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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纷扰扰的人和事中，孤独是我的诱惑。现在它是我的朋友。当你面对过历史以后，除此以外还能寻求怎样的满足感呢？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需要改变心态的时候，独处的能力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我们可能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存在的意义。人际关系通常被认为能为各种形式的痛苦提供答案，在这样一种文化情境下，我们有时很难说服善意的帮助者，使他们相信独处和情感支持一样具有治疗作用。
有一种痛苦的变故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那就是丧亲之痛，即失去自己的配偶、子女、父母或兄弟姐妹。研究证实了一个常识性假设，即接受丧亲之痛需要时间；研究也揭示了哀悼的过程可能会受到人类为避免痛苦而采取的各种防御措施的阻碍。
其中有些措施就被强化甚至神圣化了，比如传统上英国中上层就不喜欢公开表露自己的情感。一个刚刚失去爱妻的男人，如果能像往常一样去上班，闭口不提自己的丧妻之痛，甚至工作时间超过平时，那么他往往会受到赞赏。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推崇默默忍受痛苦，另一方面是因为对自己的痛苦只字不提，可以避免同事们感到尴尬，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该对丧亲者说些什么好。如果丧亲者自己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么他们的朋友可能会感到庆幸，认为自己不需要特地去表示同情。
赞赏这种所谓的勇气是不对的。很多心理治疗师都曾遇到过这样的丧亲者，他们曾试图通过不露声色或戴上淡漠的面具来掩盖自己的丧亲之痛，结果导致原本该有的哀悼迟迟没有完成。于是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提到死者时，丧亲者有时会表现出无法控制的悲伤，尽管丧亲已经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前的事了。
客观研究表明，丧偶之后没有尽快显露悲痛的寡妇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会出现更多的生理和心理症状，情绪紊乱持续的时间更长，甚至在丧偶一年多以后，仍然比那些在第一周就“崩溃”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不安。 [1]
许多文化都会允许一段哀悼期，让人们在丧亲以后不必去工作或从事日常活动。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酝酿”等心理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而哀悼的过程可能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在希腊乡下，失去亲人的女性会哀悼五年。在这段时间里，她们会身穿黑色衣服，每天去给逝者扫墓，到墓前与逝者说说话。而且她们通常会将坟墓拟人化处理：她们不会说自己是去扫墓，而是说去探望自己的丈夫或女儿。这些悼念形式起到了正视丧亲事实的效果。
许多希腊村民赞同当地的这种情感宣泄理论。他们认识到，尽管人们希望自己完全沉浸在痛苦和悲伤的情绪中，但女性哀悼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反复的表达来摆脱这些情绪。 [2]
等到尸骨被挖出之后，哀悼便结束了，也象征着丧亲者对亲人死亡的接受。死者的尸骨会被收集起来，放进一个金属盒子里，和其他村民的骨头一起放入当地的纳骨堂。
通过构筑一个新的社会现实，死者家属能够在这个世界更好地生活下去，不再受丧亲之痛的阴霾笼罩……为了实现这一过程，需要逐渐降低死亡带给人们的情感强度，与他人重新构筑重要的社会关系，不断地正视死亡这一客观事实，最后通过挖掘死者尸骨做到彻底放下——这个过程代表着最终完全接受死亡不可逆转这一事实。 [3]
在失去亲人之后，正统的犹太人除了每天去犹太教堂以外，其余时间都要待在家里，由别人提供食物和照顾。英国精神病学家默瑞·帕克斯（Murray Parkes）认为这种犹太习俗对某些家庭来说可能未必有效，但我个人有限的经验表明，让丧亲者适当远离人群，不让他们进行正常的工作活动有一定好处。接受丧亲是一个困难、痛苦且非常孤独的过程，分散注意力只能将这个过程推迟一时，却不会带来任何帮助。如果能够帮助人们接受丧亲是一个痛彻心扉的事实，那么任何方式和仪式都是有益的。如今英国的宗教信仰正在衰落，丧亲者也没什么行为准则可以遵照。而过去，有规定的哀悼期，丧亲者也可以穿上黑色素衣来表达他们的悲伤，丧亲之人通过这些仪式或许更容易调整自己的状态。
虽然亲友的支持和慰问能够提供一定帮助，但是失去自己非常亲近的爱人，这种痛苦不可能与旁人完全分享，这个过程本来就是非常私人的，因为与已故爱人生前的那些爱与亲密，旁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体会。从本质上来说，哀悼正是那些不眠之夜里的辗转，是心灵深处的孤独。
哀悼是一个长期的心理过程最终导致人生态度改变的例子。丧亲者曾经可能认为生命与逝者密不可分，甚至认为生命由彼此的亲密关系所构成，但是在接受丧失以后，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丧亲者可能会构建新的亲密关系，也可能不会；无论构建与否，他们通常都会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并不完全由个人关系构成，没有亲密关系的人生也有意义。
