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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恭帝义宁二年（618）五月二十日，按干支记日，是个甲子日。五十三岁的唐王李渊选择了这一天，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即隋朝大兴殿），改元武德，在隋朝的故都旧宫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唐朝。
李渊称帝后，没有马上立太子，而是先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给他安排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官位。这并不是说李渊对于立太子存有犹豫，而恰恰表明他在充分肯定李世民功劳的同时，又明确了他的身份定位：只能担任最高的官职，却不能对皇位有任何非分之想。
到六月初七（庚辰日），李渊宣布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至此，李渊和正妻窦氏所生的三个嫡子的身份明确了下来。
在武德六年（623）以前，兄弟之间基本上还是相安无事的，都在为唐朝的统一各尽其力。但是，到武德六年统一战争基本完成后，兄弟之争逐渐激烈起来。
李渊已经明确了几个儿子的身份定位，李建成是太子，是储君，是将来的皇帝，而李世民和李元吉是亲王。李世民功劳再大，也只能是首席功臣。储君和功臣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君臣界限。那么，后来发生的兄弟之争，到底是谁主动挑起的呢？李渊为什么没有控制好儿子之间的争端呢？
帝王家的老二，他能甘心做一辈子的亲王，而对皇位没有想法吗？
李世民的功劳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他是否再安心做一个亲王？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了，最后的结果是李世民通过武装政变夺取了皇位继承权。
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以后，国家治理得很成功。从历史效果看，他的夺权似乎未必是一件坏事。尽管历史没有假设，但人们还是要问，要是太子李建成继承了皇位，就一定比李世民治理得差吗？
李世民本人和唐宋时期的史学家都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
李世民对自己武装夺权合理性进行论证的逻辑，见于《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的记载：“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
。这就是说，是李渊觉得李世民的功劳大，声望高，私下答应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李建成探听到了李渊的这个想法，就和李元吉一起谋划叛乱。
我们看记载唐朝历史的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以及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能够找到多处记载，说李渊多次想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如《资治通鉴》卷一九〇：“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
但是，历史记载中的这种说法，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大都是李世民为了论证武装夺权的合理性而编造的。李渊始终坚持李建成就是皇位继承人。
司马光是宋朝伟大的史学家，他写史是以尊重史实为前提的。既然李渊没有答应改立李世民为太子，那他在《资治通鉴》里为什么还要那么记载呢？
司马光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方面要尊重事实，追求客观真实，但同时还有以下两条原则：一是“为尊者讳”，对于在历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不要去曝扬他们的一些所谓亏失，要从正面记载和评价其历史功绩；二是要维护君臣父子之大常，儿子不能冒犯父亲，不能抢夺父亲的功劳据为己有。从这两条原则出发，加上宋朝初年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和唐朝初年有类似之处，司马光著史时，在处理李世民夺权问题的时候，就遇到了棘手的大难题。
司马光既不能指责李世民抢班夺权，又不能埋怨李渊昏庸无能。那怎么办呢？他在评论玄武门之变时，说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话：“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
