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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务必要给自己保留一处后坊，完全属于自己、没有任何干扰，在这里我们可以享有真正的自由、静修和孤独。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在婴幼儿及儿童早期阶段，出于生存的需求，孩子对父母或代父母的依恋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想要长大成人，且能够与他人建立平等的亲密关系，那么稳定的依恋关系或许必不可少。虽然在西方社会，家庭破裂的情况稀松平常，但为了子女能够更好地成长，父母仍在尽力提供充满爱意的稳定环境，建立稳定的依恋关系，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此外，大多数父母都会尽力保证子女能够多接触同龄人，多和同龄人玩耍。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灵长类动物，稳定的亲子依恋关系都可以有效地鼓励孩子更多地探索外界。能够确认母亲就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一般都会愿意去探索周边、玩玩具，愿意接触房间里的其他人或物，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有证据表明，一岁半以上的儿童和同龄人玩耍有益于成长。接触同龄伙伴无疑能够帮助孩子学习亲子间无法实现的社交技能。
例如，父母和子女之间很少出现打闹，但在同龄儿童之间这是再常见不过的事，而打闹对他们学习如何应对攻击很有必要。对性的态度往往也不是习自父母，而是来自其他孩子。研究表明，有性困扰的成年人通常会表示自己在儿时有过异常孤立的经历。由于无法通过同龄人了解到性好奇与性冲动是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所以这些人在成长过程中会觉得自己异于常人，认为只有自己是邪恶的。
在第1章中我们了解到，大部分成年人都想拥有亲密关系以及对某个群体的归属感。儿时，父母或代父母给予的稳定依恋是至关重要的，但与同龄人的关系同样不可或缺。
在儿童成长的这两个方面，已经存在大量的研究，并且相关研究仍在继续，可是却没有研究讨论独处对儿童是否存在重要意义。然而，如果我们想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就应该在他们恰当的年纪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享受孤独。许多创造者都曾言说儿时那些非同寻常的体验：与自然的神秘联结、奇妙的感悟瞬间，或者是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所说的“不朽之暗示” [1] 。这些人包括：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埃德蒙·葛斯（Edmund Gosse）、A. L.罗斯（A. L. Rowse）和C. S.刘易斯（C. S. Lewis）。基本可以肯定，这样的瞬间不会发生在踢足球的时候，只有当孩子独自一人时才会出现。对此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曾有过生动描述，他也曾深深地沉浸于“瞬间的忘我融合”中：
在我儿时及少年时代，去外面高兴地玩耍时，我曾沉醉于这种忘我的境界中。那是五岁还是六岁的时候呢？肯定不是七岁。在某个初夏的清晨，银色薄雾淡淡笼罩着不远处的菩提树，好似微光摇曳，空气里满是叶子的清香。宜人的气温就像轻柔的爱抚。甚至无须特别回忆，这种场景就在我脑海里——我爬上了一棵树桩，蓦地一瞬沉浸在这“自然”之中。那时我并没有以“自然”称之，因为根本无须具其以名。其与我已相融为一。 [2]
罗斯也有过相似经历，那是他在康沃尔郡上学的时候：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美感的早期体验，一种心灵的启示，后来成为一种神秘至上的体验，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与慰藉。后来，也还是上学的时候——那时我进了中学，读了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 Tintern Abbey ）和《不朽颂》（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那时我才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华兹华斯所写的体验啊。 [3]
现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包括我自己，都倾向于将个体建立平等成熟关系的能力作为检验情感成熟度的标准。几乎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忘了考虑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独处的能力也是情感成熟的表现之一。
有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属于例外，他就是唐纳德·温尼科特。1958年，温尼科特发表了论文《独处的能力》（ 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这篇文章成为精神分析领域的经典之作。他这样写道：
