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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好像一提到唐朝，马上就会想到李世民，似乎唐朝就是由李世民开创的，而把唐朝真正的建立者李渊忽略到一边去了。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很重要的原因是唐朝国史当中记载“太原起兵”的主谋是李世民。因为谁是“太原起兵”的主谋，谁就是真正意义上唐朝的开国者。那么，“太原起兵”事件中，李渊和李世民都做了些什么，究竟是谁起了主导作用呢？史料众说纷纭。有史书记载说，李世民当年通过裴寂把李渊引进隋炀帝的晋阳行宫，灌醉了李渊，使得李渊酒后对宫女做了糊涂之事，即李世民设了个套，逼得李渊不得不反，所以“太原起兵”的主谋应该还是李世民。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让李渊最终起兵反隋，李渊无疑都是“太原起兵”的主谋。那么李世民是否篡改了历史呢？“太原起兵”后，李渊是怎样废掉隋炀帝，建立大唐帝国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隋朝末年，天下鼎沸，有理想、有野心夺取天下的英雄大有人在。在被隋炀帝暂时冷落的太原，就有这样一支队伍正在酝酿着一个庞大的阴谋。很快，这支队伍就从太原起兵，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帝国版图中最具政治号召力的首都长安，并很快奠定了统一全国建立新政权的政治基础。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唐朝的建立源于“太原起兵”。
但是，太原起兵的策划、组织和领导人，到底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还是他的次子李世民呢？如果从记载唐朝历史的所谓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等史籍来看，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策划和领导的。
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太原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留守。当时，天下起兵反隋的队伍蜂拥而起，隋炀帝所在的江都（今江苏扬州）被孤立了。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就和晋阳县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的建议，于是安排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具体筹划，并利用隋朝军官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造反的机会，要他们开展募兵。
又《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大业十三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当时，隋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李渊之子李世民知隋必亡，暗中结交豪杰，招纳逃亡之人，与晋阳县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起兵造反的计策确定后，李渊还不知情。李世民想实情相告，又担心李渊不听。李渊还兼任隋炀帝的行宫——晋阳宫的长官，和李渊有密切交往的裴寂担任副长官。李世民私下找到裴寂商议，裴寂就选了晋阳宫的几个美女，乘李渊喝醉酒之后，陪他过夜。然后，裴寂把李世民的谋划告诉了李渊，李渊大惊。裴寂说：“安排宫女侍奉您，事情暴露后是要杀头的，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要劝您下定决心起兵啊。”李世民乘机向李渊汇报了整个计划。李渊开始时坚决不同意，还表示要把李世民送去报官。过一会儿李渊还是答应了，说：“我爱护你，怎么忍心去告发你呢！”
《新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李世民与晋阳县令刘文静关系尤为密切。刘文静因为受李密的牵连而被关进了监狱，李世民乘夜到狱中去见他，一起谋划起兵的大事。当时百姓为了躲避动荡，很多都逃入太原城，达几万人。刘文静担任县令时间很久，认识其中一些豪杰，李世民就和他共同部署了具体的计划。等到他们商量已定，就去找裴寂，要裴寂告诉李渊。李渊开始并不同意，稍后也就答应了。
按照这些记载，那太原起兵完全是李世民一手策划和组织领导的，李渊只是听从了李世民的计谋；或者是李世民设了一个套，让李渊往里钻，最后迫使其答应起兵。
《资治通鉴》记载太原密谋起兵一段历史，采用的是追述的方式。从介绍李世民的身世开始，后即转入到李世民与刘文静的相见和密谋，然后再叙述结交裴寂，告知李渊。其线索与两《唐书》基本相同。
