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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拉臭臭，每次要用开塞露。”青衣在微信上说。
青衣的小儿子三岁了。从上次见面，时光又过去了两年，几条短信和一次没有兑现的饭局，是我们之间不多的联系。我还记得两年前见面的情形，当时参加饭局的还有另外几个在北京的高中同学，那也是我少有的一次见到他们。
那是在西土城路，一家没有任何特色的餐厅。大厅里摆着“福”字屏风，下面有一架人工水车慢吞吞地转动，冒出像烟的水雾，一个同学跟孩子在这里自拍。我总算还能第一时间认出他来，打了个招呼，他示意我走进一间半新不旧的包厢，青衣已经到了，抱着孩子。比起上一次在五道口见面，她的装束和身形变化了不少，整个人像是发胀了一些，我第一眼险些将她和在座的另一个女同学搞混。似乎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她身上已经没有我当年那个高中女同学的影子了。
青衣的老公肖正晚到了一点，肖正也是我的高中同学，他们是我们班上唯一谈成的一对。看到手里拿着车钥匙进来的肖正，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一次聚会，就在刚才陪孩子自拍水车的同学家里。同学在一个国家部委工作，分到了这处西直门外的宿舍。他刚刚去了一趟瑞士开会回来，向大家展示在阿尔卑斯山旅游的照片。我只记得照片上有很多雪，同学坐在索道缆车上，由前面缆车上的人拍照。照片一张张看过去，画面其实差别不大，无雪的地方有些荒凉，时间似乎太长了一些。
青衣和肖正晚了一点，是打摩的来的。肖正那时刚从家乡来北京不久，租住在大钟寺附近，他们的经济情形似乎有点紧张，青衣说起花五块钱坐摩的，也不觉得尴尬。她的嗓音还和高中一样，带着一点脆生生的娇嫩感觉。聚餐之后，大家去了高梁桥斜街的一家K厅唱歌。
那次的歌厅和这家餐厅一样没有特色，只记得屋顶低矮，墙上贴着花纹粗糙的大理石，像在一间地下室里。青衣唱了《蜗牛和黄鹂鸟》，这是我高中就听她在班级晚会上唱过的，一直到现在，她的曲目似乎没有变过。她却专意坐到点歌机旁，我以为她要唱很多，原来是给大家点了一堆歌，都是《外婆的澎湖湾》《让我们荡起双桨》之类，大家最后把这些歌都唱完了。我发现肖正唱草蜢的歌很好听，但他显得沉默，多数时候在低头喝啤酒。
同学们陆续到齐了，入座时车钥匙落在桌子上咔嗒作响，回头再收进包里，话题围绕着孩子和房子。除了青衣，我和同学们几年来都没见面，他们开口时我只有沉默。大家开始吃饭，青衣抱着孩子用一只手夹菜。中间怀里的婴儿哭起来，青衣放下筷子，略微别过身去，给孩子喂奶。
从前我和青衣见面的地方，是五道口。
那时铁路还没有拆，每次从十三号线地铁下车，我总是跟着人流穿过铁路线，走到另一侧的购物中心和骑自行车过来的青衣见面。她在一个国家部委工作，单位那时在大钟寺附近，下了班骑车过来。我刚到北京时，在附近的一座大学读过半年书，对这里也算熟悉，那时还没有这家购物中心，我去过几次马路北面的电影院。
她的眼角添了不少皱纹，但眼睛还是从前那双，和她的声音一样，带着一种清亮，要人不由自主地注意到。
在高中，她有一个外号叫“大黑”，据说她的皮肤有点微黑，我却觉得是说她的眼睛，幽黑晶亮，似乎脱离了眼白，一直在转动。看进去，似乎有无限的深处，当然我是不敢直视的，毕竟在全年级爱慕她的众多男生中，我是不起眼到不会说出口的那个。
说到青衣的皮肤微黑，也让我想到她的家乡白沙，据说是个临江的县城，顺坡而上，江风熏蒸了她的瞳仁，也带来皮肤的微黑细腻。每次放假青衣回白沙，是坐船顺汉江而下，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多年后汉江客船早已停运，我站在金州码头荒废的驳岸上，仍旧会想到当年青衣坐船下行的情形。
后来我没觉得她有一点点的黑了，倒是白得透明，那是大一下半学期，她到学校来找我的时候，不过是由另一个男生陪着。
我们在图书馆旁边的凉亭里见面，凉亭的顶和脚下的小凳子都是圆形的，像一朵朵白色的蘑菇。她穿着一身白色衣服，轻声地说着话，我感觉像是微薄的月亮，皎洁不可触碰。
那时我已经给青衣写了几封情书，见面之后，我又写了很多封。她从来没有回过我。后来有一天，她再次来到我的学校，和几个男同学在草坪上聚会。聚会快完的时候，她让一个同学交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敞着口，里面装着半年来我写给她的所有的信。我的脸烧得厉害，那片草坪像是变得通红，一刻也不能停留。
从此后直到大学毕业，我没有参加过同学的聚会，也没有和青衣见过面。
