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开元天宝时期历来被称为中国古代的黄金盛世，而安史之乱又赋予它一个非同寻常的结尾，成为唐代由盛转衰的拐点。对于始终处于这个时代风口浪尖上弄潮的唐玄宗李隆基，历来虽然褒贬不一，但对他在造成安史之乱上所负的历史责任史家却没有多大分歧。《旧唐书·玄宗纪》“史臣曰”归之于“用人之失”，范祖禹在《唐鉴》中则归之于“置相非其人”。而欧阳修在《新唐书·玄宗纪》赞中则认定是“败以女子”，似乎是重谈了“女祸”的老调。看其下文：

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欧阳修并没有把责任完全推到杨玉环身上，而是归之于皇帝的“侈心”，实际上是企图从皇帝本人身上探寻一代盛衰治乱的终极原因，得出必要的历史教训，以贻示后人，其用心亦可谓良苦。

唐玄宗多姿多彩、起伏跌宕的一生，不仅是历代史家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公众议论的热点。唐人元稹在《行宫》一诗中写道：“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由于唐代文化开放，环境宽松，诚如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二中所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这就使诗人文士写玄宗的野史传说、趣闻逸事几成风气。在众多的相关作品中，最为著名的当数自居易的《长恨歌》。《长恨歌》开篇“汉皇重色思倾国”就点出了谴责的主题，但在客观上，诗人把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写得缠绵悱恻，感人至深，从而使唐玄宗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对爱情忠贞不渝的象征，淡化了对他的谴责。唐玄宗杰出的艺术才能和对发展唐代乐舞的巨大贡献，使戏曲艺人把他推为梨园祖师，不仅给他戴上了艺术家的桂冠，而且尊奉他为戏曲艺术之神，加以顶礼膜拜。从这些情况看，在民间，对唐玄宗更多的是宽容，他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位风流皇帝，而不是一个圣明或昏聩的皇帝。

然而，唐玄宗毕竟是一位影响中国历史发展长达半个世纪的皇帝。尽管这半个世纪是以战乱的噪声戛然而止的，但它的旋律是生动欢乐、富丽辉煌的，是一段充满魅力的华彩乐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唐玄宗的功罪是非到底应该怎样评说，他的一生行事又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与他相关的许多历史人物应该怎样评价，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历代史家的评说、文士的咏寄和民间的传说，需要做出新的探索。我们这本小书，就是诸多探索中的一种。

这本小书成稿于三十年前。当时，我们都对唐玄宗及其时代感兴趣，常在一起“闲坐说玄宗”。后来，在《隋唐历史文化丛书》主编张玉良、胡戟二位先生的鼓励和督促下写成此书，并于 1989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书中 1—13、15、17 诸节由阎守诚执笔，14、16、18—24 诸节由吴宗国执笔，阎守诚对全书进行了加工整理。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三十年来，读者没有忘记我们的这本小书，韩国的学者还把它译成韩文，作为学生的辅助教材。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湾联经出版社先后再版这本书。现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又给了这本书再版的机会，在此，我们深表谢忱。

虽然这些年来，关于唐玄宗及其时代的研究有了不少的进展，但我们在这本小书中所持有的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变化，因此，我们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只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回忆我们写作的初衷，是想在《隋唐历史文化丛书》要求的有限篇幅（一般 15万字，最长不超过 20万字）内，勾勒唐玄宗一生的大致轮廓，并陈述我们对一些相关问题的看法，应该说，没有涉及的问题还不少。我们所写内容力求做到务实求真、深入浅出，既有学术性，也有可读性；既能面对专家学者，也能面对一般史学爱好者。本书是否有悖我们的初衷，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但也希望对它不要求全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