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修昔底德（希腊，约公元前460—前400） ¹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是已知的关于伟大文明的文化中心衰落与沦陷的最早描述，也是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此类著作之一。这场战争持续了近30年（公元前431—前404），造成了希腊大部分地区的毁灭，包括雅典及其许多敌人。雅典的破产和独立性的丧失，标志着被普遍认为是希腊文化和艺术最具创造性阶段的结束，尽管希腊哲学和文学仍在继续，希腊文明以多种形式存在，甚至在地理上还有所扩展。雅典的古典时期及其权力已经终结，不久马其顿就会吞并希腊剩下的一切。

修昔底德被称为历史学的奠基人。他把历史从神话的领域中解放出来，第一次清楚地指明，人的命运是由自己的行为和社会组织决定的，三个世纪后中国的司马迁也阐明了这一点。修昔底德出生于古老的雅典贵族家庭，与两代人之前帮助打败波斯人的米提亚德（Miltiades）有亲属关系。他在色雷斯拥有一座金矿，自称既富裕又有权势。他是一名参战的将军，曾带着七艘船出海，试图从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Brasidas）手中拯救一座城市，但却到晚了几个小时。作为惩罚，雅典将他驱逐了20年。他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一幕，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我辩护，而且恭敬地谈论了他的敌人。 ² 后来的希腊评论者认为，他对雅典的主要批评是一种个人报复行为，但后世的历史学家驳斥了这种认为修昔底德心胸狭窄的质疑。修昔底德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它戛然而止，这使人们相信他是被谋杀的。

在修昔底德看来，对权力的渴望支配着人性，从而支配着整个人类历史。一个想解释国家命运的历史学家必须了解权力的心理，它如何影响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以及为什么它经常导致悲剧。修昔底德在被流放期间，寻求接触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各方，追问所有的见证者，并不断寻找有关真相。他写道，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告诉他的关于同一事件的内容，因他们的政治偏见和记忆而迥异。然而，他不懈的追问最终使他找到了驱动双方交战的秘密原因。交战的希腊各城邦为卷入这场战争提供了许多理由，但却隐藏了最真实和最深刻的理由：斯巴达对雅典不断增长的势力的潜在恐惧。修昔底德说，他的写作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给那些希望更清楚地看到过去，以便更好地了解未来的人们提供“永久庇护”。 ³ 历史有永恒的规律，因为人性是不变的，它将确保相似的原因总会产生相似的结果。他对决定这场战争的人类的激情、欺骗、幻想、恐惧和贪婪的分析，对西方史学思想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修昔底德从一开始就预计到这场战争将“比所有早期的战争更令人难忘”，“我可以说，这是希腊人和一部分蛮族甚至全人类迄今为止最强烈的骚动”， ⁴ 比波斯战争更重要，这表明当时的人很难理解他所目睹的这件大事的长远历史影响。所有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会赞同，希腊人战胜波斯人不仅在希腊历史上，而且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分水岭，然而修昔底德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

雅典的兴起和荣耀

修昔底德没有详细阐述一个关于兴起、繁荣和衰落的立论，但这三个主题都存在于他的著作中。他从阿提卡的兴起开始叙述。一个地区越富裕，就越容易易主，因为肥沃的土壤激起了国内的争斗，招徕了外来侵略者的贪婪。相比之下，雅典由于土地贫瘠，长期以来没有内乱。它吸引的不是贪婪的入侵者，而是那些被其他是非之地驱逐出去并寻求安全避难所的人。他们成了公民，大大提升了城市的规模和财富。阿诺德·汤因比（II，7）将接受修昔底德的理论，并解释说，不仅是阿提卡的“干旱土壤”，还有以色列的“干旱土壤”，都是可能导致伟大文明出现的那种“挑战”。 ⁵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繁荣和成功的原因可以从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Pericles）为战死者所作的著名葬礼演说的总结中得到启示。 ⁶ 修昔底德以钦佩的姿态记录了伯里克利对城邦发展最高峰的赞美，认为他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看到了雅典的宪政之伟大，雅典的尊重法治，雅典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不同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邻居之间的宽容气氛。它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最大的机会，伯里克利称赞它的独特性。它的民主宪政不遵循任何外邦法律。公共的威望是通过功绩而非出身来积累的，贫穷并不妨碍任何人为城市做出贡献。唯有雅典人，他们的个人幸福感和城市的福祉是同等重要的，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不被称为“不出声的”公民，而是被称为“坏”公民。即使在战争中，雅典人也与众不同：他们不向任何人关闭城市，也不因为害怕间谍活动而驱逐任何外国人，因为“我们不太相信……欺骗，更相信行动的渴望和勇气”。 ⁷ 伯里克利赞赏他的城邦的帝国政策。雅典通过自己的胆识实现了与每个国家和每片海洋的接触，它在广阔的世界中创造的一切将永远作为其努力的纪念碑。由于这些原因，雅典成为所有希腊人的榜样，并吸引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优秀事物。