也许可以这样说，现有的精神分析著述更多地描写了对独处的“恐惧”或“渴望”，而没有关注独处的“能力”；大量的工作研究了人的退缩状态，即一种对迫害预期的防御机制。但是，对于独处能力的“积极”意义的相关探讨似乎早就该有了。 [4]
在第1章中，我提到鲍尔比关于婴儿对母亲的早期依恋的相关研究，并提出当母亲离开时，婴儿会依次出现“抗议”“绝望”和“冷漠”的反应。正常情况下，只要母婴之间的联结没有绝对断绝，孩子一般都能逐渐适应并接受母亲缺席时间的延长，并不会产生焦虑。鲍尔比认为，相信依恋对象不会离开的这种信任感是人在成熟之前逐渐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出生后6个月到5岁之间，这段时间最容易产生依恋行为。然而，对依恋对象是否在场的敏感性会一直存在，直到进入青春期。在英国，许多中产家庭的孩子在儿童早期阶段拥有绝对安全的心理环境，等到七八岁被送入寄宿学校时，他们会觉得长期以来的心理预期突然被打破。
人们一般认为，依附行为意味着缺乏安全感。哪怕时间很短，孩子也不愿意让母亲离开，是因为他对母亲是否回来没有信心。相反，如果孩子已经对依恋对象建立了信任感，那么他就能更好地接受依恋对象的离开。因此，独处的能力是内在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形成于成长早期阶段。不过，有些孩子拒绝陪伴、有病理上的孤独，他们属于温尼科特所说的那种“退缩状态”，和享受一定孤独的孩子有所不同，应当加以区分。能够在独处的世界里任凭想象遨游的孩子也许能够开发出创造潜能。
安全感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长期多次确认依恋对象会在自己需要时陪伴在旁以后，孩子会对依恋对象的离开产生积极的心理预期，相信依恋对象会回到自己身边。精神分析学家通常将这一过程称为“内摄出一种良好的客体”，意即依恋对象已经成为个体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即使该对象实际并不在身边，他也能作为个体的心理依赖。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大多数人都曾想过“如果某某人在这里，他会怎么做”。当人们处于困境时，他们会依靠心里的某个人，即使那个人当时并不在场，他们仍然会想象那个人就在身边。
温尼科特提出，成年人独处的能力源自婴幼儿时期母亲稳定陪伴的独处经历。假设婴儿对食物、温暖、身体接触等所有即时需求获得满足，那么他就无须向母亲进行任何索求，母亲也无须额外提供其他东西。温尼科特写道：
我尝试证明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论点，即独处的能力是在某一对象稳定陪伴的前提下发展而来的，缺乏陪伴的独处过程是无法培养独处能力的。 [5]
温尼科特还提出了这样一个极为有趣的建议：
只有在独处的情况下（这里的前提是存在固定对象的陪伴），婴幼儿才能实现自我探索和发现。 [6]
处于未成熟状态的婴幼儿需要另一个人的支持，才能发展出关于“我”的概念，即具有独立认知的独立个体。温尼科特认为，当婴幼儿能够在母亲的陪伴下实现舒心自在的独处，他们便开始形成自我的意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婴幼儿就会体验到一种感觉或冲动。如温尼科特所说：
在此情况下，这种感觉或冲动会非常真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体验。
温尼科特认为与这种体验相对的是：
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所构成的虚假生活。 [7]
温尼科特在工作中一直格外关注人的情感体验是真是假。他治疗的许多患者，出于某些原因，自儿时就保持过分顺从的性格；也就是说，他们按照别人的期待生活，或是努力取悦他人，或是努力不去冒犯别人。按照温尼科特所说，这类患者建立了“虚假的自我”，即盲从于他人想法，无视自己内心真情实感和本能需求的自我。这样的人会觉得生命毫无意义，因为他的生活不过就是迎合世界，而不是真实地去体味人生，满足自己的主观需求。
虽然温尼科特关于婴幼儿主观体验的假设无法得到证实，但他的观点确实给人以启发。按他所说，独处的能力其实源自鲍尔比所说的“安全型依恋”（secure attachment）：因为有母亲的陪伴，孩子可以安心地自我成长，不会因为担心母亲可能离开而感到焦虑，也无须顾虑母亲对他的期待和要求。随着安全型依恋儿童成长，就算母亲或其他依恋对象没有一直在场，他们也能安然独处较长时间。
对此温尼科特还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表示，独处的能力始于母亲的稳定陪伴，而后孩子能够适应母亲的离开，这种能力与其关切和展示自己内心真情实感的能力不可分割。只有当孩子体验过这种怡然自得的独处，他才能够发现自己的真实需求，才能够不去顾虑别人对他的期许或强求。
因此，独处的能力与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密不可分，同时还会影响人们对内心深处的需求、情感和冲动的觉察。
精神分析与帮助人们挖掘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有关。其使用的技术可以理解为，鼓励个体在咨询师面前实现内心的独处。在精神分析发展早期，这种技术格外常见，直到后来移情分析占据核心地位（详见第1章）。在治疗过程中使用诊疗椅不仅可以帮助患者放松身心，而且可以避免患者与咨询师目光接触，这样才能更好地防止患者过分在意咨询师因其所述而产生的反应，帮助他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内心世界。