但是，在温大雅记录李渊起兵过程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中，情况却并非如此。李渊被隋任命为太原留守后，大业十三年（617）建立了大将军府，当时温大雅就是李渊大将军府的记室参军。记室参军相当于机要秘书的职务，是专职记录军队中随时发生的事情的，不可能费尽心思去编造事实。所以，他的书就相当于一部李渊的军事日志，记录基本上是真实的。按照这本书的说法，李渊对起兵反隋是早有预谋的。例如，书中记载，李渊到太原上任的时候，心里暗自高兴。因为太原是古代陶唐氏（传说中的帝尧）的地盘，而李渊的爵位是唐国公，他认为这是一种天意，暗示自己要当皇帝。所以，他怀着一颗“经纶天下之心”
，一路上都非常注意收买人心，许多人投靠了他。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温大雅的说法没问题，那么，根据唐朝的实录和国史编撰的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为什么要把太原起兵的功劳都归到李世民的头上呢？
正史把太原起兵的功劳都归于李世民，是因为其所依据的国史是按照李世民当皇帝以后的需要而记载的。李世民的皇位，是通过武装政变夺权得来的，这种行动显然不符合法统和伦理，不足以垂范后世。
因此，李世民称帝后，便试图隐瞒一些史实。在李世民的授意下，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就大肆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贬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李世民的精心策划，高祖李渊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一来，李世民便堂而皇之地成为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来继承皇位。
有关唐朝开国的历史纪录，确实有人做了手脚，是史臣为了辩护唐太宗取得皇位的合法性而虚构出来的，有一些方面是背离事实的。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关键要搞清楚李渊何时起了反隋之心。
隋炀帝统治的后期，随着对高丽的战争及其带来的频繁的兵役和徭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而且，隋炀帝个人的独断专行和打压贵族官僚的政策，也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有野心、有眼光的人，都在思考天下有变时的出路问题。
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记载，大业九年（613）隋炀帝用兵辽东的时候，李渊作为朝中的大臣，在前线督运粮草。那个时候，隋炀帝的统治还没有全面崩溃，但李渊的政治野心已经萌生了出来。他在涿郡，同自己在殿内省任职时的下属宇文士及“密论时事”。一些唐史专家认为，这是李渊心生反隋之念迹象的最早记录
。
“密论时事”是不是就说明他们在谈论起兵造反呢？李渊和宇文士及都是高干子弟，又是曾经的同僚，他们的关系很深，所以可以在一起谈论很敏感的政治话题。但是，他们说了些什么，当事人都没有向外界透露，自然也不能透露。只是在李渊称帝之后，为了笼络宇文士及背后的势力，不埋没宇文士及的功劳，他有一次对自己的死党裴寂说起：宇文士及和我讨论天下之事，已经六七年了，远在你们和我在太原谋划天下之前。
看起来似乎他们在筹划谋反，其实不然。
就在李渊和宇文士及“密论时事”的这一年，杨玄感趁着隋炀帝用兵辽东的机会，起兵反隋，一时震惊天下。当时，李渊的内兄窦抗也劝他乘机而起。窦抗是想借着天下大乱的机会，让李渊捞一笔政治资本。但是，富有洞察力的李渊认为时机不成熟，他对窦抗说了一句“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
，就搪塞过去了。其实，他只是和宇文士及私下谈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和自己的理想，而没有任何的计划和行动。不过，李渊的政治野心却由此可见一斑。
李渊反隋之念的正式形成，是在大业十一年（615）
。当时，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隋朝的统治面临着严重危机，隋炀帝的猜忌之心也更加变本加厉。这年三月，隋炀帝以开国功臣李穆之子李浑（字金才）门族强盛，杀李浑及宗族三十二人。四月，炀帝以李渊为河东抚慰大使。副使夏侯端劝李渊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忌，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
对于夏侯端的分析，李渊深表赞同。
不久后，李渊又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成为今山西境内的最高军政长官。此时李渊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
李渊明确表示出自己有“经邦济时”之心。
大业十二年（616）底，突厥乘李渊南下镇压起义军之机，攻取马邑（今山西朔州）。丢失了地盘可是地方长官的责任，隋炀帝于是派人囚捕李渊，并要把他解送到隋炀帝行在的江都。这件事情，成为李渊起兵的导火线。
后来隋炀帝从江都派来使臣，宣布释放李渊。江都使臣的到来，是太原起兵方案最终敲定的时刻，所谓“雄断英谟，从此遂定”
。
也就是说，太原起兵其实是李渊有预谋、有组织的一次武装反隋的行动。李渊才是真正的首谋之人，也是起兵过程中的最高领导人。
