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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定的23位历史学家忽略了一些塑造未来的重要趋势，当他们试图展望未来时，犯下了预见性的错误。由于历史进程的内在不可预测性和人类思维的局限性，预测历史是极其困难的。
未来不会像过去一样
古今作家能否看到决定未来兴衰的新因素，是一个关键问题。20世纪世界的变化比此前1500年中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快，到21世纪变化只会越来越快。1900年的读者会对2000年的世界感到震惊和困惑；2000年的读者如果能瞥一眼2100年的世界，可能就再也认不出自己的星球了。1967年，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出版了一本曾经著名但现在已经被遗忘的书——《2000年：未来33年的总体预测》（The Year 2000 A Framework for Speculation on the Next Thirty Three Years）。它没有提到的环境问题在2000年会是一个重要问题，也几乎没有触及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学革命的开端，但它确实预测了2000年日本的经济将超过美国。不用说，许多其他关注文明进步的20世纪作家也无法预见全球历史背景下的环境危机。总的来说，进步速度越来越快的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不可预测性，将使预见变得越来越困难。1987年，保罗·肯尼迪预言了美国力量不可避免的衰落，因为美国的军事开支显然正在削弱其经济。 1 他却无法比赫尔曼·卡恩更好地预见到，信息学革命的萌芽将极大地促进美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还有哪些未被今人发现但将影响未来兴衰的重大问题隐现？核武器可能终结所有文明的危险令汤因比深感不安， 2 但他认为这完全是东西方对抗的结果，并投入了所有公关努力改善东西方关系，并迁就苏联。但他显然从来没有想到，苏联可能会消失，可怕的武器可能会落入不稳定的小国家和恐怖分子手中。这是前人没能想象到的新变数吗？少数恐怖分子能用末日武器消灭整个人类文明吗？还有一个更深层次、更缓慢的问题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文明。那就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必然崛起。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天发生的有关妇女权利的小冲突，都很容易让人忘记这一趋势是多么的迫近和革命性：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于1849年获得学位，第一位女律师于1869年被律师协会录取，第一位化学专业女学生于1873年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我们选取的23位作者中只有两位对女性有所关注。只有乔纳森·以色列和雅各布·布克哈特这两个例外，他们见证了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见证了妇女的教育和自由的巨大进步。 3 许多政策分析人士都认为，妇女的状况正在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的竞争力和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这对于整个文明的兴衰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无法理解。在一些国家，女大学生数量已经超过男大学生，在科学、工程、法律和管理领域，女大学生的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影响文明未来的一切重大公共决策，如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战争与和平、宗教、经济、科学等，是否有可能像过去5000年那样，继续几乎完全由男子做出？或者，女性会以与男性相同的方式和动机做出决定吗？
良好的理论不能保证准确的预测
许多人认为，一个良好的文明理论将对未来有一个相当准确的预测。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是这么认为的，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4 布罗代尔本人提出了一套基于日常事件背后的“长时段”力量的引人注目的历史理论，但他自己对1962年以后的未来预测大多是错误的。汤因比的一些历史理论，如“挑战与应战”的思想，相对来说是令人信服的，但他的许多预测都与事实相去甚远，有些甚至是荒谬的。 5 相反，斯宾格勒没有发展出令人信服的历史理论。他认为，世界由八种独立的文化组成，它们像所有生物一样诞生、生长和死亡。与其说这是历史学理论，不如说是一种诗意的或生物学的隐喻。然而，在本书研究的所有学者中，他却对我们文明的未来趋势做出了一些最准确的预测。
理论和预测不一致有几个原因。其一，即使是好的理论也不包括意外的发展，因为这些发展从本质上可能会使特定的预测失效。其二，做出好的预测需要特殊的直觉，而不是明确的理论，还可能需要预测者突破他的文化和知识背景。斯宾格勒突破了他的文化和知识背景。德国有权势的大学教授们拒绝并嘲笑他，他也鄙视他们。相比之下，汤因比和布罗代尔在他们国家的精英大学里享有盛名，并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和政府政策事务。直觉是不容易获得的，突破自己的背景可能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过程，而且不能保证它会促成更好的历史理解。
文化偏见
本书的一个立论，正如在引言中强调的那样，是犹太历史受有形的兴衰因素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太历史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文明有相似之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个立论。犹太人是最早热烈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发生争论的痕迹可以在公元2、3世纪和随后几个世纪的《塔木德》中找到。“汉尼拿拉比（Rabbi Haninah）说：‘星辰（即在古代信仰中决定人类命运的黄道十二宫）给予智慧，星辰给予财富，而以色列则臣服于星辰。’约哈南拉比（Rabbi Yohanan）说：‘以色列并不臣服于星辰。’约哈南拉比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因为他说：‘我们从哪里知道以色列不受制于星辰？因为经文上记载着（引述《耶利米书》10：2）：耶和华如此说，不要学行列国的道，也不要因天上的风声惊惶，愿列国因他们惊惶。’” 6 这个讨论和其他的讨论表明，正如当时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历史规律是存在的，但对于同样的规律是否适用于犹太人，大家却没有一致的意见。大多数人持否定观点。本书第二部分提到的许多历史学家并不了解犹太历史，一些分析各种文明的学者忽略了犹太人。也许这种空白是出于某种文化偏见。这种偏见与《塔木德》先哲们的信仰或许不同，但在历史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结果。没有人能比学术生涯接近尾声时的汤因比更坦率地面对这个问题，当时汤因比做出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忏悔，在史学史上几乎无人可比：
在基督教传统中长大的人很难摆脱正统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束缚。他可能在每一点上都有意识地抛弃了基督教教义，但在这一点（犹太人问题）上，他可能会发现自己仍在潜意识中受到煽动。……如果我是在穆斯林传统而不是基督教传统中长大的，毫无疑问我的人生观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我知道我忽略了以色列、犹大、犹太人和犹太教。我忽略的这些与它们的真正重要性不成比例。当犹太评论家指责我不是通过犹太人的眼睛，而是通过基督教的眼睛看犹太教的时候，……我必须低头认罪。 7
有人可能会说，在基督教、穆斯林、自由派或左翼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客观地对待犹太人，因为犹太历史为他们制造了意识形态问题。同样，对于一个犹太历史学家来说，完全中立地研究犹太民族的兴衰也同样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