这里的文王是指周文王，他立武王为继承人，并让武王的弟弟周公辅佐武王平天下，武王死后，周公尽力辅佐武王的幼子成王。泰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他认为弟弟季历及其子姬昌都很贤明，便主动放弃王位的争夺，出走南方。子臧是春秋时期曹宣公的公子，当时国人认为曹成公不义，想要立子臧为曹君，但被他拒绝，而且为了打消国人的念头，还出奔了宋国。
司马光抬出了“立嫡以长”这个礼法的规定，同时又提出了“功”的标准。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是出自传统礼法，后来李世民获得太子身份，则是因为实际功劳。他要遵循的两个原则，好像都维护了，但却陷入了一个双重标准的自我矛盾之中。不过，司马光对这三个假设并非等量齐观，如果父子三人皆有错误，则李渊的错误居首，其次是李建成，最后才是李世民。
其实，在李渊和李世民之外再找其他人来承担兄弟之争和玄武门之变的责任，是宋朝人的一贯立场。如旧本题宋李如篪撰的《东园丛说》，干脆就把责任归到了杜如晦的身上，说：“太宗虽有诛建成、元吉之过，其亲定祸乱，而治底升平，有德于斯民者，又非齐威之比。使其出于孔子之世，则诛杀兄弟之过亦可略云。……究其兄弟之争，始由如晦与建成家人争道有隙，稔成其祸。至于同气被诛，高祖见逼，其事皆出于如晦。故史臣称如晦善断。”
司马光的三个假设本身，和他前面“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的话就是矛盾的。李渊真要“立贤不立长”，那不就是不符合“立嫡以长”的原则了吗？李世民要拒绝他人的推举，那也就违背了因功而立的规则。更何况李世民根本不是被推举出来的。所以说，司马光的立场简直是自相矛盾。这是李世民给司马光留下的难以克服的难题和尴尬，也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面临的困境。
李渊作为唐朝的开国皇帝，他的远见卓识，他的老成持重，都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当皇帝以后，还是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在处理皇室内部关系方面，没有找到让儿子们安分守己的办法。
尽管李渊一直在维护长子建成的太子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但为了平衡兄弟之间的关系，对李世民有所放纵和偏袒却是事实。
面对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的功劳和威望，李渊觉得，既然不能给他最大的利益——皇位继承权，那就得在皇位之外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打下洛阳后，李世民的功名和威望都急剧上升。太子之位只有一个，现有的官职又不足以匹配李世民的特殊功勋，于是在武德四年（621）十月，李渊给李世民“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二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
。
李渊想搞平衡。一方面要稳定建成的太子地位，一方面又要给李世民相应的职位与权力。他正式任命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带着古代三公之一司徒的头衔，出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也就是把东方地区的全部权力都交给了这位天策上将。
这个待遇非常特殊，除了没有太子的名分之外，其他方面与太子没有多少差别。尤其是所谓“天策上将府”的设立，为李世民招揽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太子之位只有一个，未来的皇帝只能一个人来做。李渊多么希望两个儿子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啊。可李建成能安心吗？李世民能甘心吗？
不久，李世民借口海内浸平，开设了自己的文学馆，并任命了十八个学士，包括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这些人原本都有官职，有的是李世民秦王府或天策上将府的僚佐，有的是其他部门的要员，都是朝廷命官。李世民安排这些人以本官兼自己的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轮流到文学馆值班，享受优厚的待遇。他本人在公事之暇，也总是来到馆中，表面上是和诸学士讨论历代文化典籍，私下里却也谋划着未来的出路。他们往往谈论到深夜，俨然一个半公开的谋划小团体。
