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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人士习惯性地抱怨公众的“经济无知”，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美国，对自由企业制度最大的威胁不是某个咄咄逼人的小群体“对企业的敌意”，而是整个社会对该制度的结构和运作的普遍无知。
但是这些大声抱怨公众的“经济无知”的商界人士，其自身就是罪魁祸首。他们似乎对利润和盈利能力一无所知。他们彼此交流所说的话以及他们对公众所说的话既妨碍了商业行为，也妨碍了公众对经济的理解。
因为关于利润的本质性事实是，根本没有利润这回事。有的只是成本。
所谓“利润”以及企业账目中报告的这种东西，都是下述三种真实的且基本上可量化的成本：主要资源（即资本）的真实成本，所有经济活动面临的真正（很大程度上也是可量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必要保险费，未来的工作岗位和养老金的成本。唯一的例外，唯一真正的盈余，实际上是垄断利润，例如现在欧佩克卡特尔（the OPEC cartel）的石油的利润。
200年来，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有三大生产要素，即三种必要的资源：劳动力、土地（也就是物质资源）和资本。在过去的10年中，所有人都应该已经认识到没有“免费的”资源。它们都有成本。事实上，经济学家在理解和接受真实的“资本成本”方面遥遥领先于多数商界人士。其中一些经济学家（例如经济顾问委员会
前成员，现已返回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埃兹拉·所罗门）已经找到了若干巧妙的方法，用以确定资本成本，并衡量一家企业在挣回资本成本方面的绩效。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球通胀爆发之前，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成本略高于每年10%。我们也知道很少有企业实际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付这些真实成本。但迄今为止，似乎只有少数企业知道有这样一种成本存在，知道自己能否承担该成本的企业似乎更少。即使是这些少数的企业也从不讨论该问题，且从不在公开账目中让自身的绩效接受这方面的检验。然而，无法挣回资本成本与不能支付工资或原材料成本一样，都是无法支付成本。
经济活动是为了实现对未来的预期而投入现有资源。因此，经济活动是用以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一种投入：涉及产品、流程、设备的过时，涉及市场、分销渠道、消费者价值的变化，也涉及经济、技术、社会的变迁。对未来的任何投入总会有事与愿违的可能性，人类并没有被赋予预知未来的能力。因此，可能性总是偏向损失而不是收益。在现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期，风险和不确定性肯定不是正在变小。
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都不能精确地确定。但在这些对未来的投入中，最低的风险能够以相当大的概率确定，而且确实可以量化。无论哪家进行过此类尝试的企业（例如施乐公司和IBM公司，它们都已在产品和技术方面进行了多年尝试），都有证据显示，这些风险远高于哪怕是保守型“商业计划”的设想。
长期以来，自然事件（例如火灾）的风险一直被视作正常的经营成本。如果一家企业未能为此类风险预留适当的保险费，那么人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正在使其所持有的创造财富的资产处于危险之中。经济、技术、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样真实存在，均需足够的“保险费”——提供这种保险费，正是利润和盈利能力的作用所在。
因此，对任何管理层而言，恰当的问题不是“这项业务能获得的最大利润是多少？”，而是“为了应对未来的风险，这项业务所需的最小盈利能力是多少？”。如果一家企业达不到最小盈利能力的要求（在我所了解的多数企业中，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那么这家企业就无法支付真实成本，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并造成经济贫困。
利润也是未来的工作岗位和未来的养老金所需资金的来源。两者都是企业的成本，同样也是经济体系的成本。利润不是资本形成的唯一来源，私人储蓄当然也是一个来源。但无论是自留的还是支付出去（返回资本市场）的营业收入，都是用于未来工作岗位的资本形成的最大单一来源，也是用于未来养老金的资本形成的最大单一来源（最起码在美国是这样）。
对“经济进步”最令人满意的定义是，经济体系为每个新工作岗位投入更多资本的能力稳步提高，从而创造出能带来更好的生活、更高品质的工作与人生的新工作岗位。到1965年，即通胀导致越来越难以获得有意义的数据之前，美国经济中每个工作岗位的投资已经从3.5万美元提高到了5万美元。这种对岗位的投资要求将会急剧提高，因为最大的投资需求和机会存在于下述行业：能源、环境、交通、医疗保健，以及最重要的已经增长的食品生产。这些行业中每个工作岗位的资本投资都远高于消费品行业（过去25年中经济的主导行业）的均值。
与此同时，所需工作岗位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这是1948～1960年“婴儿潮”造成的。如果与人口统计数据保持一致，我们将必然每年增加1%的工作人口，或者说每年增加接近100万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同时，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将增加（即使仅仅因为达到退休年龄的工作者寿命将变得更长），领取人的收入预期也会提高。任何没有创造足够资本（即足够收入）来为这种在工作岗位和养老金方面的扩张做充分准备的企业，既无法支付自身可预测的、可量化的成本，也不能承担起经济体系的成本。
这三种成本（资本成本、经济活动的风险溢价、未来的资本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但任何企业都应该被期待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其中最大的成本。否则其运营就处于真正的、确定的、可证明的亏损状态。
从上述基本前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利润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利润是任何经济体系的先决条件。
2.用当期收入与生产及分销的当期费用的差额支付的成本，同企业支付的工资或供应商货款一样是经济现实。由于企业账目要反映经济现实，所以这些成本应该显示出来。可以确定的是，它们不像会计师所谓的“做生意的成本”那样精确地已知或可知。但在或许不比多数成本核算、折旧数据更宽泛或更模糊的范围内，它们是已知和可知的，并且对管理一个企业并分析其绩效而言可能更重要。实际上，把管理者的奖金及其他激励措施与企业在获取收益足以抵补上述真实成本方面的绩效挂钩，而非与那些往往反映了财务杠杆和当前经济绩效的利润数据挂钩，或许不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3.最后，商界人士对自己和对社会都有责任强调，根本没有利润这回事。只有成本：做生意的成本与维持经营的成本，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资本成本，当前工作岗位的成本、未来工作岗位与未来养老金的成本。
利润与社会责任之间不存在冲突。赚足够的钱来支付真实成本（只有用所谓的利润才能支付）是一种经济和社会责任（实际上这是企业特有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企业要赚到足够的利润以支付资本的真实成本、应对未来的风险、满足未来工作者和养老金领取人的需求，做到这些的企业不是“剥削”社会的企业。没有做到这些的才是“剥削”社会的企业。
（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