态度的改变需要时间，因为我们思考生活和自我的方式很容易成为习惯。在早期精神分析中，咨询师不愿意接受50多岁或以上的病人，因为让他们改变态度的可能性很小。后来人们意识到，即使是老年人也能够改变和创新。有些人发现自己很难适应环境中的任何变化，但这种僵化与其说是衰老所致，不如说是强迫症人格的特征。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孤独和环境的变化都会促使其态度改变。这是因为习惯性的态度和行为常常受到外部环境的强化。举一个小例子，尝试戒烟的人会发现，想要抽根烟的欲望往往取决于环境的暗示，而且时不时就会复发。比如，吃完一顿饭的时候，坐在熟悉的办公桌前工作的时候，下班后去喝一杯的时候——这些细小的强化刺激，相信每个戒烟的人都不陌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发现度假时戒烟更容易。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每天不在固定时间做同样的事情，那么平时那些环境的暗示就会消失，或者失去一定作用。
假期可以让我们从每天的常规生活中解脱出来。有时我们觉得自己需要放个假，其实是需要“改变”，而放假就意味着能够实现改变。其实，“撤退”（retreat）这个词也有其弦外之音。
在敌人面前撤退可能意味着失败，也可能是“以退为进”，像睡眠、休息、娱乐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以退为进”，让身心重新积聚力量。在英语里，“retreat”一词本身还可以表示专门用于宗教冥想和安静礼拜的“静修时间”或“僻静之处”。而英国最著名的一所精神病院正是被命名为“静修所”（The Retreat），即英国约克静修所，始建于1792年，至今依然开放。英国心理治疗先驱塞缪尔·图克（Samuel Tuke）在这里建立了一种宽容、善良的制度，要求对患者进行最低程度的管束。通过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使精神病患者免受外界的骚扰，从而帮助他们改善精神状态。
这也是针对精神障碍的“休息疗法”（rest cure）的基本概念，由美国神经病学家塞拉斯·韦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提出，他在19世纪后半叶率先使用了该疗法。20世纪，出现了持续麻醉技术，通过药物使病人一天内保持20个小时及以上的睡眠。正如所见，药物一般可以通过抑制快速眼动睡眠来防止睡眠有效地把“忧虑的乱丝”（the ravell'd sleave of care）编织起来 [4] ，这或许就是该疗法不再被使用的一个原因吧。
“休息疗法”和持续麻醉都涉及远离亲属和适度隔离。然而在今天，精神病学教科书中很少提到隔离可以起到治疗效果的事实。现在的治疗强调团体参与、“环境疗法”、病房探视、员工与患者的互动、职业疗法、艺术疗法，以及其他任何可以让精神病患者持续忙碌、相互联系、与医生和护士保持联系的方法。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这种不间断的活动可能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很容易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但我并不觉得这种疗法对抑郁症患者会有什么太好的作用；而且令人遗憾的是，普通的精神病院几乎不能为那些想独处并能从中受益的患者提供有利条件。
孤独可以促进洞察和改变，这一点已经在许多宗教人物身上得到验证，他们常常出世，而后重新入世，跟人们分享他们在避世期间所获得的感悟。尽管说法各不相同，但人们都认为佛陀在尼连禅河畔一棵树下冥想时终于开悟成道，在长时间反思人世苍生之后达到了最高境界。据《马太福音》（ St Matthew ）和《路加福音》（ St Luke ）记载，耶稣在旷野度过了40天，经历了魔鬼的引诱，然后回来进行了关于忏悔和救赎的宣讲。锡耶纳的凯瑟琳（St Catherine of Siena）在意大利贝宁卡萨的小房间里隐居了三年，在一系列的神秘经历之后，她开始了积极的教学和传教生活。
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平和的孤独难以实现。电话是对隐私的一个长期威胁。在城市里，要远离汽车、飞机或铁路的噪声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个问题早就存在。在汽车发明之前，城市街道有时甚至比现在还要嘈杂。在卵石路上行驶的包铁车轮比沥青路面上的橡胶轮胎发出的噪声更大。尽管人们试图通过立法来遏制城市噪声，但噪声的总体水平仍在不断增加。
噪声确实无处不在，真要是一点噪声没有，很多人可能还会感到不舒服。就这样，连续播放的背景音乐遍布商店、酒店、飞机，甚至电梯。一些汽车司机认为开车很放松，仅仅因为他们可以独自一人，暂时不用应对别人。但汽车收音机和盒式磁带播放机的普及证明了人们其实普遍渴望持续的听觉输入，车载电话的发明则确保了安装它的司机永远不会与那些想找他们的人失去联系。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感觉剥夺”的一些问题。与之相对的是感觉过载，正如噪声控制者发现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目前流行的“超验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等技巧可能代表着一种尝试，试图平衡现代城市环境给我们造成的寂静和孤独的缺失。
主动从自己习惯的环境中跳出，可以促进我们进行自我理解，更多地接触那些埋没于日常喧嚣的内心深处。一般来说，我们的自我认同感取决于同物质世界和其他人的互动。我的书房里摆满了书，这些反映了我的兴趣，确认了我作为作家的身份，也强化了我对自我的认识。与家人、同事、朋友以及不太亲密的熟人之间的关系则将我定义为一个持有某些特定观点的人，我的言行举止或许也是可以预料的。