太原起兵的四大主角是李渊、李世民、裴寂和刘文静。这四人之间，在谋划起兵的过程中，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联结在一起的？这里面，包含着三个重大问题。
首先要搞清楚，刘文静是什么时候入狱的。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当时刘文静因与李密联姻而被捕入狱，然后李世民去狱中探望刘文静，于是上演了隋末版的“隆中对”
。
李密在大业九年（613）就参与了杨玄感反隋的武装起兵，为什么要等到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后才被抓起来呢？难道是刘文静此时才与早已是隋朝叛臣的李密联姻？那他就是明摆着要与隋朝作对，要在李渊父子面前表明自己的反隋立场，以此试探李渊对自己的态度和政治动向。凭着刘文静的性格，这样的安排他是可能做出来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刘文静早就和李密联姻了，由于他级别不高，一直没有引起注意，没有被追查。李渊来到太原后，故意把事情挑明，并乘机把他关了起来，目的也是试探刘文静的政治态度，并因此结纳他为自己谋划起兵的参谋和敢死队员。这样的解释，对于老谋深算的李渊来说，也是讲得通的。因为把刘文静关起来，李世民才能去接近他，与其商讨经营天下的大计。这很像是李渊的故意安排。而且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其次要搞清楚，刘文静是先结识李渊还是李世民。按照正史上的记载，刘文静是先认识李世民，然后串通李世民利用赌博之法接近裴寂，而裴寂又选晋阳宫女私侍李渊，再告以起兵之事。
根据分析，李世民是知道李渊有反隋想法的，他完全不必使用这种方法来告知李渊。那么这种记载是否完全是杜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法？
《旧唐书·刘文静传》载：“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
这段话当然说明李渊早有反隋之心，同时也表明刘文静在李渊来到太原之初，就看出李渊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可以追随以取富贵，故而主动结交，且关系还不浅。刘文静与李渊的结识，早在他和李世民密谋之前就发生了。而且，很有可能，刘文静是通过李渊才认识李世民的，或者说，是李渊把刘文静介绍给了李世民认识，促成了两人后来的密谋。
至于裴寂，本来就与李渊有旧交情，现在两人又同地为官，自然关系更加密切。史载二人常常喝酒下棋，聊到天亮，不知疲倦。李渊与裴寂的关系，看来远比与刘文静的关系好，但这并不代表裴寂就比刘文静更了解李渊的政治野心。裴寂与李渊的亲近，更多应是得自两人同为贵族出身，家世背景相似，有谈话的基础。
另外，裴寂的职位也更方便，且更有理由与李渊每日游乐，至于仅是县令的刘文静，就不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李渊如果经常与刘文静一起，也肯定会引来别人的怀疑和关注。这种种原因，令最先洞察李渊心思，本想追随他的刘文静，最终与李世民结成了密切关系，而把裴寂推到了李渊的身边。
最后还要搞清楚，裴寂以晋阳宫女私侍李渊是否为劝其起兵的特意安排。按照正史的记载，裴寂安排宫女私侍李渊，是迫使李渊同意起兵的一种手段，其实不然。《新唐书·裴寂传》上有一段话：“寂尝以宫人侍唐公，恐事发诛，间饮酣，乃白秦王将举兵状”
。说明裴寂是以前就曾安排宫女私侍李渊，非为劝说李渊才特意安排的。很可能因为裴寂与李渊关系密切，私交甚好，裴寂就利用职务之便，私选宫女侍奉自己的顶头上司，而这件事后来被解释成李世民与刘文静迫使李渊起兵的筹码。仅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应该不完全是杜撰的。
由于事实被修改或掩盖，我们很难确切知道，李渊和李世民双方对于谋划起兵一事的消息，是如何互相传递的。从李渊、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四人以后的行动和命运来看，大体上李渊与裴寂、李世民与刘文静分别进行过密谋，而李渊由于身份特殊，行动更加谨慎，故李世民向李渊明确提出起兵计划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全局还是掌握在李渊手中。
也就是说，太原起兵的谋划，应该存在两条线索。李世民受李渊的影响，积极进行反隋活动，争取早日起兵。谨慎的李渊，不会亲自交代李世民招兵买马。而李世民的活动，也不需要或者不可能一一告知李渊。所以，李世民谋划起兵，是他在李渊默许下的独立行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所起的作用与李渊一样巨大，他们是两条并进又独立的线，谁也不可替代、掩盖对方的功劳。
太原起兵的经过，以李世民为主体的那条线，或者说在李世民所了解的事实真相中，可能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那样，史官们只是没有把李渊的故事写出来而已。所以，历史不是简单地被篡改，只是有一部分被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起来，将起兵诠释成了一个单线发展的事件。
李渊要组织和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是要有领兵的将领，二是要有兵，三是要有钱帛粮草。
