。 司马迁在谈到夷狄和敌人时，他的人性就显现出来了：在他看来，中国并没有对善政的垄断权。“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 ²⁹ 关于敌人，司马迁说：“祸莫大于杀已降。” ³⁰

巧合与运气的作用

有些兴衰的原因不是人类可以预见和干预的。司马迁深知，运气和巧合在历史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他记录了一个不幸被毁灭的王国的故事：一位帝国信使被派往一个蛮夷的国度，在那里他尝了一些枸酱，并看到了他想要的其他产品。他非常喜欢枸酱，便说服皇帝征服这个国家。 ³¹ “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 ^[1] 司马迁想告诉我们，历史事件可以由一个人的任性决定。历史并不总是有意义的。司马迁和西方历史学家一样清楚，伟人的出现有时是运气的问题。他在谈到汉武帝时代最伟大的官员之一公孙弘时说，他“行义虽修，然亦遇时”。 ³² 当时的皇帝、他所处的王朝和中国都是幸运的。 DvGsr+TnI4to+w3tCiJsAdsQpuyAb7WvgcVfNGfdH/THPhGjkdfgnNofVKpnPW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