直到有一天，我分配回了金州市，在师专教书。肖正和我取得了联系，我有些意外，他大学考到了北京，却分配回到了市法院。他出现在我那间只有一张书桌一张床的单身宿舍，身边有一位姑娘，穿着像是新嫁娘的深红衣服。我手里还拿着复习考研的书本，不敢直视，直到她用脆生生的口音提醒我，才明白是青衣。他们终究成了一对。青衣分配到金州市医院，我也明白了肖正毕业后从北京回来的原因。
他们在大学开始了异地恋，甚至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远远先于我那些冒失又笨拙的信件。
我想到了高中最后一次聚会，拿到毕业证后一伙男同学出去吃散伙饭，晚上回来校门已经关闭，只能爬墙进校园。几个啤酒喝多了的同学根本爬不上去，连滚带爬地到了草地上，立刻吐了一地，其中张丕吐得最厉害，坐在草地上哭了起来，说他喜欢了青衣三年。他的座位在青衣后面，她不时会回头跟他说句话，每次都像第一次，让他心里一动。他上课的时候心不在黑板上，总是在等待她转过头来，这样他的功课一路下滑，估计连翻围墙去金州师专都不行了。他脸上一行是泪、一行是汗，肖正安慰着他，说要帮他去向青衣表白。现在想起来，肖正是最深藏不露的一个。
以后我到他们家里去玩，是法院家属楼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不过布置得有情调。那时青衣已经生了第一个孩子，由婆婆带着。客厅墙上有一个镖盘，是让小孩子扎塑料飞镖用的。虽然生了一个孩子，也穿着家居衣服，青衣看起来和上次去我宿舍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就喜欢老公宠我，孩子爱我。”她眼睛亮亮地看着我说，我知道面对任何一个人，她的眼神都是这样晶亮。那时我刚刚考上了上海的研究生，要离开金州了。后来青衣告诉我，我考研的消息对她刺激很大，那一刻她下了也要离开金州的决心。
我们再次见面是在北京，时间已经过去七年，青衣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博士念到了二年级。张丕从西安来北京出差，看望青衣，她特地把我叫过去了。不久之前，我们在QQ上恢复了联系。
有天我正在编稿子，QQ界面上一个叫“苁蓉”的网友要求加我，没有说明自己是什么人。冲着她的同龄女性身份，我加了她，发现是青衣。她的短发图像不停地摆动，对话框出来得很快，问我看到她这个昵称想到什么。我说你真要我说吗。她说是的。“补肾请用肉苁蓉”。哈哈，她笑了起来，我似乎隔着屏幕都能听到她像铃铛一样的笑声。你还是才子脾气。我就是觉得这个药名好玩，后来才知道有这则广告，但也不想改了。
我想说“你也还是班花脾气”，但没有打过去。
我们在天坛附近见面，青衣一身白色的校服，似乎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上学的时候，金州工作和嫁人生子的情节都不存在。张丕那一年没有考上大学，回到本县复读一年，上了汉中的一所学院，毕业后在西安做电脑软件。
三人在一家不太熟悉的餐厅吃了饭，张丕买单，时间还早，青衣提议去一个K厅唱歌。没有“迷你包”了，开了一个小包间，三人落座显得有点空旷。
青衣唱的是那首《蜗牛和黄鹂鸟》。我和张丕唱过，她感叹，没想到你们都唱得这么好了，当时就是小孩子。她说话的声音，也像是在唱歌。
点的是三小时的套餐，到时候又加了两小时。结账时花了六百多块钱，我买了单，凌晨两点从歌厅走出来。青衣的学校在南郊，有点偏，我和张丕没有回各自的住处，跟着青衣穿过有些古老的校园，去了她的宿舍。宿舍里有两张架子床，似乎是四人合住，但其他的人都不在。房间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白色的，青衣的床更是这样。
没有毛巾，青衣找出两个“非典”时期剩下的医用口罩，绑在一起给我们当毛巾洗脸。我和张丕各自躺在一张上铺的床上，青衣坚持不肯在下铺自己的床上休息，靠在一把椅子上过夜。我们没有睡着，聊几句天。张丕说到他在西安的工作，他成了家，有了孩子，但对青衣，他似乎跟当初在学校草坪上吐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没有改变，每次出差来北京，他都会找青衣。
青衣讲她在这里的上学生活。当年她就是知道我从金州考上了研究生，觉得自己也一定要出来。学校生活有点清苦，课程也繁重。让她头疼的是做医学实验。当年考上医科大学时，她就是因为害怕那些被锯开、切断的人体器官选择了药科，但眼下还是需要偶尔跟那些福尔马林液浸泡的标本打交道。
我想起高中体检，青衣是最害怕的一个。她看见针头扎进皮肤，还没等到血抽出来就会尖叫着晕过去，本来微黑的脸变成煞白，整个教室的人都停下来望着她。谁也没想到她会上医科大学。