但我时常会觉得，这些惯性决定因素也存在局限性。假设我对惯性定义下的自我感到不满意，或者觉得无法体会或实现某些经验或自我理解呢。探索这些的方法之一就是让自己从现在的环境中抽离，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并非没有危险。头脑里任何形式的重组或整合都必然先得经历某种程度的混乱，必须颠覆原先既有的模式，而且除非亲自经历，否则谁也不能预判这种颠覆是否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人们渴望独处，以此来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换一种生活状态，对此理查德·伯德（Richard Byrd）上将曾有过生动阐述。1934年冬天，伯德上将负责美国在南极的一个先进气象基地的探测工作，并坚持要独自完成。他承认自己想要独守基地，表面上是为了进行气象观测，其实这并非主要原因。
除了气象和极光观测工作，我并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目的。什么目的也没有，只不过是想一个人充分体会那种经历，想独处一段时间，想长时间地品味平和、宁静和孤独，想知道这些到底有多好。 [5]
伯德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逃离什么不幸，他认为自己有着非常幸福的私生活。然而，在过去的14年里，组织各种探险队的压力，加上为之筹款的焦虑，以及围绕他的成就进行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宣传，最终导致他进入一种“不断的混乱”状态，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漫无目的。他觉得自己没有时间读想读的书，没有时间听想听的音乐。
我想要的不只是地理空间上的独居，我想要扎根于让内心重新充实的哲学境界。 [6]
他还承认这是有意考验自己，看看自己在前所未有的严酷环境中会有怎样的忍耐力。他希望找到人生新的意义，而且也的确实现了。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每天下午4点，我在零下67摄氏度的严寒中散步……驻足聆听，万籁俱寂……白昼渐逝，夜幕降临，却带来极致的平静。这里有无法估量的宇宙运转和力量，和谐而无声。对，和谐，就是这个！这就是寂静传递出来的——一段轻柔的韵律、一种完美和弦透出的张力，或者是天地和鸣的乐曲。
我能够捕捉到这种韵律，并在瞬间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那一刻，我可以毫无疑问地感觉到人类与宇宙的统一。这种韵律如此整齐、和谐而完美，以至我确信这绝非出自偶然——因此，必然存在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是其命定的一部分，而非意外分支。这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感觉；它深入人类绝望的中心，却又发现绝望无根无据。宇宙和谐有序，而非混乱不堪；人类同白天和黑夜一样，都是宇宙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7]
他还在别处提到过，那时感觉比生命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不幸的是，伯德后来病了，因为火炉故障而中毒。叙述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在描述他与体弱病痛做斗争，不再叙述他那神秘的与海洋有关的经历。尽管这些经历险些让他丧命，但在苦难结束四年后，伯德还是这样写道：
我确实带回了一些以前没有完全拥有的东西：懂得欣赏活着本身所代表的纯粹美好和奇迹，还建立了谦逊的价值观……文明并没有改变我的想法。我现在的生活更简单，也更加平静。 [8]
伯德所描述的这种人与宇宙融为一体的神秘体验，相信读过宗教专家笔下类似书籍的人一定不会觉得陌生。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在《宗教经验之种种》（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一书中所写的：
克服个人与绝对者（the Absolute）
之间通常存在的所有障碍是一种伟大而神秘的成就。在这种神秘的境界里，我们都与绝对者融为一体，而且我们会意识到这种融合。
[9]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一文中提到了他与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书信往来，他还曾送过罗兰一本他写的质疑宗教的书《一种幻想的未来》（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罗兰抱怨说，弗洛伊德没有理解宗教情感的真正来源，罗兰断言宗教情感是“一种‘永恒’的感觉，一种广阔无垠的感觉——就像‘海洋般浩渺’”。弗洛伊德却表示，他在自己身上丝毫找不到这种感觉。他接着表示，罗兰所描述的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结，一种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 [10]