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始终认为，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能够在这里安心探索和表达自己最私密的想法和感受，这一点的重要性完全不低于咨询师给患者提供的专业解读。我认识的一名咨询师就曾用实例向我证明这一点，他曾给一个患者做了一年的咨询，每周见三次。每次咨询患者都会躺在治疗椅上，然后很快进入无拘无束的内心自我联结中。一年咨询期即将结束之际，这名男士声称自己已经被治愈，并表达了衷心感谢。这位咨询师则表示，整个治疗过程自己并没有提供什么心理解读。虽然这个故事确实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它和温尼科特关于安全型依恋模式下母婴关系的假设简直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可以通过探究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帮助患者与外部世界的其他人建立良好关系。鼓励患者了解和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让他知道自己不会被拒绝，不会被评论，也不需要与众不同，这种情况下，患者会开始某种内心重建或梳理的过程，同时带来心灵的平和，最终到达真实的灵魂深处。这种有助于疗愈的过程不一定非要通过咨询师进行解读治疗才能实现，也可以通过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来帮助达成。前面的故事里，尽管咨询师没有给予心理解析，或者说恰恰是因为没有咨询师的解析干预，这名患者最后被治愈了，在这里其实蕴含了一个有力的真相。类似这种治愈过程，其实很像孤独的创造性过程中会出现的某种心灵上的疗愈。
我们在睡眠中也可以实现心理整合。入睡使我们进入独处状态，即便是和爱人同床共枕。生活中遇到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人们一般会建议你“先睡一觉再说”，其实这个建议是有道理的。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经历：面对艰难抉择无法下定决心，直到入睡也没能做好决定。然而，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往往会发现答案明明就在眼前，真不知道前一天晚上让什么蒙住了眼。这其实是因为睡眠时会发生某种类似浏览信息和重新梳理的过程，不过这种过程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另一个心理整合的例子就是学习的过程，它需要时间、独处，最好再加一段睡眠。学生会发现，很难真的记住那些需要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记住的知识。可是，那些提前仔细学过的内容，再经过“几觉”巩固，倒是很容易就能记起来。这是因为某种神经回路将新知识与旧知识联系起来，并将新知识转为长期记忆存储。
虽然我们把1/3的生命花在了睡眠上，但人类至今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需要睡眠。反正我们需要睡眠是毋庸置疑的。很久以前审讯员就发现，剥夺犯人的睡眠时间是让他们妥协的一种较快的方法。确实有一些人例外，他们可以坚持很长时间不睡觉，而且身体状况不会变差，但是大部分普通人经过短短几天几夜不睡觉，就会出现错觉、幻想等精神症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心理疾病发作之前都会出现失眠症状。
睡眠的整合作用或许能与做梦联系起来。1952年，纳撒尼尔·克莱特曼
（Nathaniel Kleitman）发现有两种睡眠状态，通过监测睡眠过程中的脑电活动，可以看到睡眠遵循一定周期规律。当研究对象开始放松、进入睡眠，大脑清醒时所呈现的较快脑电波状态会转入振幅较大的慢波状态，从闭合的眼睑可以明显看到眼球移动，而且是完全无意识的。记录眼球活动的同时可以记录脑波的变化。人刚入睡时会很快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并且难以被唤醒。大概三四十分钟以后，睡眠开始由深变浅，呼吸开始加快而且变得不规则，还可以看到面部、手指的轻微抽搐，眼球也会快速转动，好似真的在看什么东西一样。这个快速眼动睡眠（rapid-eye-movement，REM）阶段会持续大概10分钟。紧接着研究对象会再次进入更深的睡眠状态。整个睡眠周期大概持续90分钟。如果整个睡眠时间达到7.5小时的话，一般会有1.5～2小时处于快速眼动睡眠期。
绝大多数从快速眼动睡眠中醒来的人能记起自己所做的梦，只有极少数人从深度睡眠中醒来时还记得梦境。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可能每晚都会做梦，而且是每90分钟左右做一次梦。
基于两种睡眠状态这一发现，我们可以推断，阻止人做梦和保证充足睡眠时间是可能同时实现的。早期的实验中，阻断研究对象进入快速眼动睡眠，即阻止他们做梦，会导致一些症状的产生，但是后来的试验尚未证实这一发现。不过，被阻断做梦的研究对象在恢复做梦自由以后，会在深度睡眠阶段自动增加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长占比，以补充不足。