不过最让她受不了的还是活体实验。有一种实验是将容器装一半水，用镊子夹住一只健康的小白鼠投进去，同时按下秒表开始计时。小白鼠会游泳，但是容器的四壁很光滑，爬不上来，只能一圈圈地在水面上游，伸出微红的小爪徒劳地扒拉瓶壁，一直到最后体力衰竭，心脏休克沉下去。实验的目的就是观察小白鼠从落水到心力衰竭经历的时间。这个实验让青衣觉得特别残忍，她很想伸镊子进去把小白鼠夹起来，但按照要求，她只能冷静地在一旁观察，除了时间，还要记录下小白鼠在不同阶段的情态。
我们听完小白鼠的故事才睡着了。我模模糊糊梦见了青衣到大学凉亭来找我的那个夏夜，梦里什么都是白色的，又像是在一片水里，小白鼠一圈圈地游动，似乎又是我自己。
清早告别的时候，张丕向青衣要一张照片，我也要了一张，是她到北京后不久去坝上草原玩，骑在马上照的。马是教练牵着，没有迈步，马背上的青衣一脸笑容，腰挺得很直，像是高二的年级晚会上，她站在舞台中间领唱的姿势，我是第三个跟在她后面跑龙套的人。拍照的人应该是肖正。
那次联唱我和青衣发生了争执。本来按她的安排，我是排头出场大吼一声，模仿挑担的姿势，唱“太阳出来喜洋洋呃——挑起扁担郎郎扯，匡扯，上山岗哦哟——”，临到头我却不愿意了，觉得这句土气粗蛮，为什么单单落到我头上，坚决不服。青衣无法安排，后来只好赌气说“算了”。肖正及时站出来打了头。
事后回想，当时的念头不知从何而来，在我和青衣之间留下了芥蒂，直到在这个白色的夜晚消逝。
青衣的学校在天坛南边。那段时间我住在金鱼池，偶尔会和她约在公园见面。
天坛核心区要收门票，我们在外围地带穿行，头顶高大的榆树荫蔽，垂下暗绿色宽大的豆荚。一丛月季花只剩零星残迹，脚下一片草皮被踏光了。青衣说每年花开总有很多人来摘，园丁也管不住。有一个简易的沙地网球场，一对父女在挥拍，青衣说她来打过一场。
青衣的硕博连读快要毕业了，她有些想出国留学，但肖正不同意。当初同意她出来读研究生，对他来说已经不容易，说好的是肖正也到北京来读研，但他报了三次都没考上。
我想起上次回乡，几个同学一起去牛蹄岭农家乐吃饭，席间说到青衣和肖正的事情。肖正在金州市法院做到了研究室主任，院长赏识他，提起过让他明年下县做法院院长。我感到肖正很不想挪动。青衣毕业之后不回来，甚至出国的话如何办，同学黄觉说“谁也不知道，只有老天爷知道”。
下一次再到天坛散步，榆树的扁荚脱落了，草色带上一丝青黄。围墙上沿的天空了下来，只剩一些树枝刻画的轮廓，偶尔黑色的飞鸟掠过。网球场的网带有一边垂了下来，像是经了雨水，好久没有人来。
经过网球场，青衣说她放弃了出国的打算。她回省城跑了两趟，和当地的制药企业联系，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倒是在这边考上了一个部委的公务员。眼下看起来，只能是肖正来北京了。
那次在双榆树唱歌，青衣说肖正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现在是实习，半年以后要开始接案子，请大家有案源多多介绍。肖正低着头喝酒。
肖正以往是个健谈而稳重的人。在高中的班级活动上，他一般不是主持的角色，却总显得是重要人物中的一个。在金州期间的同学聚会上，他也是喝酒划拳聊天都来得，不说话的时候，也显得沉着。那次在牛蹄岭农家乐的聚会上，我感到肖正有了一些变化。谈到将来可能放弃法院的职位，出去做律师，他有些叹气。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叹气。
黄觉说，做律师的话，你得调整好心态。等于是一百八十度颠倒，现在是别人求你，到时你得求别人。肖正沉默地喝着啤酒，又吐了一口气。
有很久我们没有联系，有天我从万圣书园买书出来，在过街天桥上接到青衣的电话，说她这会在马路边，想要过马路，却感觉头晕得厉害。她怕自己出事，就坐在马路牙子上拨了我的号码。
“他们所有人都怪我。像是我在找事。”
电话打了四十分钟。原来青衣的母亲前一段时间去世了，是在金州中心医院的手术台上走的。
我第一次听青衣讲到母亲。母亲出身农村，小时候一只眼睛生“萝卜花”，那时没有钱去医院治病，就瞎掉了，“要是没有瞎眼，算是长得很好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后来嫁给了脸上有一块烫伤的父亲。父亲当时是半脱产干部，后来转了公办。母亲在家里地位非常低。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父亲和三个儿女，头一顿剩了饭，第二顿母亲总是自己吃完，还说剩饭好吃，却从来不要青衣陪她。
这次母亲得病，只是一次小手术，青衣也没有请假回去，只是帮妈妈联系好了床位，就在青衣从前工作的金州市中心医院开刀。没想到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妈妈没从手术台上下来。青衣的手机跌到地上，摔成了碎屏。
青衣连忙赶回去，肖正因为在外地出差还晚了一夜。到了才知道，可能是手术时间超过预计，麻醉师追加用药有问题。医院认为是母亲心脏有问题，说病人家属隐瞒病史，不承认是医疗事故。虽然医院负责人是从前青衣认识的，态度却非常差。