弗洛伊德又将这种感觉与深陷爱恋的境界进行比较，当一个人到达爱情的某种高度时，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和所爱的人融为一体。正如人们所料，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海洋般浩渺的感觉是倒退到早期状态：是还在吃母乳的婴儿时期，这一阶段婴儿尚未学会区分自我与外部世界。弗洛伊德认为，学会区分一个渐进的过程。
婴儿一定会对这样一个事实印象深刻：有些刺激来源（后来他会意识到这些源自自己的身体器官）可以随时让他产生感觉，有些来源却时不时地躲避他——其中包括他最渴望的母亲的乳房，而这只会在他哭喊求助时才会重新出现。就这样，与自我相对的“客体”首次出现，这个客体以“外界”事物的形式存在，并且只会在特殊行为的催生下被迫出现。 [11]
弗洛伊德对罗兰所谓浩渺无垠之感是宗教情感的源泉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声称，人类对宗教的需求源于婴儿的无助感：“我认为童年时期对父亲保护的需求最为强烈，其他任何需求都比不上。” [12] 然而，他承认这种浩渺的感觉可能后来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并推测“与宇宙融为一体”是：
第一次尝试获得宗教上的安慰，好像这是另一种可以拒绝危险的方式，拒绝自我识别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 [13]
虽然我们都难免产生自我欺骗和对各种愿望得以实现的幻想，但弗洛伊德对上述这种浩渺的感觉及其意义的阐述并不是很贴切。这种感觉的重要程度似乎比他愿意承认的要高一些。防御性策略和逃避现实的愿望幻想通常会显得肤浅，而且有的会显得很不真实，甚至那些用这些策略和幻想的人自己也会这样觉得。但是，和伯德及威廉·詹姆斯一样经历过类似精神状态的人，都认为这种体验对他们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产生了永久性影响，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生中意义最深的时刻。不只是体验过与宇宙融合的人这样觉得，那些感觉与心爱的人融为一体的人也是如此。
弗洛伊德正确地看到了两种形式的融合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似性，却错误地认为它们只是一种退化。这种感觉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而且几乎无法被测量或进行科学研究。但是，与另一个人或者与宇宙完全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体验啊，尽管可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也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对逆境或不幸的逃避或防御。
当然，这种体验可能与婴儿早期感受到的与母亲的联结有关。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自我与自然的融合，个人与所爱之人的融合，这些可能都是最初母婴联结的一种反映，我们的生命都始于母亲，并逐渐分化为独立的实体。弗洛伊德却视这种体验为虚幻，这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就否认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有过这种体验的人往往会将这种感受描绘得格外真实，程度超过其他任何能回忆起来的感觉。
这种狂喜的融合体验有时会和接受死亡，甚至渴望死亡联系在一起。剧作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将情欲理想化为狂喜融合的原型，他把森塔用爱和自杀来救赎荷兰船长作为歌剧《漂泊的荷兰人》（ The Flying Dutchman ）的结尾。最初的舞台指示要求，在荷兰人的沉船残骸上方，这对情侣的身影将在落日的余晖中升空而去。大型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The Ring of the Nibelung ）系列最后一部《诸神的黄昏》（ Götterdämmerung ）中，剧终时布伦希尔德骑上马，跳进齐格弗里德的火葬柴堆中，与他同归于尽。《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Tristan und Isolde ）以一曲《爱之死》（ Liebestod ）结束；在狂喜和超脱中，伊索尔德伏在特里斯坦的尸体上死去。对此瓦格纳曾这样写道：
活着只剩下一件事：欲望，无法抑制的欲望，不断重生的渴望——狂热的渴望；唯一的救赎——死亡，生命的终止，永远没有觉醒！……力量耗尽之后，心又跌回欲望的沉沦——欲望无法达成；因为每个果实都会播下新的欲望的种子，直到最后精疲力竭之际，破碎的眼睛终于看到一丝极致的狂喜：这是放弃生命的极乐，是生命不再的幸福，是通往那个奇妙境地的最后一次救赎，每当我们以最猛烈之势竭力进入那里，我们反而离得最远。我们可以称之为死亡吗？或者说是夜晚的神奇世界，从这里——正如故事里所说——长出了一棵常春藤和一棵葡萄藤，它们盘绕交错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坟墓上方，紧紧拥抱难解难分，不是吗？ [14]
在《超越忍耐》（ Beyond Endurance ）一书中，格林·贝内特（Glin Bennet）描述了他在独自旅行时体会到的与自己和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对这种经历的探索也是单独旅行的原因之一，但过程中可能会伴有自杀的诱惑。贝内特举了弗兰克·马尔维尔（Frank Mulville）的例子：马尔维尔是一名单人航海家，在加勒比海上时，一种强烈的愿望涌上心头，他想回头看看自己那漂亮的帆船，于是他将身子探出舷外。回顾这一眼如此动人心弦，以至于他真的很想放开绳子，让自己永远融入大海。 [15]
