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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玄宗君临大唐王朝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困难重重的局面。
开元初，尽管遇到连年的天灾，加之中宗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形成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有待解决。但在武则天近半个世纪的卓有成效的治理下，唐王朝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商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人口的增长是封建经济繁荣的明显标志，据户部统计，永徽三年（652），全国有 380 万户，到神龙元年武则天退位时已增至 615 万户，这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零点九一，在封建社会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直至开元初，社会经济仍然保持继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为玄宗治理大唐形成了有利的客观形势。玄宗已经掌握了唐王朝的最高权力，他具有运用权力的才能，又选择了杰出的宰相姚崇作为助手，姚崇在“十事要说”中明确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和施政的方针。这样，玄宗就具备了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的基本条件。
在政治上，玄宗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动荡的局势尽快地安定下来。从神龙元年正月到先天二年七月，只不过八年多的时间里，唐廷就发生了七次政变，换了四个皇帝。频繁的政变和长期的动荡，使宫廷上空弥漫着险恶的气氛。玄宗从丰富的宫廷斗争经验中懂得，对皇权的威胁和朝政的干扰，主要来自两种势力：一是皇亲国戚，二是元老功臣。要想使皇位得以巩固，权力得以行施，政局得以安定下来，就必须限制和防范这两部分人的权力过分膨胀。
先说玄宗和宗室的关系：
玄宗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三，除最小的弟弟隋王隆悌早夭外，开元初都住京城。大哥宋王成器，为人“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玄宗尤加信重之”
。二哥申王成义，“性弘裕，仪形瓌伟，喜于饮啖”
。两个弟弟岐王（隆）范和薛王（隆）业，都参加过诛灭太平之役。此外，邢王守礼为章怀太子李贤之子，高宗长孙，虽然“才识猥下”，却也有特殊的名分。由于玄宗不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位，而是“因功而立”，在重视宗法关系的时代，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这就促使他尤其要注意处理和兄弟、堂兄弟的关系，采取了软硬兼施、恩威并行的双重原则，对他们既极表“友爱”，又在政治上严加限制。
一方面，玄宗努力加深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资治通鉴》中有生动的描述：
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中使存问相望于道。上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礼，饮食起居，相与同之。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或讲论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成器善笛，范善琵琶，与上更奏之。诸王或有疾，上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业尝疾，上方临朝，须臾之间，使者十返。上亲为业煮药，回飙吹火，误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
（开元二年七月）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甲寅，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
玄宗对兄弟的友爱，不完全是出于策略、权术的故作姿态。玄宗兄弟从小被幽禁宫中，一同经历了艰难困苦，他们之间是有深厚情谊的。开元二十九年（741）宋王成器去世，玄宗深感悲痛，令右监门大将军高力士致手书于灵前，他写道：“隆基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殁，家人之礼，是用申情，兴言感思，悲涕交集。……远自童幼，洎乎长成，出则同游，学则同业，事均形影，无不相随。”
手足深情，溢于言表。玄宗是个重感情的人，他即位之后，仍然继续努力深化而不是淡化这种感情，赋予这种努力以新的意义。《开元天宝遗事》卷下《竹义》条记：“太液池岸，有竹数十丛，牙笋未尝相离，密密如栽也。帝因与诸王闲步于竹间，帝谓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离心离意，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怀贰心生离间之意，睹此可以为鉴。’诸勗王皆唯唯，帝呼为‘竹义’。”很明显，玄宗加深手足之情，是为了消弭“怀贰心生离间之意”。
另一方面，玄宗对诸王的限制是极其严格的。他不给诸王任何权力，“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开元二年六月，玄宗命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豳州刺史，邠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七月，又命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每季允许两人入朝。诸王离京出任外州刺史是一种防范性的措施，避免了他们干预朝政或被人利用的可能。此议当出自姚崇。早在景云二年为维护隆基的太子地位，他就建议过出诸王为外州刺史，为太平所阻，未能实现。诸王任刺史，玄宗“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并准此”。任刺史的诸王，徒有虚名，并无实权。
玄宗严厉禁止诸王与朝官来往，防止他们在朝中形成私人的政治势力。开元元年，宰相张说因玄宗任命姚崇为相，生怕于己不利，秘密会见岐王范，希望引以为后援。此事被姚崇揭发，他对玄宗说：“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玄宗立即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赶出京城。张说与玄宗的关系很深，“玄宗为太子，说与褚无量侍读，尤见亲礼”
，算是玄宗的老师。在玄宗与太平斗争时，张说坚定地支持玄宗，发动诛太平之役前夕，张说从东都洛阳派人献上佩刀，劝玄宗当机立断，及早动手。但玄宗一发现张说与岐王秘密往来，就给予严厉的处分，说明对这类问题的重视。