让青衣最难受的是，母亲上手术台头一天，晚上仍然是吃了半碗剩饭。在场的父亲和哥哥的态度，也不像是青衣想象中的难过，包括肖正。他们接受了医院的方案，拿了四万块钱赔偿，不再追究医院一切责任。青衣本来不想在协议上签字，但他们都叫青衣不要闹，让母亲入土为安，青衣违心地签了字。
签字火化之后，青衣的心却格外疼起来，似乎妈妈真的是有什么心脏上的毛病，遗传到了自己。她想不通医院的态度，想不通父亲和哥哥的神情，想不通自己为什么签了字。最想不通的是妈妈吃了一辈子剩饭，临走之前的最后一顿，仍然是半碗剩饭。
她想申请医疗责任事故鉴定，追究那个麻醉师和医生的责任，和医院较劲到底，为母亲挽回一份公道。没想到这个想法一出口，肖正是最早不赞同的人。肖正已经因为善后的事耽搁了半个月，他手头搁下的，是在律师事务所接的第二个重要的案子。当时两人刚刚从抵达北京的火车上下来，肖正提着东西，说求你别闹了，我给你在这儿下跪行不行。你要替我和孩子想一想。北京西站的广场上人来人往，所有人都提着大包小包，肖正的双手下垂着，显得东西很沉。青衣很想转身跳上火车，但她最终跟着肖正爬上了天桥，过街去坐公交车，到六铺炕转乘地铁。
替我和孩子想一想，是当初青衣想出国做博士后时肖正说的同一句话。青衣想到了他是怎样不情愿地离开金州法院，为了自己来到北京。这半个月里，孩子一直留在北京，由肖正的父母带着。站前广场人来人往，她压下了转身买票上火车的想法，但心里感到他是在拿同样的话堵自己，心里有些憋得慌。
回家后跟爸爸一通电话，他的语气让青衣心口堵住的气彻底炸开了。好像在他心里，妈妈这个人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他巴不得摆脱了这个负担，这几十年来不是妈妈一直在承受，倒是在给他这个调进了县政府机关工作的人丢面子，是他一直在忍耐的。
青衣放下了电话打给再次出差的肖正，说了父亲的态度，没想到肖正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忽然声音很戗地责备起她来，说你能不能不要只想自己，不要再找事了！这么多年来，你有一次替我和孩子想过没有？
“这是他第一次和我这样讲话，我从来没听过他用的那种戗人的语气。”青衣说，比起肖正说的内容，他的这种语气更叫她伤心，好像从前他那种低沉浑厚的男中音都是假的。
在和父亲、哥哥的争执中，肖正站到了父亲那一边，青衣完全孤立无援了。这也是他从认识青衣以来，第一次没有和她站在一起。
“所有的人都在怪我，好像我才是那个最可恶的人，那个害死了母亲的医生反倒没有问题。”
中午下班吃饭的路上，她想到这件事，头一下子昏起来，只好坐在马路上给我打电话。我是她想到唯一一个可以打电话的人。
我记不清在电话里对青衣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让她不要急着过马路，不行的话，我可以赶过去。青衣说不必了。四十分钟后，青衣终于开始过马路，仍然通着手机，我能隐约听见那头车轮驶过道路，像是一出话剧的换幕，舞台忽然沉默了，能够听见幕布窸窣的声响。后来她说好了，我过了马路了，谢谢你。我挂了。
以后我搬到了虎坊桥住，离湖广会馆不远。为了母亲的事情，青衣和肖正以后请我在湖广会馆吃过一次饭。那次的电话之后，青衣并没有放弃。她想让我找个记者报道。
这是肖正来北京后我第二次见到他，与那次唱K时比，他有点发福，脸色不是很好，自己说是经常要陪酒熬夜。他跟客户唱过很多次K，有时也陪法院的人唱。青衣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看起来是在争执之后仍旧顺从了青衣。我说对你来讲，母亲的意外事故当然很大，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事情。但是对媒体来说，是不大不小的。听到这里，肖正点了点头，附和了一句，身子也稍微坐直了些。
我说外地的记者不大会关注，大体要找金州本地的记者。青衣说本地记者不行，他们跟中心医院都有关系。商量到后来，打算找省城的一家报纸试试，他们在金州有个记者站。我并不认识那个记者，只是给了青衣一个电话。那顿饭我想要掏钱，青衣坚决不肯，还说到那次唱K也让你大花了钱。她似乎这时才注意到周围的环境，说这里古色古香的真不错，里面是不是还能听戏。
我们从餐厅里走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黑定，没有方便的公交线，青衣和肖正站在街边打车。
北京的秋风已经有点冷，我们都有点伛着身子。我想到那张青衣送给我的照片，夹在我相册的某一页里，相册却在从联想桥到虎坊桥的最近一次搬家中找不见了。
