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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FS治疗中，我们简单地将DSM诊断视为描述被激活部分行为的各种方式。我们不把有症状的行为定义为病态，而是把它们看作应对问题、保持安全和生存所做的自发的努力。创伤诊断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van der Kolk，2011），还包括复杂性创伤或发展性创伤障碍（D’Andrea et al，2012；van der Kolk，2005；van der Kolk，2014），这些也在国际创伤应激研究学会（ISTSS）等机构广泛使用。
以下是IFS针对特定创伤诊断的观点，来访者在被诊断为上述某种创伤之前，可以用这些观点作为替代或补充。
● 边缘型人格障碍（BPD）： 这个诊断描述了被放逐者聚集在一起的画面，有幼年绝望的部分、内在逃避的部分、渴望支持和救赎的部分，还有经常会让人讨厌的保护部分、害怕过于亲密会导致危险的部分，以及相信死亡是结束痛苦的唯一方式的部分。
● 自恋型人格障碍（NPD）： 这一诊断描述了一个努力工作的保护者，举着一幅镀金的自画像，作为抵御羞愧之箭的盾牌，这种内心的羞愧源于认为自己不好的感受。
● 抑郁： 情绪障碍是可以遗传的，但并非所有的创伤后抑郁都是遗传性的。抑郁症会抑制身体的感受信号，使身体和情感对经历的痛苦变得麻木。保护者通常想要抑制抑郁情绪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被放逐部分感受到抑郁是不被允许的，从而加剧了抑郁。
●在评估来访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问以下问题：“这是你感到抑郁（被放逐者）的一部分，还是出于某种原因利用或放大抑郁的保护性部分？”面对出现的各种部分，想要了解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问题。
● 焦虑： 正如气质研究表明的那样（Kagan，2010），遗传基因会让我们变得容易焦虑。和抑郁症一样，保护者可以通过推动这个杠杆施加影响。
●“这是一个感到焦虑的部分（被放逐者），还是由于某种原因放大了焦虑的部分（保护者）？”“许多保护部分都根植于恐惧，并带有一定程度的焦虑。我们可以继续通过问题寻找答案。”
● 强迫症： 强迫行为通常是为了控制焦虑。对创伤患者而言，重复强迫性的行为会分散他们对痛苦的注意力。如同抑郁和焦虑一样，想要知道某种行为是如何运作的，或者它可以告诉我们怎样的生命故事，提问就好了。
● 反社会人格： 除了脑损伤可能产生反社会人格，一般情况下，反社会人格是一个保护部分（Schwartz，2016）。反社会部分有一个类似望远镜一样的焦点和避免内心感受到脆弱的决心，非常偏执和极端。它们由于不想感受到自己的虚弱，所以拒绝同情和关怀。虽然它们保护着自己认为是无能和软弱到无法忍受的被放逐者，但是它们往往会和其他被它们认为是软弱或需要照顾的部分形成两极化。关于这个话题，施瓦茨博士这样写道：
●“行凶的部分可能一直无法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来访者可能符合DSM-5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当行凶的部分始终无法分离，来访者无法联结其他部分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管理者，而不是消防员。”（2016，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