对于诸王与朝官来往的事件，玄宗则处分朝官重，一般不追究诸王的责任。岐王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
。他与外人来往频繁，发生的事件也较多。光禄卿、驸马都尉裴虚己和岐王范游玩宴会，因私自挟有谶纬，被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并令公主与之离婚。万年县尉刘庭琦、太祝张谔，多次和岐王范饮酒赋诗，刘庭琦因此被贬为雅州司户，张谔贬为山茌丞。玄宗待岐王范友好亲切，依然如故。他说：“我兄弟友爱天至，必无异意，祗是趋竞之辈，强相托附耳。我终不以纤芥之故责及兄弟也。”
开元十三年玄宗生病时，薛王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下议论玄宗的吉凶，被人告发，玄宗令杖杀韦宾，左迁皇甫恂为锦州刺史。薛王业与其妃均惶惧待罪。玄宗下令召见他们，亲下台阶拉着薛王业的手说：“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
。在处理这类事件时，玄宗在严厉处分朝官的同时，始终坚持对兄弟们的信任，表现出处处都顾念手足之情，把怀柔与控制之间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这是玄宗作为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玄宗对外戚的恃宠骄横、仗势欺人、胡作非为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决不回护。岐王范的舅舅赵常奴横行霸道，河南尹李朝隐说：“此不绳，不可为政。”
把他抓起来痛打一顿。玄宗知道后，非常赞赏李朝隐的做法。开元二年，薛王业的舅舅王仙童，侵暴百姓，为御史纠弹，薛王业出面为王仙童说情，玄宗下令复按此事。宰相姚崇、卢怀慎等复按后认为：王仙童罪状明白，御史纠弹无误，应依法惩处。玄宗同意。从此，外戚不敢放肆。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平时就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和，开元四年正月，“昕与其妹夫杨仙玉于里巷伺杰而殴之。杰上表自诉曰：‘鬓肤见毁，虽则痛身，冠冕被陵，诚为辱国。’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杀，以谢百僚。仍以敕书慰杰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训导，使陵犯衣冠，虽置以极刑，未足谢罪，卿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玄宗对这一系列案件的处理，尤其是对长孙昕殴打李杰一案的处理，是严肃而公正的。他杀掉了长孙昕，又下敕慰勉李杰，作自我批评。这样不仅打击了外戚的气焰，有利于社会和朝廷的安定，也使宗室诸王不致与外戚结合成具有离心力的政治势力。
再说玄宗和功臣的关系：
玄宗身边有一批参加过诛韦、诛太平两役的功臣，号称“唐元功臣”。他们大多原来官品不高，都是四五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如王毛仲、李宜德是玄宗家奴，刘幽求是县尉，王琚是县主簿，钟绍京是苑总监，麻嗣宗、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则是诸卫府兵中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随着玄宗地位的变化，他们也都在一夜之间升迁为高级官员。他们本身的素质、能力都和职位不大相称，骤然间身居要职，肩负重任，往往居功自傲，个人的欲望随着权势的增大一起膨胀，稍不如意，便心怀不满。这部分人，如果不加限制，就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玄宗对功臣绝不姑息迁就。王琚是玄宗为太子时的密友，也是玄宗诛灭太平的主要谋士。先天二年七月，因功授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封赵国公，深受玄宗信任，常出入禁中，与闻大政，有“内宰相”之称。十一月，有人对玄宗说：“王琚权谲纵横之才，可与之定祸乱，难与之守承平。”玄宗觉得此话有理（或者，上言者原本就是迎合玄宗心意而言），马上命王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面诸军，把他派离京城。紧接着，十二月，诛灭太平后才任宰相的张说和刘幽求，同时被免职，张说是因为与姚崇不和，又私谒岐王范。刘幽求罢官，很可能是出自玄宗“难与之守承平”的想法。开元二年闰二月，有人状告刘幽求、钟绍京心怀不满，口出怨言，玄宗将他两人囚禁，由紫微省（中书省）按问。刘幽求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向玄宗进言：“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提出了处理功臣的对策，即功臣不受重用，必然心怀不满。他们建有大功，官职爵位都很高，采取下狱治罪的办法，社会影响不好。玄宗接受这一建议，贬刘幽求为陆州刺史，钟绍京为梁州刺史，王琚为泽州刺史。
太常卿姜皎，在玄宗为临淄王时，就已悉心投靠，后来又参与了诛杀太平之役。玄宗即位后，授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封楚国公。“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赏赐不可胜纪。”其弟姜晦也因之而任吏部侍郎。开元五年（717），宋璟向玄宗进言，认为姜皎兄弟权宠太盛，令人不安。七月，玄宗下制：“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皎宜放归田园，散官、勋、封皆如故。”以爱护他为理由，解除了他的职务。
王毛仲等北门禁军中的有功将领，开元十八年也进行了处理。诛灭太平后，王毛仲因功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封霍国公。毛仲养马事业干得很出色，为人“奉公正直，不避权贵”，在两营万骑功臣中威望很高，颇有势力，又和葛福顺结为儿女亲家，李守德、唐地文等都很依附于他。玄宗一直对毛仲恩宠有加。王毛仲遂气焰大盛，与玄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杨思朂等矛盾甚深。毛仲“视宦官贵近者若无人，其卑品者小忤意，辄詈辱如僮仆”。宦官们也常在玄宗面前说王毛仲的坏话。开元十八年（730），王毛仲想当兵部尚书的要求没有满足，怏快不乐，见于词色。高力士等宦官趁机进言：“北门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
不久，毛仲向太原军器监索要甲仗，太原少尹严挺之上奏玄宗，玄宗担心他们谋叛，决心将王毛仲及其势力除掉。玄宗谨慎地避开了索要甲仗一事，而以“不忠怨望”为由，贬毛仲为瀼州别驾。禁军将领葛福顺、卢龙子、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广济等同时被贬为远州别驾，毛仲四子皆贬远州参军，一齐被赶出京城。毛仲行至永州（今湖南零陵），追赐死。
王毛仲的处理要比刘幽求、姜皎等人要晚，背景也更复杂。王毛仲除以功臣自傲外，还涉及他在北门禁军中的活动以及和宦官之间的矛盾。玄宗在处理和功臣的关系时，一旦发现他们权势太盛，便立即予以削夺。他采取的方式较为温和，一般不下狱治罪，更不杀头，只是降职贬逐，令其离开京城。这样处理，体现了玄宗对功臣还有一定感情，也有利于政局的安定。只有王毛仲被赐死，是和谋叛之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