在五道口见面时，我总是等青衣放好了自行车，走进熙攘的商城大门，坐扶梯到五楼去吃饭。她带着一把白色的链条锁，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树身上，说这是别人告诉她的经验，不然小偷会开着三轮车，把车后轮抬起来推上车开走。树身都刷着防虫蛀的白粉，有时候我怀疑那把链条锁是沾上了白色，又会沾到青衣的手上。
母亲去世的事情不了了之。我也不好去问。父亲在白沙县城没人照顾，青衣把他接到了北京，肖正的父母回家乡了。
吃饭的时候，青衣说，接来父亲后，她有些后悔了，觉得简直没法相处，“不知道那些年母亲怎么忍的”。
父亲喜欢抽烟，孩子回到家里的时候闻到有味道，总会无意皱一下鼻孔。孩子从来没有和外公生活过，其实青衣闻到烟味也不习惯，房间又窄。父亲抽烟时，她习惯性地去开窗，当时又是冬天，父亲就觉得是嫌弃他，还发了一通脾气。他出去不和青衣说，跟肖正更是很少打招呼，也不会用手机，常常让人找不见，过了吃饭的时间他才回来，问多了他也生气。
父亲不爱洗澡，用的毛巾发黑了，舍不得换。洗澡时，他不习惯淋浴，总是从喷头把水接到洗衣服的大盆里，坐在里面泡。来了一段时间之后，青衣发现自己和小孩都莫名地身上起疹子，皮肤发炎。吃饭时提起这事，父亲也没有言语，过后青衣发现他不再使用大盆子，改成了淋浴，另外给自己买了一条大毛巾。有次他在阳台上吃什么药，青衣以为是老年人的常用药，等父亲出门了，青衣倒垃圾桶无意间发现，父亲吃的是淋必清胶囊。青衣大吃一惊，联想到近来自己和儿子身上起疹子的事情。
晚上，青衣趁肖正和儿子不在追问父亲。父亲吞吞吐吐地承认，母亲去世之后，他在金州自己去找过两次，没想到就感染了，一直在自己吃药，用大盆子洗。他以为用了药就没事了，不想还是影响了青衣和孩子。青衣这才想起有时候闻到洗衣盆有股药味，气不打一处来，不知道怎么说父亲，只好自己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幸好还是一般的细菌感染。这次事情之后，父亲有点灰溜溜的，自己说是北京的房子窄，挤不习惯，要回老家去。青衣家买的就是以前租住的二手房，图个离单位近。
“也只好由他回去了。”青衣说。自从当年上高中从白沙出来，就再也没有和父亲一起长期生活过，这次把父亲接过来，想不到结果是这样子。
我问父亲是回白沙吗？青衣说母亲去世后，父亲也离开了白沙，现在住在金州。在父亲回家的事情上，肖正不置可否。反正他在家里的时间不多，总是到广西出差，不知为什么，他律所的主要业务似乎是在那边。自从母亲的事情以后，青衣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了。
“我希望你能去白沙看一看。”火车驶过的轰隆声里，青衣忽然对我说，第一刻我没怎么听清。
青衣在商厦楼下解开了自行车，楼下广场上添了一组体态奇特的人物雕塑。我们一起往道口方向走，正好遇到火车通行。一个女声的警告一遍遍响起，蓝色的信号灯蓦然变红，道口两旁的栅栏快速推过来闭合。车和人流在栅栏两边齐刷刷停下来，等待轰隆隆的声音到来，在面前形成一道屏障，一扇扇车窗模糊地闪过，依稀看见里面叠沓的无数张脸，却又无法分辨任何一张。漫长的时间过后，道口重新开启，人群车流纷沓穿行，青衣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这让我有点意外，似乎她能看到我心里的想法从高中时隐伏而来。
高三上学期刚开学，班上发生了一件出名的事。几个男生一起去白沙，看望生病的青衣。
开学第一周，大家都到齐了，只有青衣的座位空着，后来知道是她暑假生病了，没有来报到。到了星期五，青衣的座位还是空的，班上的一些男生坐不住了，后来他们竟然商量好，周六一起去白沙，探望生病的青衣。因为当天回不来，他们需要旷半天的课。
我知道消息的时候，他们已经从白沙回来，里面有肖正，也有张丕。张丕告诉我，他们图省时间，没有像青衣平时一样坐船去北河，是坐火车到了白沙车站，却还要换一道船，才能到青衣住的河街。在码头上，望着那一江水，张丕忽然失去了勇气，跟另一个同学回金州了。因为青衣的妈妈在公用电话里听说有四个男同学要去看青衣，吓得说不出话来。只有肖正和另一个同学最终成行。
我当然没有勇气参与，似乎也无此资格，但是比起去了白沙的男生们，即使是走了一半的张丕，心里总好像少了些什么，虽然青衣不久也就来校了，这件事情也似乎未曾发生过，老师不追究，同学也没再提起。
青衣说，她想让我去看看白沙的原因，是希望我写一下妈妈。“可惜我自己写不出来什么”。
下次见面是在一年半之后。青衣添了一副眼镜，依旧推着自行车，在铁道口那边等我。我这才知道，八年的硕博连读让她患上了近视，以前一直戴隐形眼镜，有了干眼症状才换成框架镜。镜片将她眼神原本的晶亮遮住了，让我感觉有些陌生。直到在地下一层一家塔利亚餐厅里坐下，取畅饮饮料回来后，我告诉她，自己去了一趟白沙。