修昔底德对后来被称为雅典黄金时代的描述（也是伯里克利的描述）可能美化了现实，但它令人难忘，因为它并不强调权力、扩张和财富——大多数其他黄金时代的标志，而是强调了城市的公民素质。没有人排斥外邦人，但也没有那种在吉本看来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多元文化主义”， ⁸ 也没有感受到维护文化边界和身份的必要性。伯里克利的话表明了他对雅典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和吸引力的坚定信念。

领导力在雅典兴衰中的作用

修昔底德展示了他所爱的城市和它的力量，以及它的荣耀是如何被摧毁的。毫无疑问，在他看来，领导力是国家和文明兴衰的最重要因素。伟大的领导者可以拯救一个国家，确保它的福祉；糟糕的领导者会将其摧毁。两者雅典都有。修昔底德用几句话勾勒出最伟大的领导者的特质，以及最危险的领导者的特质。特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从波斯人手中拯救了希腊，伯里克利保持了雅典的伟大，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亚西比德（Alcibiades）却导致了雅典的衰落。从修昔底德的刻画中，我们可以得出好的领导和差的领导的类型。他说：“在没有事先指示或随后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由于他天生的聪明才智，他毫不犹豫地认识到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他评估长期内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他即使缺乏经验，也不缺乏正确的判断。即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也能预见善恶的可能性。一句话：凭借天才的力量，在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情况下，这个人在当时灵感的指引下，本能地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出色。” ⁹ 特米斯托克利的天赋是他的本能。世界历史上也有其他伟大的统治者，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有第六感和超常的直觉，特别是在危机和战争的情况下。他们的出现是罕见的、偶然的，他们的技能不易获得，也不易事先得到承认。

伯里克利的天赋是另一种特质。他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生性谨慎，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对人类的心理和各种知识博闻多识。他的特质在战争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他以温和的方式引导他的城市，维护它的安全”。 ¹⁰ 战争爆发时，他发现他“正确地计算了力量间的平衡”。他死后，他的远见显得越发清晰。修昔底德深信，如果雅典人听从伯里克利的建议，他们本可以赢得战争。伯里克利曾警告他们要保持谨慎，不要在战争持续期间扩张自己的帝国，也不要高估自己的兵力，要在敌人势力弱小的海上进攻敌人，而不是在敌人势力强大的陆地上。但雅典人所做的恰恰相反。在伯里克利活着的时候，他“以他的威望和智慧统治着群众，因为他没有污点，也没有被金钱腐蚀”。修昔底德强调，没有腐败是领导者伟大和执政能力的条件，这点值得注意，因为他指出了一个横贯古今的持久问题。但修昔底德的主题不是道德，而是权力政治。伯里克利在私生活和财务上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正因如此，他才能心直口快地对人民说话。他并没有为了继续掌权而说迎合他们的话，而是有足够坚定的立场平息他们的愤怒。当他们过于自信时，他使他们感到不安；当他们过于焦虑时，他又让他们放心。“名义上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事实上这是首席执政官的统治。”伯里克利死于战争第三年，当时雅典瘟疫横行，士气低落，而此时正值他的领导最不可或缺之际。

他的侄子亚西比德是他的主要接班人。亚西比德对雅典的崩溃负有责任，因为他说服雅典人去占领西西里岛，想借以统治整个地中海。亚西比德年轻英俊，但也虚荣、鲁莽、反复无常。他对战争的支持，与其说是基于深刻的信念，不如说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修昔底德承认亚西比德魅力非凡、智慧出众，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过分的个人野心，而不是出于对自己城市福祉的原则性承诺。“首先，他想成为指挥官，因为他希望征服西西里岛和卡塔戈（Cartago），如果取得成功，会给他带来金钱和名誉。” ¹¹ 马是他的挚爱，他也喜爱其他奢侈品。人们害怕他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担心他会成为暴君。他们解除了他的权力，并在战争期间将权力移交给其他人——正如修昔底德所承认的那样，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但亚西比德是咎由自取。西西里岛的冒险以一场毁灭雅典及其盟邦的灾难而告终。五万人的远征军被歼灭，其中包括许多雅典最优秀的青年。希腊的失败是自己的错，不是因为外来的侵略。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在同一个文明中进行的，他们讲着同样的语言，崇拜着同样的神。