李世民以此为依托，迅速扩充自己的势力。这样混乱的权力格局和政治气象，是李渊搞平衡的结果。李世民对自己搞的小团体很得意，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得意之情，叫大画家阎立本为这些人画像，叫褚亮为每个学士的画像写赞语，号为“十八学士”。《唐会要》记载：“令库直阎立本图其次，具其爵里，命褚亮为文赞，号曰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按：一作内）府，用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食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阁下。每日引见，讨论坟典。得入馆者，时人谓之登瀛洲。”
据考，《写真图》是对实写真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图画学士写真像的时间在武德九年，此说可从。
“秦府十八学士”的高调宣传应当是玄武门之变以后的事情，但文学馆的组建和学士的选拔，当是得到李渊许可的。
问题是，因为李渊对他有偏袒，就能够推断当初真的有过立李世民为太子的承诺吗？在后来兄弟矛盾暴露后，李渊是否动过改立太子的念头？其实，李世民在发动政变的前夕，派长孙无忌把房玄龄和杜如晦召入王府，还得偷偷摸摸地让他们乔装成道士才能进入。这已经说明李渊并没有想要把他立为太子之意了。
兄弟之争的起因，并非因为李渊先想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或在立了李建成为太子后又想改立李世民，从而造成兄弟之间的紧张，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兄弟之争的根源，是“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皇位继承权这样的稀缺政治资源一定会分配不公，并由此引起纷争。一边是具有合法身份的太子，一边是具有崇高政治威望的亲王，兄弟之争在所难免。
兄弟之争的条件，是相争的双方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李建成和李世民，实力可谓不相上下，因此争夺得也就非常激烈。李世民的优势是战场上的功劳，还有一班荣辱与共的铁杆部下；而李建成的优势则在于合法的地位，以及背后李渊的支持和宰相大臣的维护。
兄弟之争的起因，是李渊没有为儿子们制定明确的规矩。几个儿子和他们的王妃都争相在皇帝和大臣之间拉关系，甚至干出一些非法的事情，而有关部门也不敢过问。尤其是没有明确太子与其他儿子之间的准君臣关系，一方面立了李建成为太子，同时又赋予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过大的权力。
唐朝制度，皇帝的命令称为诏敕，太子的命令称为令，亲王的命令称为教。武德年间的一个混乱现象是，“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也就是说，国家的行政部门，经常会遇到皇帝与太子、亲王的不同命令，而不知所从。政出多门，政局混乱。
应该说，李渊之所以没有控制住儿子之间的争端，并非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制约，他根本无法控制。尤其是对于秦王李世民，他根本无法给其一个合情合理又被接受的安排。
兄弟之间的争端是无可避免的。可以把天策上将府的设立和秦府文学馆的组建看成是兄弟之争的开始。本质上，这是一场家庭内部的斗争，双方的地位和情形各有优劣。无论李渊想如何调和，都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李世民要如何夺取太子之位呢？显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通过和平的方式，要么通过暴力的手段。通过和平的方式，只能等待李渊改变心意，废掉李建成，改立自己，或者自己主动出击，“收集”太子失德的证据之后上报。暴力手段自然不用说，利用天策上将府军事俱乐部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武装夺权便可以。但，这是最后一招，轻易不能用。
李世民一直在争取和平方式夺权，李建成一直处于守势。李建成要寻找机会和理由压制李世民，李世民则要伺机扳倒李建成。由李世民授意编写的官方历史，自然都是李建成容不得功高的兄弟，总在寻机打击报复。
在李渊设定的格局中，双方好像都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最后，处于守势的李建成把希望寄托到后宫，指望通过李渊的枕边风来稳定自己的太子位置。在李世民出兵镇压刘黑闼起兵的时候，李建成这边开始做后宫的工作。太子妃通过拉拢李渊身边的万贵妃、尹德妃和张婕妤，为李建成赢得了一次机会。
尹、张二妃都是李渊在太原时结识的晋阳宫人，外间都传说是裴寂为了迫使李渊起兵而故意安排她们伺候李渊的。虽说她们曾经是隋炀帝的女人，但李渊对她们却是宠爱有加，故二人在后宫的地位颇高。当时，建成和世民兄弟的母亲窦氏早已去世，万、尹、张诸妃实际上就是后宫之主了。
当初李世民带兵打下洛阳后，万贵妃曾到洛阳去收取府库的珍宝财物，私下还想让李世民帮她的亲属弄个一官半职，李世民没答应，万贵妃便心存怨念；尹德妃是因为其父的家童跟李世民手下的杜如晦起了冲突，从而生出了嫌隙；张婕妤则是田产上面的问题，因为李世民不知道李渊已经把一块田产赐予了其父，而下令另与他人，所以也产生了不满。