贝内特还举了克里斯蒂亚娜·里特（Christiane Ritter）的例子，她遇到了同样的危险。里特曾在斯匹次卑尔根岛西北部的一间小屋里独自待了数天，她的丈夫和朋友外出打猎去了。她讲述自己曾出现了各种幻觉和错觉，其中有种感觉是，她仿佛和月光融为了一体。她还梦到冰层下的水流似乎在引诱自己。独处了九天以后，她甚至不敢冒险迈出小屋一步。 [16]
英国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将这种心醉神迷的体验及其与死亡的关联生动地记录在了《夜莺颂》（
Ode to a Nightingale
）
中：
我在黑暗中里倾听；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
我在诗思里用尽了我言辞，
求他把我的一息散入空茫；
而现在，死更是多么的富丽，
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
当你正倾泻你的心怀
发出这般的狂喜！
狂喜的精神状态与死亡的联系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稀有瞬间如此完美无缺、令人心驰神往，以至于让人很难再回到平常的生活中去，那么结束生命此时就会充满诱惑，因为可以避免被俗世的紧张、焦虑、悲伤和愤怒再次侵袭。
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自我的解体不过是对婴儿时期的一种回溯，它可能的确带来了幸福感，但其实代表着一个失乐园，是任何一个成年人都不能或者不应该希望重新得到的。对卡尔·荣格（Carl Jung）来说，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高的成就，是神秘而又神圣的经历，这可能是为了了解自己和自身存在所做的长期努力的结果。在本书的后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荣格的自性化概念，即心灵系统的各个部分对立统一的概念。
[1] Colin Murray Parkes, Bereavement , second edition (Harmondsworth, 1986), pp. 158-9.
[2] Loring M. Danforth, The Death Rituals of Rural Greece (Princeton, 1982), pp. 143-4.
[3] Ibid ., p. 144.
[4] 此处妙用了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麦克白》（ Macbeth ）中的句子，原文为“Sleep that knits up the ravell'd sleave of care”，（把忧虑的乱丝编织起来的睡眠）。——译者注
[5] Richard E. Byrd, Alone (London, 1958), p. 7.
[6] Richard E. Byrd, Alone (London, 1958), p. 9.
[7] Richard E. Byrd, Alone (London, 1958),p. 62-3.
[8] Richard E. Byrd, Alone (London, 1958), p. 206.
[9]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London, 1903), p. 419.
[10]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Standard Edition,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24 volumes, XXI (London, I961), pp. 64-5.
[11]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Standard Edition,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24 volumes, XXI (London, I961), p. 67.
[12]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Standard Edition,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24 volumes, XXI (London, I961), p. 72.
[13]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Standard Edition,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24 volumes, XXI (London, I961), p. 72.
[14] Richard Wagner, in Wagner on Music and Drama : A Selection from Richard Wagner ' s Prose Works , arranged by Albert Goldman and Evert Sprinchorn, translated by H.Ashton Ellis (London, 1970), pp. 272-3.
[15] Glin Bennet, Beyond Endurance (London, 1983), pp. 166-7.
[16] Christiane Ritter, translated by J. Degras, Woman in the Polar Night (London, 1954), p. 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