政府形式

领导素质的高低与政府的形式以及人民群众的素质密切相关。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使伯里克利和亚西比德都赢得了民主选举，但伯里克利保护了雅典，而亚西比德摧毁了雅典。很难说修昔底德偏爱哪种形式的政府。他支持伯里克利，钦佩他对人民的统治不像反对他的雅典贵族；他厌恶亚西比德的蛊惑。他知道群众的浮躁、情绪化、记性差是民主的主要缺点。因此，伯里克利告诫人们要坚持下去，害怕他们的情绪会因每一次新的事态发展而改变。一些读过修昔底德在伯里克利葬礼上的演说的人会说修昔底德支持民主；其他人，如在1642年英国内战期间支持保皇党事业的托马斯·霍布斯，则引用他的演说作为对民主的警告和对君主制的辩护。法兰西学院的杰奎琳·德罗米利（Jacqueline de Romilly）强调了伯里克利对城邦公共事业的献身精神和亚西比德肆无忌惮的自我中心主义之间的区别，并将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法国政治家进行了比较。 ¹² 修昔底德的发人深省在历史学家中罕有其匹。他超越了政党和意识形态，很可能认可一种温和的贵族制度。他知道，没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够单独保证经济增长和防止衰落。除其他因素外，这取决于统治者及其与人民的互动。

道德的重要性

尼采称赞修昔底德，说他是一个明白世界是由权力驱动的伟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尼采忽略了重要的一点。 ¹³ 修昔底德描述了战争的紧张和残酷是如何腐蚀传统伦理规范的。他非常详细地报道了发生在克尔基拉（Kerkira）的内战及其所有的恐怖和流血事件。他强调了语言的颠覆和腐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宣传战），这同时构成克尔基拉道德崩溃的症状和原因：“他们为了各种事由武断地改变了迄今为止恰当可取的词义。” ¹⁴

他之所以细述双方所犯下的难以言表的残酷行径，以及在这场战争中对无助平民的毫无战略意义的大规模屠杀，还有其他原因。诚然，他很少明确谴责一方或另一方，但他的恐惧显而易见，他坚信道德至关重要。这不是一种宗教道德：他不相信那些奖励道德行为和惩罚不道德行为的神，他被称为希腊第一批“无神论者”之一。相反，他看到了战争的野蛮破坏了正确的判断力。小岛米洛斯（Melos）被不必要地摧毁就是雅典人狂妄的一个例子。米洛斯没有给雅典带来危险，它唯一的缺点是它想保持中立。尽管很弱小，米洛斯岛人还是恳求雅典人公平地对待他们，但这是徒劳的。他们告诫雅典人，建立不人道的先例并不符合雅典的利益，因为“如果你们崩溃了，你们自己就可能成为别人可怕复仇的对象”。 ¹⁵ 修昔底德在开始讲述不计后果和命运多舛的西西里远征的故事之前，提到对无助的米洛斯岛人的无端屠杀，这绝非巧合，后者最终导致了雅典青年遭遇的大屠杀。

命运与运气

修昔底德和所有古代思想家一样，都知道命运会在人们最不期待的时候介入历史。他目睹了毁灭雅典和带走伯里克利的瘟疫。他本人也受到感染，但很幸运地康复了。然而，很快他又交上厄运，这永远改变了他的生活和史学编纂。作为舰队指挥官，他没能从斯巴达手中拯救一座城市。我们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归功于爱琴海变幻莫测的海风以及作者因此被放逐。修昔底德是一位政治史和道德史的大师。社会经济和宗教因素只有在充当权力政治的工具或借口时才会让他产生兴趣。托马斯·霍布斯称赞他为“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性的历史学家”。 ¹⁶ 4hSl9TNH1Sb4Rl1Uq3KeyFwcM5VCYjBVnwSfQIBB7mcbPgEtgThQmuN1uXvCH+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