在服用镇静类药物和摄入酒精的人身上也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停用药物以后容易出现睡眠反弹。研究对象会增加快速眼动睡眠时间，好似要补偿之前的不足一般。根据威廉·德门特（William C. Dement）
的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病情得到缓解后对快速眼动睡眠的需求会加大。如果阻断其做梦，仅仅只需两个晚上，他们就会呈现过度的快速眼动睡眠反弹。
[8]
如果精神分离症患者没有处于缓解期，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存在幻觉、错觉等明显症状或出现病症相关的怪异行为，就不会出现相应反弹。如果能有更多的实验证明有明显症状的精神病患者不像普通人那样需要做梦，那么“精神分裂症就是醒着做梦”这种过去的说法可能还真有那么一点道理。反过来看，普通人不会因为完全被剥夺快速眼动睡眠而变成精神病，大概正是因为做梦吧，每天晚上各种光怪陆离的梦境正在以某种未知的方式保护着我们的心灵健康。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睡梦中发生的某种信息扫描和整合重编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心理机能。做梦似乎还具有生物适应性。美国精神科医生斯坦利·帕隆博（Stanley Palombo）认为梦境是过去经历与当下现实的结合：
梦境把过去某些情感深刻的经历和当天经历的某些情感深刻的片段进行了比对。 [9]
在梦境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新的经历被存储到了适当的位置，变成了永恒记忆。是否所有的梦都会这样处理还不清楚，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梦里的时间经常是混乱的：如果过去和现实搅到了一起，那么时间逻辑上的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提出的创新四阶段中，第二阶段也就是“酝酿阶段”（incubation）也存在这样的信息重组过程。创新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preparation）：创新主体对某一特定事物产生初步兴趣，然后收集材料和一切相关信息。在第二阶段中，对前期积累的所有材料进行酝酿或下意识地进行扫描，并与大脑存储的其他内容进行对比组织和细致研究。这一阶段具体发生了什么不太清楚，但它是进入第三阶段“明朗阶段”（illumination）的必要前提。这一阶段里，创新主体有了新发现，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通过某种方式实现了所有材料的归纳重组和包容延伸。
酝酿阶段所需时间从几分钟到几个月不等，有时甚至需要好几年。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Brahms）曾经说过，有新的灵感出现时，他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不再想这个灵感，等到几个月以后再次拾起时，这个灵感往往不知不觉换了一种形式出现，这时他才开始据此创作。
如果说新想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大脑中反复回荡，从而把所有其他的想法剔除掉，那也实在荒谬。因为大脑是非常复杂的，它可以同时处理大量信息。但是睡梦中自发的或者通过祈祷、冥想诱发的这种类似扫描整理的过程着实令人惊奇。到底大脑回路中发生了什么实属难解之谜，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所有这些过程都需要时间自由发展，最好是独处。创造性人才可能需要独处和平静，也可能不需要。比如，舒伯特和莫扎特就能在一些看起来会扰乱心神的环境中做到思想集中。观察家普遍表示，即使身边有人，这类人也能深深沉浸于自己的思想中。这样看来，温尼科特的“在陪伴中独处”这个看似矛盾的论点不仅可以用于母婴关系上，还能用在这些人身上，即使身边有人“陪伴”，他们也能像“独处”时那样对自己的内在世界保持全神贯注。
上述的这种心理过程需要时间来实现，而形成新认知可能也需要较长时间来酝酿，这一点或许和一些研究人员指出的人类智能的特征因素有关。智能行为被定义为“个体一生中不断适应的可变化的行为”。 [10] 与先天行为模式相对，后者是进化阶梯上较低等级的物种所具有的特征。先天既定的环境应激行为属于即时自动的反应，而人类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加灵活，这不仅取决于后天学习和记忆功能，还取决于不对外界刺激立刻做出自动反应的能力。戴维·斯腾豪斯（David Stenhouse）指出，本能行为进化成智力行为需要以下三个基本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动物个体不对外界刺激按照本能顺序完成常规化反应的能力。要说完全不做出反应显得过于绝对，可能只是延迟反应，即暂时性压制。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就无法产生适应环境的可变行为。 [11]