从将领的角度说，李渊是山西境内的最高军政长官，他可以在隋朝的军事系统内部发展力量。如在太原担任府兵系统鹰扬府司马的许世绪，就是很早进入李渊集团的人。实际上，李渊在起兵之前秘密结交了许多心腹和敢死之士，其中就包括一些流寓在太原及附近地区的隋朝军将，除了许世绪等在职军将之外，还有如逃免兵役的隋朝皇室警卫系统所谓“三卫”的兵士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
从兵源的角度说，李渊除了自己掌握的少量军队外，主要是通过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武装，来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大业十一年（615）以来，他利用镇压农民起义的机会，不断扩大自己的武装。正如同镇压黄巾起义是曹操的发迹之本一样，镇压山西境内的反隋农民力量，使李渊很快扩充了兵源。当时，历山飞领导的山西反隋农民起义军有十余万人，李渊采取诱敌深入、出奇制胜的战术，彻底打败了历山飞，乘机收罗了许多溃散的人马。
从后勤保障的角度考虑，李渊也在山西的土豪富户中发展力量。如当地的木材商武士彟（即武则天的父亲），在李渊行军的途中就经常接待他。后来，武士彟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为李渊带来了禁止挟带的兵书。李渊对他也是以富贵相许。
可以说，在组织起兵的问题上，尽管李渊一直在积极准备，放手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但他做得是非常谨慎而隐密的。对于一些人的建议，李渊都审慎地听取，并积极谋划。
如太原人唐俭，就是李渊谋划起兵的一个核心谋士。唐俭的父亲、隋戎州刺史唐鉴，与李渊是旧交。李渊任太原留守后，唐俭就向他提出了起兵反隋的方针和具体的战略部署。他说：“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愿弘达节，以顺群望，则汤、武之业不远。”
李渊回答说：“商汤消灭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之事，不是那么简单啊。今天下已乱，我们确实要考虑一下将来了。从私的角度说，我们需要图存。从公的角度说，我们有责任救民于水火。”末了，李渊还意味深长地对唐俭说：“卿宜自爱，吾将思之。”表示要慎重考虑他的建议。
历史记载中没有留下李渊和唐俭谋划的详细经过，但从后来唐俭的经历看，他们当初确实是有一番深谋远虑的。唐朝建国后，唐俭一直被委以重任，是图形于凌烟阁的开国功臣，到高宗显庆元年（656）去世，后陪葬昭陵，官为立碑。出土的《唐俭墓志铭》上，对其在谋划太原起兵过程中的贡献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说李渊和唐俭在战略方针上“若合符契”，“以石投水，百中之策无遗；言听计从，千里之胜斯决”
。
实际上，在起兵以前，李渊如此这般的谋划当不会太少。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多次讲到李渊善于收罗人才。说他来到太原后，就“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既然天意要他拯救百姓，于是他“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归心，有如影响”。还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远近承风，咸思托附”
。这些都是李渊放手发展武装力量的原始记录。
李渊其实是一个很有城府和谋略的政治家，太原起兵的前后过程都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在对待突厥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他军事谋略上的过人之处。突厥，是当时北方一支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为了不使突厥成为捣乱的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突厥壮大自己的声势，于是李渊选择了对突厥的拉拢政策。他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李渊派出的这个联络人，就是刘文静。而裴寂是李渊最为看重的谋臣密友，李渊决定要起兵及各项具体部署，很大程度上都是听取了他的意见。
还有李渊谋划起兵的时候，接到了已经在河南拥有强大力量的瓦岗军领导人李密的来信。李渊面对李密狂妄自大的来信，给他写了一封很谦恭、很奉承的回信。李渊卑辞推奖以麻痹李密，派刘文静出使突厥以解后顾之忧，都是起兵谋划中的重大战略决策。关于起兵的谋划，李渊的表述和李世民的表述，都是站在各自立场上的，自然就是两个大不相同的版本了。
那么，李世民在谋划和组织起兵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在李渊的授意下，李世民在谋划起兵的过程中，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放手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和亡命之徒；去囚所探视刘文静，商讨具体的行动方案；在刘文静的配合下，寻找机会，大肆招兵买马；后来又支持刘文静去联络突厥。年仅十八九岁的李世民，实际上是充当了一个急先锋和敢死队长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