那天我是坐大巴走高速路去白沙的，大巴是过路车，只开到距县城之外的高速路口，换乘蹦蹦车。蹦蹦车经过了传说中的火车站，在两条紧临的隧道之间，像是一座道口。现在新修了一座桥，去往县城不需要再坐轮渡。从县城下到青衣家所在的河街，只有一条颠簸的小道，尘土混合着沙砾飞扬。河街在坡下的江边，和县城分割成独立的两部分。
我经过了一家铜匠铺，铺子里光线黑暗，陈设着各样铜制品，这在童年是一种贵重的东西，上小学有半年时间，我曾经着迷地在小镇上寻找一起铜质的小型物件。这家铺子里全是深浅错落的铜，却说不上琳琅，没有一点和后者关联的光泽，似乎已经习于被深深遗忘，甚至不需要真的有营生，连主人都似乎不在。这家铜铺标明了两段分明不同的地界，我跟着就看到了路里边镶嵌在崖壁上的水泥壁龛，似乎和崖壁合为一体，下面却又泄漏泉流。起初我有些迷惑是什么，后来想到是水舱，就是来之前青衣对我提起的童年时母亲每天去打水的地方——天生是一股泉流，经改造成了水保站。
这样别致的水保站我还没有见过，当初它几乎满足不了老街用水的需求，妈妈不得不排上半天队。眼下泉流仍在，出水口却落满灰尘，似乎已被放弃。离此不远的老街，可能已经不需要来这里每天打水，它待在江边，有一部分挂在沿上，和披顶的白色县城不同，几乎全然是黑色，保留着木板和瓦片的原貌，从青衣的童年以来没有增加任何东西，只是不断在减少。
我走上老街，两旁房子几乎都空着，房间里黑魆魆的，透出潮气。似乎一次涨水刚刚退去。整条老街像是一条深深的走廊，只有寥寥的房间透出微光，门户后隐约有人居住。偶尔侧巷有石阶通向坡上，另外一些破敝的房子，也都寂静毫无声息。这个昔日两省交界水码头的荣光，只在砌筑石阶的几片残碣断碑上留有痕迹。有时候感到怀疑，这里怎么还没有拆除，要省下这最后一步，长久搁置在这里。
青衣说，她家住在半坡的房子里。那些曲折崎岖的石阶，正是当初妈妈提水一步步踩上去的路线。每一步，妈妈都尽可能地用力，不让桶里的水洒出来一些。青衣有时提着茶壶跟在母亲身后，也努力不让水从壶嘴里溢出来。
水这样缺，却又在每年春夏涨起来，涨水的时候，即使坡上的房子也不能平安。白天坐在木格窗子前，看着江水涨起来，先是够着了跨江的浮标，托着浮标的大塑料球寸寸上升，像是一种游戏装置。后来老街上水了，人踩着水在街上着急来回走，搬东西。水上了老街，比先前涨的速度要快、要急，现着湍流，带着水花，一波波淹过了老街屋顶。有些太老的房子倒塌了，没有声音，像是孩子搭的火柴杆在水下散掉了。
这时候要做预备了。晚上睡觉，母亲睁着一只好眼睛仍旧坐在窗前，打着手电筒盯住水位。到半夜被妈妈喊醒，床脚漂起来了，只好撤退。没有多少家具，衣物被褥早就收拾好。这时，父亲总是下乡抗洪不在家，行李大多提在母亲、哥哥手上，几领席子用来就地过夜。似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一切仰赖江水，又会被江水带走。
在这里，找不到母亲的痕迹，也没有青衣的。江水能给她的一切，清亮的眼睛、轻捷的腿脚和微黑细腻的肤色，她已经都带上走了。在五道口华联商厦里，她脸上的皱纹比一年前又增加了一点，我们见面的话题并非这篇也许永远不会写出来的小说，轻轻提起又淡淡放下。
好在青衣没有时间多去想这些事。她的单位新成立了一个二级所，她竞聘上岗当了一个处室的主任，压力越来越大，和副主任还有其他两个处室的主任竞争，四个人都是女的，“人家说三个女的一台戏，我们有四个，可想而知”。
她讲了不少副主任挖墙脚和另两个科室主任给她穿小鞋的情节。副主任和一个主任是“八〇”后，另一个主任是北京本地的。青衣感叹，我们这种七十年代生人，知识和想问题的方式都是旧的，跟不上时代，又是农村来的，“比心态比不过北京人，比聪明比不过“八〇”后，总是在夹缝中才有你的位置。”
眼下斗心眼的关键是要提两个所长助理，三个里头只有两个位置，因此很激烈。青衣没办法多跟肖正说，他还是那样经常出差，回来总是很累的样子，似乎来到北京之后，他一直都没适应过来。青衣意外的是，最近他的人有些变了。
吃着串串香的青衣激动起来，她在串串上抹了很多辣子，我觉得有点太多了，“他一定是有情况了”。我看到了她放在桌面上手机屏幕的裂痕，从右上角一直蜿蜒到左下端。她似乎一直忘了给手机加上保护膜，也不打算换屏。
肖正的律师业务一直没打开，青衣自己负担了房贷和开支的大头，肖正只需每月给家里交四千块钱。为了接到案子，肖正经常在外应酬，回来得通常很晚。以往他也曾经陪客户进娱乐场所，但只是喝酒唱K，但这次不一样。
对面的青衣显然陷在一种情绪里，以前我在她身上从未见过，就像从未见过她这样吃辣椒。这让我想到一部叫作《人山人海》的电影，电影里主角和在朝天门码头扛活的表弟下小馆子吃饭，表弟不停地往碗里加辣椒，加到第四勺时主角制止了他。
青衣说，以前觉得肖正很好，现在感觉他也就那样了，要说还有可取之处，就剩下长得还算帅，其实现在发胖了，也不帅了。
我想到了高中毕业，全宿舍去照合影，破天荒照艺术照。肖正戴了一顶许文强式的帽子，脸部轮廓被侧面的灯光打亮，很有线条感，双手插入白色夹克服兜，这张照片一直留在我的相册里。而我留下的照片，是手托腮帮凝望前方，黑色裤兜露出了翻白里子的破绽，我总后悔当初没有掖进去一点。