如果个体要对某种情况做出新的反应，那么其必须具备学习和存储所学的能力。斯腾豪斯提出的第二个因素是，发展出记忆存储核心，用于存储相互关联的事物记忆，同时为衡量新的经历提供参考。这一点与帕隆博关于梦境的主张相似：梦境可能是一种新旧经历相互比对的梳理过程。
斯腾豪斯的第三个因素是形成抽象和概括的能力。
必须具备发现异同之处的能力，否则无法从众多记忆点中选择恰当的因素对当下行为做出调节。 [12]
所有动物都具有这种从经历中学习的能力，只是程度不同，而人类的这种能力格外强大。
智力行为取决于是否对既有情境做出即时反应，这点还能与做梦时的反应关联起来。我们会梦到自己在行动、在走路、在跑步、在打斗，在以各种形式动着，但是现实中除了眼球加速转动和肢体的一点抽动外，并没有任何实际动作。做梦的时候，大脑的运动中枢受到抑制，大脑皮层的电波却相当活跃。针对猫的研究实验显示，如果大脑运动中枢的抑制作用被破坏，那么被试动物会将梦境显现到行为上，在睡着的同时表现出攻击性或玩耍行为。这种睡梦中抑制行动的情况亦可视为延迟即时反应的一种方式，可以让大脑完成相应的梳理过程。
清醒时的思考过程也与这种抑制情况相似。思考可以被视为行动前的准备：罗列所有可能，联系各种概念，评估可能的策略。最后，思考完成，开始行动，哪怕简单如使用打字机也会有这些过程。从思考开始到最终行动，中间必然有时间上的延迟。很多人很难做到安静地等待，于是在思考时会伴随其他一些行为，比如走来走去、抽根烟或者转转铅笔。思考主要由个体独立完成，即使有人在场，个体仍然需要聚精会神。
另一个和温尼科特提出的独处能力相似的概念是祈祷。祈祷可不仅仅是为自己或他人祈福。公共礼拜也是一种祈祷，但个体私下的祈祷行为是其独处的过程，也是个体触碰自己心灵深处感受的途径之一。部分宗教文化中，祈祷并不期待神明给予任何回应。人们只是单纯祈祷，并非想要影响神明或者被回应，而是为了实现心灵的平和。在祈祷和冥想的过程中，过去分散的思想和感受可以得到联结和整合。触碰心灵深处的思想和感受，并给它们时间重组，产生新的思想，是实现创新的重要因素，也是缓解紧张、促进心理健康的有效方式。
因此，要想大脑机能和个体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独处的能力必不可少。人类非常容易疏离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感受，而学习、思考、创新、联结内心世界都需要独处才能实现。
[1] “不朽之暗示”：指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不朽颂》（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咏童年往事中永生的信息。——译者注
[2] Bernard Berenson, Sketch for a Self-Portrait (Toronto, 1949), p. 18.
[3] A.L. Rowse, A Cornish Childhood (London, 1942), pp. 16-18.
[4] Donald W. Winnicott, ‘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in The Maturational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London, 1969), p. 29.
[5] Donald W. Winnicott, ‘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in The Maturational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London, 1969),p. 33.
[6] Donald W. Winnicott, ‘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in The Maturational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London, 1969),p. 34.
[7] Donald W. Winnicott, ‘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in The Maturational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London, 1969), p. 34.
[8] William C. Dement, Some Must Watch While Some Must Sleep (San Francisco,1972), p. 93.
[9] Stanley Palombo, Dreaming and Memory (New York, 1978), p. 219.
[10] David Stenhouse,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London, 1973), p. 31.
[11] David Stenhouse,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London, 1973), p. 67.
[12] David Stenhouse,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London, 1973), p.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