李建成就是要利用万、尹、张诸妃与李世民的矛盾，要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李世民在平定刘黑闼的战场上遭遇了挫折，在后宫的争夺中又陷入了被动。
这些妃子们对李世民的陷害，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比如说有一天，李世民在宫中吃饭，看到这些妃子们一个个花枝招展、妖艳无比，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早死，吃着饭就哭起来了。本来这也正常，看到父亲现在娶的这些女人享受着帝王之家的荣华富贵，而自己母亲死的时候，父亲还没当皇帝，还没有他们家天下，他一定会想，要是我母亲还活着多好。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是后妃们不干了，她们就到李渊那里说坏话：老二表面上哭他的母亲，其实内心是对我们生恨了，今后如果他要掌权，还有我们的活路吗？
枕边风以柔克刚，威力无穷。建成和元吉通过走后宫路线来对付李世民，虽然很低调，偷偷摸摸，但是很有效。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太子李建成私自招募两千多人为东宫卫士，号为长林兵，又密派手下将领可达志去幽州找燕王罗艺，要他调派三百个骑兵，来增强东宫的武装力量。这件事情，被人向唐高祖李渊告发了，说太子招募壮士，图谋不轨。尽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是谁告发的，我们都会想到一定是秦王李世民一边的人干的。看来，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已经要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了。
这个时候，唐朝的统一战争基本上完成了。建成和世民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夺权斗争之中，而在这场斗争中，情况一度显得对李世民很有利，因为太子李建成谋反了。李建成身为太子，为什么要谋反？他的目标是什么？这给了李世民什么机会？
这年六月，李渊到仁智宫（今陕西宜君县境内）避暑，命建成留守京师，世民和元吉跟随。期间，发生了庆州都督杨文幹谋反的事件。杨文幹曾经宿卫东宫，与李建成关系亲密，到了庆州以后，不断私下招募壮士送往长安。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向李渊告发说，太子李建成命我等送甲胄给庆州都督杨文幹，让杨文幹举兵。这时李建成留守长安，李渊命令他到仁智宫来。李建成见到李渊后，解释说自己不是要造反，只是要自卫。
所谓“太子谋反”，应是李世民的一次诬告。用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之子刘餗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有人“妄告东宫”
。李建成没有造反的理由，而要对付李世民倒是真的。史书上的记载留下了许多可疑之处。后来建成被召到仁智宫后，李渊派人去召杨文幹，情急之下，杨文幹真的举兵造反了。李渊派去镇压的人是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与灵州都督杨师道。钱九陇曾经随太子征讨刘黑闼，在太子手下立有大功，是太子的人。如果真是太子勾结杨文幹谋反，李渊能派他去吗？
再说，李建成派尔朱焕、桥公山送甲胄给杨文幹，不管他想不想造反，这都是违法的事，他肯定是要派心腹去做的。但这两个心腹却密报给了李渊，这说明两个所谓的心腹很可能是别人安在他这里的奸细或者卧底。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李渊死后就会即位的，这两人如果没有很硬的后台，怎么敢得罪太子？
李渊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史书上记载，李渊把李建成关了起来，在派出了钱九陇和杨师道之后，又召见了李世民，派李世民去平定了杨文幹的叛乱，还许诺等他平定叛乱回来，就立他为太子。这是李世民在历史记载上做的又一个手脚。我们看到记载总是说李渊想改立太子，而实际上，李渊根本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事实上，李渊是以兄弟不和睦的结论来处理的，各打五十大板，流放了两个儿子手下各三人，作为替罪羔羊。而官方的记载中解释为：很多人都来劝说李渊，包括他的宠妃们、李元吉和亲近大臣，大家都说李建成根本不想造反，只是李世民太咄咄逼人了，他想要自保而已。李渊就被大家给说动了，觉得两个儿子都有错。
无论如何，李建成确实是联络了杨文幹，杨文幹后来也确实是谋反了。在这种问题上李渊都能原谅他，可见很信任他。李世民也应该明白，这太子的位置，自己没什么指望了。
按照两《唐书》等史书上的记载，李建成在“勾结杨文幹谋反”一案中侥幸过关之后，开始对李世民采取了反击手段。不过，这几次反击都显得很笨拙，手段也很低劣。
一次是所谓的“烈马谋杀案”。