告别的时候，青衣说她其实也不怎么生气，“反正我也有喜欢的人”，在省城，并不是说现实中要发生什么，心理上有这么个寄托，不是把心都放在肖正身上，也就无所谓了。我问她是张丕吗，她说当然不是。那次在宿舍过夜之后，我没有再见过张丕。
五道口的灯火也次第地亮起来，马路对面的电影院消失了，变成了一溜儿韩式黑暗料理。灯光似乎变多了，下面却有些空旷感，夜风带着秋初的凉意，从北方过来。这些年过去，五道口变了很多，经过道口的铁路线，也有风声说要拆除了。想到十年前我在附近的宿舍老楼水房里洗脸的情形，也像一场梦。
下一次，我们见面的地点改在了北苑商城的一家餐馆，离我新近租住的天通苑近一些。青衣开车过来，因为搞错了相似的两个地址，迟到了二十分钟。
相比起上次，青衣的神情显得平静。她在升所长助理的竞争中失败了，尽管所长也说得上欣赏她。其他两个主任升了上去，青衣下面的副主任变成了另一个室的主任，这是她先前和那个室主任结盟的报偿，青衣变成了唯一的失败者。失败了也好，心反倒放下了，不像那段时间焦虑得不行。
“我想生个二胎。”她说。
开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嗓音和过去有了变化，那种脆生生的声线不见了，有了一种别的感觉，像是在当初那群青春期的高中生里，她的变声期独独推迟了二十多年。
过了四十岁，事业眼看就这样了。和肖正的关系也越来越无味。虽然有一个大儿子，但生产时怕疼，虽然很年轻，依旧没有听从医生建议选了剖腹。小时候都是爷爷奶奶带，青衣觉得有些疏离，孩子也不大亲自己。从四十岁到五十五岁退休，有一个长期的空当，青衣觉得自己会非常寂寞。生一个孩子，陪他长大，这十几年可以顺利度过去，孩子长大，人也就退休了，不用再想这么多。
但是青衣是事业编制，不允许生二胎。如果强行生下来，很可能会丢工作。眼下有放开二胎的风声，青衣觉得我是跑新闻的，想问下我情况如何。
我说，这还只是代表、委员在两会上的提案，政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也许很快，也许拖好几年，“中国的事就是这样的”。
青衣点点头，说她也明白这个。在单位待久了，她不知道自己出来能做什么，但就是想生，不然自己过得太苦闷了。她跟肖正探了下口风，肖正坚决反对。
我说，你出来找工作，我倒不是太担心。担心的是你的问题，不是生个孩子就能解决的。
青衣没有回答，只是望了我一下。我依稀看到，她的眼睛里有血丝，比起上次见面，似乎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翳。
几个月之后，我接到青衣的电话，就像那次在天桥上一样，语气急促，似乎是在另一个马路边或者铁道口打给我。
我要疯了。她说。肖正怎么也不答应。我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他还是不松口。他说，我是在想毁了这个家，毁了他。肖正还提起当初为了青衣辞职到北京的事来，你一直都是这么任性。他说。我放着法院院长不做，到北京做律师，低声下气。
青衣知道，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没有适应过。
但是不生这个孩子，青衣似乎活不下去。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个还没有怀上的孩子身上，不然她就是容器里的小白鼠，焦虑地转着圈游泳，却找不到能够攀缘的地方，连一处凹陷、一个铁钉都没有。完全不知道怎样度过这没有目标也没有乐趣的十年。
我说这孩子身上的任务太重了，对他有些不公平。青衣说，我会足够爱他，全心全意为他付出。
肖正把青衣的想法告诉了两边的老人，所有人都不同意她冒丢工作的风险，青衣的父亲也站在肖正一边责怪她。
父亲回了金州以后，找了个老伴。青衣不赞同父亲找这个老伴，她开始是来给父亲做家政保洁的，两人裹在了一起。青衣觉得她无非是看上了父亲的退休工资，根本不会像妈妈那样，好好照顾父亲。可是父亲自己同意，青衣也没有办法。父亲带着老伴来北京玩了几天，青衣怎么看那个女人都不习惯，逢年过节回去也只是敷衍一下。
“肖正说我总是拿她和母亲比，自然是瞧不上。”
想生二胎的事情一出来，青衣在家里的处境就回到了母亲去世的时候，自然谈不上在父亲的再婚上发表意见了。
我和青衣很久没联系，不知道生孩子的事到底怎样了。后来看到二孩政策出来，给青衣发信息，知道她在美国进修，暗中怀上了孩子，单位还不知道。她已经看到消息，只是不知道何时实施到单位，我问她怀孕多久了，青衣说四个月，我说那应该没问题，现在生育率下降，政府也操心。
青衣回国的时候，政策如期实施了，不然她挺着大肚子回来是很麻烦的。那次在西土城吃饭，大家并没有聊到青衣的好运气。似乎对于在国家单位工作的几位同学来说，打这种提前量毕竟是犯忌的事情。