有一天，李渊在长安城南校猎，并命三个儿子互相比试骑射之术。李建成有一匹北方民族首领送来的骏马，肥壮而喜蹶，他把这马交给李世民，说：“此马甚骏，一跳能跃过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李世民乘着去逐鹿，这马还真的蹶起来，李世民被抛下，但凭着高超的骑术，跃下狂奔的马背之后，稳稳地立于数步之外。反复再三，李世民都没有制服这匹烈马，他似有所悟，回头对宰相宇文士及说：“太子是想以此来谋害本王啊，但是，我相信死生有命，不是他随便就可以得逞的！”
李建成竟是如此笨拙，想要暗害李世民，却用了这么个没有什么杀伤力的招数？
也许李建成的狠招还在后头，他要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李建成听到后，通过后宫把话传了上去，说：“秦王自己声称，我有天命，即将为天下之主，岂能糊里糊涂就被整死！”李渊听了，勃然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后召世民入宫，大加责备：“天子自有天命，不是靠耍点小聪明就可以营求得到的，你的心思也太着急了吧！”
吓得李世民免冠顿首，请求由司法机关调查。
正当李渊为此事愤怒难遏的时候，突厥入寇的消息传来。为了抵御外敌，李渊暂时放弃了追究。抗击突厥，他不得不依赖这个老二啊。他只好改容安慰李世民，命他穿起冠带，一起商讨击退突厥的大计。
突厥举全国兵力来进犯，却被李世民所退，而且退得相当漂亮，达到了兵家最向往的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打了这么多仗，他很了解突厥人的心理，他们只想抄掠一番，占点便宜，没什么好处的时候就不愿意打仗。他一方面向突厥人显现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利用内部矛盾分化突厥人，还利用天雨不利突厥弓箭来说服对手。这样没打什么仗，突厥大军就退了。
突厥退兵，对李世民来说反而带来了一层潜在的危险。李渊很怕手下将领和突厥里应外合，为此杀了太原起事时的功臣刘文静。这个李世民也不是不知道，现在他有如此表现，说了几句话就退了突厥大军，看在别人眼里，势必会引起怀疑。突厥是惧怕李世民，还是他们私下真有着特殊的关系？李渊本来就挺忌讳他的，现在就更不能不担心。
另一次是所谓的“毒酒谋杀案”。
到了武德九年的时候，天下可打的仗越来越少，李世民不能给李渊太多惊喜了；相反，他那两位兄弟却不断怂恿后妃、近臣向李渊说他坏话。李渊甚至要下决心废黜李世民了，只是一时找不到借口。李世民的情况越来越危险。
史书上记载，李建成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干脆想出了毒杀李世民的下策。他把李世民请到东宫，说是为了缓和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家好好喝一顿酒。结果，李世民喝的竟然是毒酒，幸好被李神通及时救了出去。回到秦王府后，还是吐血数升，差点丢了性命。当然，真龙天子是福大命大，李世民还是活过来了。
李建成也真是够笨的，存心下毒，居然没毒死对方。按照史书上的记载，是李世民福大命大活过来了，要么李世民就是像《天龙八部》里面的段誉一样，百毒不侵；要么李建成就不是真想毒死他，只是要灌醉给他一个教训。也许李建成是这样想的：你小子总想来暗害我，老想这些坏主意，我就要教训你一下。哥哥教训弟弟，常常也就是这样，还是比较豁亮的。我让你喝酒喝趴了，行吧，让你服了。肯在酒桌上见个高下，这也挺爷们的。所以说，我觉得李世民吐血是由于喝多了，可能是被他哥哥给灌多了，也可能李世民心里有鬼，心情一紧张，喝得就吐血了。
无论如何，李世民要利用这件事情小题大作，他手下的人，把状告到李渊那里去了，说秦王被灌毒酒吐血了。
李渊知道这件事后，不得不接受事实，兄弟确实不相容。既然一山难容二虎，不如让李世民走远点，去洛阳。这对李世民来说是个好机会，到了洛阳，兵马归他管制，又有土地，占据险要。当初他攻下洛阳可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当然李世民还是要客气一下的。他听李渊这么说，还哭着表示不愿意离开。李渊安慰他，天下一家，我们隔得不远，你一想我就回来看我吧。李世民客气归客气，他的心思兄弟们懂。建成和元吉派人告密说，一听到要去洛阳，李世民的手下都高兴万分，看样子这一去就回不来了。李渊就反悔了，他明白了，把李世民留在身边才方便处置。
此事就此作罢。
正好此时突厥又来进犯，李渊命元吉担任统帅。现在当然是不敢再让李世民出征了，除非李元吉吃了大败仗。元吉则乘机点名要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秦府勇将随他同去，又要抽调秦王帐下精锐之士入齐王军中，很明显是要借刀杀人，釜底抽薪。李渊则装糊涂，居然一一准奏。
李世民还接到密报，建成和元吉要在出征的仪式上对自己下手。情况万分危机，眼看一干忠心的手下就要完蛋了。
这几次事件的经过原委是否真的如此？真实的历史细节也许永远无法还原了。但是，双方的交锋到了无可调和的地步，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于是，铤而走险，武装夺权，就成了李世民的最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