这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铁道闸口终于消失了，铁路线已经拆除。青衣没有再骑自行车，看上去有一丝疲惫，但比在西土城见面时的脸色好，看上去有些恢复了生孩子以前的样子。我问她工作情形如何。从美国进修回来后，她被调到另一个室，比起原来的岗位是闲职。单位也被重组为另外一个研究所，再次选拔所长助理的时候，青衣还想去竞争一下，平时跟她关系最好的一个室主任劝她说，你在进修期间生了孩子，又休了产假，现在回来还没多久，最好还是别掺和了，“有点自知之明”。
青衣听了她的，心思都花在儿子身上。这次除了坐月子，青衣没有太让老人带孩子，自己上手，她和保姆相处不好，换了几个，很多事情要自己做，有一些疲惫，但还是很快乐。“生这个孩子，真是太值得了，什么也抵不过。”她的脸上洋溢起笑容，从在北京见到她，似乎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笑容。
青衣告诉我，在最终生产之前，她曾经非常担心，因为在这个孩子之前，她还没有去美国进修的时候，曾经早产了一胎。三十八岁的她，以为自己生孩子的想法要落空了。还好肖正爸爸是中医大夫，保住了胎，虽然最终因为仍旧是剖宫，她像第一胎一样，并没有经历自己期待体会的疼痛，但这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面对青衣的满足，我感到当初的一丝担忧似乎是多余的。我也想到肖正。这一次，他终究还是顺从了她，就像当初从家乡出来，辞去了法官的前程改当律师。这个过程，从那次他去白沙看望生病的青衣，坐轮渡去到老街，又爬上那些曲折巷道的时候就开始了。回想中学操场上张丕痛哭呕吐的情形，我终于不再对肖正的深藏不露心怀芥蒂。
青衣的微信让我有些意外。过年的时候，我回了老家，看到她发的在省城带孩子看病的朋友圈。回北京之后，我们在惠新西街吃了一次饭，知道过年她回了金州，在父亲家里过了年。老伴把父亲照顾得还好，但“不是妈妈那种照顾”，就是你想做啥随便你，譬如喝酒和熬夜打牌，不会像妈妈那样规劝。
父亲给老伴买了养老保险，又购了墓地，青衣疑心买墓地的钱动用了母亲的事故补偿款。
初一去了肖正家的县城，当天孩子发病，又去省城，后几天年假都在医院。
孩子的病把人吓得不轻。年前就有症状，以为是感冒，忽然倒在地上开始抽搐，口吐涎沫。立刻送到医院，医生说再来迟一会儿，可能就把脑子抽坏了。
我问不会是癫痫吧，青衣说可能不算，但医生也说，有了抽搐的经历，就很难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查了一圈，心电图和血液没有太大问题，但还没去做脑电图，似乎这么大的孩子做了不好。
我问排便的问题怎样了，青衣说现在还是不肯拉，只有强制。“我在还好一点，要是他爸或爷爷在旁边，说什么也不肯，好像故意作对。”
“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这么不好带。”青衣叹了口气，“按说肯定是最珍贵的，最应该用心去爱的，可为什么这么多烦恼呢。”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孩子可能知道当初你要他的心理。他压力太大，现在就抗拒你。母子间的能量是流动传递的。要不你们去做个能量疗愈，我有两个朋友都干这个。
青衣苦笑了一下，说到自己最近想买个医疗险，今天上午确定被拒保了，因为上次检查是疑似乳腺增生，现在确诊为结节。她觉得跟这几年的心境有关系。
我问肖正身体怎么样。以前我知道肖正有高血压，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她摇摇头说也不行，尿蛋白一直处于正常边缘，“可他还喜欢喝酒”。
喝酒大部分是应酬需要，晚上见客户回来，往往是喝得醉醺醺的，一股醉意。到了广西或者其他地方出差，自然是更免不了。青衣说到现在客户的苛刻，比如说一桩债务官司，一定要到执行完毕才能拿到提成的律师费，并不是事先支付。往往费劲做了大半年的案子，最后败诉或者赢了执行不下来，一分钱都拿不到。吃顿饭喝大酒，自然是免不了的事。
青衣觉得可气的是，肖正似乎已经离不开白酒，不仅是做案子，每次回金州，即使是在和黄觉几个人的饭局上，没有劝酒的压力，他喝得一点也不少。“明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他还总是干杯最爽快的那个。说他一句也听不进，闷着脸，好像我破坏了他的好心情。”
“他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他是个淳朴的孩子。”青衣轻轻地说，眼睛望着什么地方，手握的玻璃杯冒出水汽，在她眼前弥散开来。